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是个圈，有的人走了一辈子，也没有走出命运画出的那个圈。其实，圆上的每一个点，都有一条可以让我们走出这个圈的切线。人生的价值，就在于找到适合自己的那个点，去完成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每一个人在人类社会的长河中，都显得那么渺小，而正是渺小的那一点点，汇集于此，才会有人类社会的飞跃。
　　 大山里的村子，岁月的沧桑写在每一个角落，沉淀下来的故事，承载着多少代人的足迹，凝聚成许多平淡的故事。或许，讲故事的人越来越少，听故事的人越来越远，那些村子也慢慢成为边缘，以至被人遗忘。只是，在历史长河中的那一页，永远不会抹去。
　　 大伯已是95岁高龄，大妈比起大伯是小妹，大伯一生没有改口，叫着“小妹”。牵手于此，有青山作证，与日月同在，相伴一生而慢慢变老。事实上，小妹已不小，今年已是一位88岁的长者。大伯在这个小村子里已经生活了74年，大妈在这里生活了25年。一串数字有些乱，那也是乱世里的故事。大伯、大妈的一生，有说不完的故事，有精彩的，也有平淡的，有大家喜欢听的，也有众人不愿听的。我每次回家，总是要去看望大伯、大妈，为的是听听那些故事，那些已经远去的故事，那些应该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故事。故事里有爱情，让人既羡慕又崇敬；故事里有人生，有让人值得称颂和思考的哲理。爱情不需要太多的承诺，不需要太多的表白，爱情是一点一滴生活的沉淀，需要用一生的行动去诠释它的内涵。人生没有那么多的轰轰烈烈，也不会有那么多的惊天动地，只需要坚守正道，守得住德操，一切便是圆满。
　　 大伯不足18岁参加工作。18岁，这在过去算是大大的成年人了，既要挑起家庭的担子，又要迎接社会的责任。大伯出身在一个大户人家，这大户人家只是人多，并不富足。大伯的父亲很奇特，养育了5个儿子，2个女儿。对女儿家算是留着一手，对儿子却不同，只养育到18岁，须是离开家门，自找出路。大伯的父亲可能是先知先觉，早就知道现在网上流行的那句话：“出路，出路，出去了才有路”。大伯18岁离开家门，那是日本人横行的时候。在当时，打工最容易的地方，恐怕就是当兵打仗这一行了。大伯念过几年书，写得一手好字，又会熟练地打算盘，属于过去“左手算盘，右手笔”的那种。大伯别无选择，与许多年轻人一样，拿枪打日本人去了。大伯的父亲是从来不管养大以后的儿子是干什么的，只要他能自食其力。大伯到了共产党的部队，虽然当地还没有解放，属于国民党的统治区，只是共产党早就有了自己的地方政府。事实上，1949年共和国成立前，许多地方是两个政府同时存在的，只是共产党的政府还没有浮出水面。大伯也没打过几次仗，只是留在自己的县城，在共产党的组织内做文书，管理财物，算是自食其力。
　　 日子一晃到了1949年5月，当地解放，共产党执掌政权。这一年，大妈已是20岁的大姑娘了，这在当时恐怕是大龄了。大妈早在一年前就在县城的国民政府做事。大伯与大妈本是同村人，一个为国民党做事，一个为共产党做事。这在当时，父子、母女、兄弟、甚至夫妻，为国共两家分别做事的，也是不在少数。大妈属于富家女儿，父亲是替国民政府做事的。大妈年轻时长得漂亮不说，有些文化。大伯与大妈同在县城，也没想着，国民党、共产党的明天会是什么样子，夜深人静之时，总是走到一起，牵手在小镇里，许下了心愿。
　　 1949年，随着蒋介石逃往台湾，国民党挑选了一些政府中优秀的年轻人，前往台湾，大妈是其中之一。一个夜里，大妈被简单动员后，上了车，又上了船，到了大海那边。大陆解放后，世事发生了大变。共产党执掌政权，土地革命，让耕者有其田，镇压反革命，巩固政权。
　　 许多时候，自己的命运并不能由自己安排的。此后，大伯、大妈隔着大海，没有了任何联系。过了一些年头，当地政府清查大妈父亲的历史才得知，大妈去了台湾。大妈的父亲虽然没做过什么恶行，但毕竟是替国民党做事的，加上女儿去了台湾，被作为反革命镇压。
　　 解放初期，共产党政府里，混进了许多国民党特务，有些地方到了丧失政权的危险，中央开展了大规模的清查工作。在农村，家族间多年积累下来的恩恩怨怨，有时会是激烈的。大伯的父亲，养育5个儿子，都让他们出去寻找自己的出路，都有了名气，家里的日子风光许多，村里有些人就坐不住了。在清查干部队伍时，村里有人直接上县里反映，大伯是特务，很不可靠。大伯接受了组织上对他的调查，被认定是反革命分子的女婿，被开除出了队伍。大伯回到了大山，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大伯一直是村子的坏人，受到不公正的待遇。
　　 人生就像穿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最清楚。大伯默默地在这样一个村子里，用自己的双手劳作。“文革”期间，大伯被作为有历史问题的人，被关押一年多，批斗游街，扫地改造。说不清是多少次，只要有人来叫他，大伯二活不说，就跟着去。也不知道那些批斗会上，批了些什么，更不知道，自己需要改造些什么。
　　 岁月总是这样日复一日地过去，大伯只是过日子，没什么太多的念想，只是额头上慢慢爬上了沧桑的纹线。也许，大伯心里很苦，只是没地方诉说；也许，大伯心里有梦想，只是没有说出来；也许，大伯有自己的人生态度，只是大家不明白。一直以来，大伯没有怨恨政府，没有怨恨社会，也没有怨恨任何人。只是明白，人生都是简单的，走过的那些路，都是自己人生的精华。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央下大力纠正冤假错案，大伯也被列入纠正之列。从大伯参加工作的时间算起，符合享受离休待遇，只是因为多种原因，没被认定。大伯享受着当地科级干部退休的待遇，每月能拿到5000元退休金。“文革”被关押，被批斗游街，扫地改造都按照干部工资待遇得到了兑现，恢复了名誉，对于这些，大伯显得异常的平静。
　　 随着大陆与台湾政策的解禁，许多地方开展了寻亲活动。特别是江浙一带，当年许多人去了台湾，使得骨肉分离。远在台湾的大妈，岁月的流逝，割舍不了的是乡情。大妈去了台湾以后，一直没成家，孤身一人。听大妈说，去了台湾的许多人没有成家，当时，台湾