满眼儿孙满檐日，饭香时节午鸡啼。从古至今，子息繁衍和耕种劳作是乡村生活的全部，前者传宗接代保证血脉相承绵延不绝，后者创造积累财富是为体面尊严的生活。农耕社会繁重的体力劳动离不开男丁，十个红花女抵不上一个蛤蟆汉，子息兴旺就是洪福。我的家乡和家门那些子息往事仍是人们的谈资。
　　
　　 一
　　 一九六八年深秋的一天，六十岁的二爷培轩从沙洋农场劳改队释放回来了。劳改队的领导通知二爷的家属去沙洋接他，他的大女婿我们称呼杨姑爹带他回来在杨井村家里安顿下来，这样，二爷就得跟着长女长女婿养老。大姑夫妻俩对他很贴心，二爷很自觉地揽下照看几个外孙的重任。有时望望屋后山坡上二奶奶的坟冢，二爷一串串忏悔的泪水不由自主地流淌下来，十几年的劳动改造，想想贫弱的母女三人怎么熬过来这没有男丁支撑的生活，听说是裹着满清末年的小脚的二奶奶，挨家挨户乞讨才度过荒年。二奶奶是二爷结发妻子，忍辱负重一辈子，她每次回娘家，娘家人总要送给她满筐满篓的粮食蔬菜，由娘家兄弟们护送返回她的茅草屋，上路不久娘家步履蹒跚的老太太，还带两个黄南瓜追上来塞给她。直到大姑婚嫁时男方答应落户女方，二姑也能当壮劳力下地劳动，割麦插禾有了人手，一家人才不再担心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可惜二奶奶不久沉疴不起，撒手人寰，在二爷结束劳改前就病逝了。
　　 花白的短发佝偻的脊背，在沙洋的劳动改造，磨平了他强势张扬的个性和棱角，曾经顽劣强硬的二爷，再也不是二十多年前那个无法无天、打家劫舍的后生，只有硬挺的高鼻梁，仿佛还显出一丝当年的桀骜不驯。此后，二爷的三男三女六个外孙，从呱呱坠地到背起书包上学，这期间都由他看管。
　　 很多年前，二爷培轩在我们老家还是个人物，属于别人都不敢惹的那一类。关于他的子嗣瓜葛，直到九十年代他老人家离开人世仍没平息。
　　
　　 二
　　 一九三零年前后，我们家族在襄阳南漳交界处的艾家湾居住，行政区划是属于襄阳县，离泥咀岗庙村不远，在方圆几十里算得上人丁兴旺、家道殷实。那一辈兄弟五人，我爷爷排行老四，还有一个小姑奶奶。大爷培元、二爷培轩、三爷培宇和我爷爷培良、五爷培定相继成家，一大家子聚族而居，不曾分家。老太爷老太太期望全族人和和美美、团团圆圆，互相帮衬。家族拟定族谱时，把“国恩家庆、万世永昌”等作为子孙后代各个辈分取名依次必用的字，祈盼子孙万代绵延不绝。
　　 儿媳妇进了家门，自然被主持家政的公婆训导得服服贴贴，纺线织布、喂猪养鸡，在农田菜园忙里忙外，个个温良贤淑，人人称道。奶奶说那时清洗、晾晒全家人衣服，还得分个长幼尊卑，上衣搭满一根长长的竹竿子，依次是太公的、太婆的、然后是大爷二爷兄弟几个的，最后才排队晒媳妇们的，裤子也晾满一竿子，要按顺序摆放不得造次。否则，老太太就会数落一番，教训媳妇们没规矩不懂礼数，媳妇们还得乖乖地把衣服重新搭好，保证下不为例。
　　 那个年代，妇人们生养孩子倒是不少，由于生活和医疗条件比现在差得天远地隔，成年人的寿命尚且不算很长，小孩子健壮存活的也不多。那几房到三十多岁还没一儿半女，倒是四房我爷爷奶奶相继生育的五个子女，慕煞大家族的几位老弟兄。奶奶早先生的两个孩子不幸在婴儿期夭折，她在二十四岁本命年才诞下健康皮实的男婴，就是我的父亲，这正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战爆发的关头，兵荒马乱期间出生的孩子更是稀罕得很。我父亲算是太爷的长孙，不仅请了有名望的长辈给他取名为国仕，意味将来学而优则仕、出人头地、光宗耀祖。伯叔们想过继给他做儿子，压子续香火，让自个子嗣兴旺。但是，我父亲后来当了三十七年的中学数学教师，并未如家门所愿加官进爵。
　　 二爷培轩整天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丢人现眼，还明目张胆包养小老婆，土地家产挥霍不少，看着家财渐渐散去，太公太婆暴跳如雷，恨铁不成钢，却拿孽障培轩没办法。最终太公太婆不得不领着一大家子，从艾家湾迁居到离老屋场几里远的徐家畈，后来划归南漳县管辖。岗庙那一带就是我们的老根据地、大本营，现在泥咀周边仍然生活着我们同姓同族的本家子。因为生活居住在两县相邻的地方，我们家族和附近几十里有着千丝万缕的姻亲、血缘联系。
　　 我父亲说土改时我们家族按照家庭财产数目划成中农而没有被划为富农，那是因祸得福，一家上下没有挨整挨批。不久，太公太婆相继离世，二爷愧对老人家，他提出要风风光光地为他们安排后事，后辈们竭尽所能，把丧事办得比较体面。奶奶说那棺材里用大红缎面裱糊得亮眼睛，依旧显出老人家生前气气派派的样子。之后，爷爷和他几个兄弟分家过日子，有的搬走了。
　　 大奶奶和大爷拉着他们这个六岁的大侄子国仕回到他们简陋的家，大爷田里忙活，大奶奶纺棉花，不忘好生招待大侄子，最可口最奢侈的食品炒花生，却留不住这个小孩子的心，他哭闹着要回到亲爹亲妈身边，他不吃不喝，两天后孩子犟过了大人，被送还给亲生父母。我父亲讲起他小时候这段经历，觉得很对不起他那盼子心切的伯父伯母。直到四十岁，大爷和大奶奶才生一棵独苗碾子叔，两年后大爷培元病逝，大奶奶改嫁，碾子叔被二奶奶领走抚养，这是后话。
　　
　　 三
　　 我父亲出生那年爷爷刚满二十岁，他整整比奶奶小四岁，奶奶说旧式的包办婚姻都是父母和媒人说了算，之前男女都不认识，直到结婚拜堂那天，才见到对方的本来面目。爷爷本分顾家，和二爷秉性完全相反，凭着一手不算赖的木工手艺养家糊口，收益比另外几房稍微好一些。奶奶是个十足的粗糙人，裹着小脚，大脸盘宽额头，从小就有一只眼睛失明，而且她多年耳背，需要对着她耳朵大声说话才能听清。但是爷爷从未嫌弃她，他平时一碗辣子、一袋旱烟就能品得有滋有味，外出做木工活挣的钱悉数交给奶奶。奶奶不吃辣炒菜从不放辣椒，但她会专门给爷爷和爱吃辣椒的孩子炒一盘辣椒。奶奶责怪爷爷天天吸旱烟薰黑了五脏，熏成了哮喘病肺气肿，他只当没听见，也不顶撞，奶奶吵吵没劲就歇火了。总之，我们没见过爷爷奶奶硬碰硬地吵架，爷爷在大立场上还是听奶奶的安排。小辈们有什么事被爷爷阻拦了，就往奶奶面前洒眼泪，奶奶对着爷爷吼两句：“死老头子，你咋还不依了娃子，你就恁狠心？！”爷爷就会让步默许，所以，孩子们都把奶奶看得很重，就像戏文里的佘太君。我父亲说，建国初期他十五岁时想去县城南漳读中学，爷爷说家里劳动力不够，不许他去，一连两天父亲伤心得吃不下饭，奶奶看不下去了，和爷爷争了两句，还真管用，第二天，父亲就背着行李高高兴兴去上学了。
　　 大堂姐是二爹的前妻所生，刚满月二娘就病逝，正赶上五九年大饥荒，奶奶用少的可怜的大米杂粮，熬稀粥喂养这个嗷嗷待哺的长孙女。后来二爹再婚，奶奶担心长孙女跟着后妈受气，千难万难也要留她在身边，把她一手带大，直至她出阁。大堂姐十六七岁那年春天，和几个邻居姐妹约好去隆中踏青游玩，爷爷怕花钱不准去，其实也就只花几毛钱买门票，她们步行去是不用出车费的。同伴们来喊她上路，大堂姐倚在墙角嘤嘤哭泣，奶奶冲着爷爷瞪眼责怪：“没妈的孙女多可怜，老爷子舍不得给钱我给。”大堂姐如愿以偿，像放出笼的小鸟，和朋友们开心地春游去了。八十年代，大堂姐嫁到泥咀镇陈家，结婚回门宴席是爷爷奶奶忙活几天，并且奶奶亲自下厨，整出几大桌子菜肴款待道贺的亲戚朋友。一年后大堂姐生了大胖小子，陈家姐夫骑着自行车来向奶奶报喜，说坐月子的大姐盼着要见从小带大她的奶奶。奶奶喜上眉梢，拣出早已准备好的一百个鸡蛋一百个鸭蛋装满一个大竹篮，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亲自去送祝米，看望长孙女和刚出生的小重孙。
　　 在我幼年时，我们家早已没见过年长的人们诉说的饥荒，日子虽然不算宽裕，奶奶想尽办法做出糖粿烙（包糖的发面饼子，烙得两面金黄）、炒米茶，把每个孙子孙女饮食生活调剂得有滋有味。每年除夕的团年饭都是奶奶忙活张罗，尽量做得丰盛可口，儿孙一二十口团团圆圆吃得美美滋滋。奶奶见不惯儿子媳妇严苛地责打孙子孙女，只要瞧见，她都立马赶过去护着孙子，数落他们打伤了打重了，孙子们往往就像见到救星，非常感激奶奶。
　　 爷爷安分守己，奶奶宽厚仁爱，膝下儿孙满堂，五个孙子、七个孙女逢年过节玩在一块，真是热热闹闹，十里八乡人人都夸他们前世积德一团和气，子孙兴旺。
　　
　　 四
　　 我记事以后，看到两个叔叔把婶娘娶进门，后来她们身怀六甲时，走路也不娇气笨拙，依旧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铲草积肥，这在今天真是不可想象。两个堂弟先后降生，奶奶和五奶奶用艾蒿煎水给他们洗三，听着小猫样的啼哭变成响亮的大哭，人们说婴儿都是见风就长。大人们却请来山坡大路那边的黄家奶奶，给婴儿和坐月子的婶娘扎瓷针除风气，他们找来破碎的白瓷碗片，把那尖尖锋利的顶端蘸上白酒消消毒，对着婴儿裸露的小肚皮不断地扎，婴儿惨叫大哭，紫黑的血点渗出，我们不忍看下去听下去，恨不得把那个黄家奶奶轰出去，觉得她就像恶毒的巫婆。奶奶说，这是出胎毒。我们几个小孩对她说的话想不转。好不容易把婴儿包裹好了，黄家奶奶又拿来一片玉米叶子蒙上婶娘的眼睛，把绣花针放在火焰上燎一燎，一下一下轻轻刺破那玉米叶，婶娘不吭声，因为老人们说这是出风气。天啦，这是什么逻辑！
　　 三十年后，我的妹夫妹妹成了省级医院的医疗护理专家，他们也认为当年农村的做法不可思议，说现在的产妇和新生儿都没有经历三十年前农村落后老太太的针刺，还不都好好的？奶奶请人来为月母子和婴儿除风气祛胎毒，虽然不可理喻，甚至看来有些愚昧，但也用心良苦，究其原因，是六七十年代奶奶有两个孙子出生不久，就被偷生娘娘抱走了，犯忌讳是夭折了，后来父辈们分析说，是新生儿破伤风（一种凶险的婴儿疾病）夺去了刚刚降临人世的小生命。其中之一是我的胞姐，我的母亲的第二胎，母亲为此坐了个空月子，终日以泪洗面，这成为她心中永久的痛。儿媳当产妇时，也有月子期间病得不能行动的例子。
　　
　　 五
　　 我的哥哥生于一九六五年，是爷爷奶奶的长孙子，大我七岁，他总是力所能及分担家务活和生产劳动，农村孩子早当家，没有谁溺爱娇惯他。大人们农活很忙，六岁时，哥哥就搭着凳子在土灶台前做饭炒菜，双手被柴火烟子熏得黑黄。那还是计划经济的年月，为了饲养必须上交国家的任务猪，爷爷怀揣几元钱带上我六岁的哥哥，步行去襄阳万山轴承厂附近的集市上买小猪，走到半路烟瘾犯了，就从衣服兜里掏出火柴盒点燃旱烟，哪知道卷成一卷的毛票散落出来，哥哥眼尖，喊道：“爷爷，哎呀，钱掉了！”又刮着风，惊得爷孙俩赶紧分头捡起钱，数数一分不少。爷爷说，多亏了这个孙子，要不然丢了钱买不成猪就误了大事。一个来回四十里路，哥哥不叫苦不要背，更不吵着买零食，倒是爷爷过意不去，专门给哥哥买了两颗糖犒劳他。这孩子真顶事，真机灵，生得清秀端庄，小小年纪历练得能吃苦耐劳，爷爷逢人就夸奖他的孙子。哥哥是我们这一辈最早跨入大学校园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他最早给爷爷奶奶长脸。二爷培轩见了羡慕地说这娃子招人喜欢，可惜他自己没有随他姓的亲孙子。
　　 二爷培轩和二奶奶原本生过一个儿子，四五岁时他指着一头大犍子牛说：“爹爹，我要骑你们这头牛玩。”二爷嗔怪道：“傻儿子，什么你们我们，爹爹的啥东西就是你的，不分你我。”岂料，没过几天，这孩子暴病身亡，二爷二奶奶痛不欲生，哭诉当初小孩子的一句戏言竟然成了真，阴阳两隔岂不就是你们我们？二奶奶后来生了俩闺女，二爷着急怕断了香火，找来一个醮夫再嫁的女人做小老婆。那女人姓曾，结过两次婚，不招婆家待见，生活无着只得带了一儿一女，和二爷培轩住在两间破旧的茅草棚里，其实她命挺苦。曾氏婆婆和二爷生了儿子后还遭二爷打骂，而且二爷对她原来的子女很不好。曾氏婆婆的这个儿子和二爷完全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高鼻梁，宽颧骨，许多年后，我曾远远地看见过他，还以为是二爷再世，只是他身板比二爷更高大。
　　 建国初，二爷培轩聚众斗殴惹事被定罪抓去劳改，曾氏婆婆孤儿寡母凄苦无助，又改嫁给临近的襄阳县毕庙村一个姓徐的病秧子。二爷的这个男性后嗣跟随徐家继父姓徐，虽然曾氏婆婆在徐家没有生养，但从不受气，活得像个人样。比起她那前几次组建的家庭，她感觉掉进了福窝里。我以前不明白我家老辈人为何数落曾氏婆婆的种种不是，现在看来，就是她不该把二爷的骨肉带走改姓徐，以至于后来二爷死不瞑目。
　　 二爷劳改一去就是十几年，家里二奶奶母女三人相依为命，往往青黄不接，吃了上顿愁下顿。大爷培元的儿子，我的碾子叔那是才四五岁，被二奶奶义无反顾地收养过来，她宁愿讨米要饭，也要有个男丁装门面。二奶奶好不容易盼着孩子长大，她的大女儿我的国莲姑妈成家后，仍然和她一起生活。二奶奶偏瘫后，国莲姑姑诚心诚意侍奉左右，为她养老送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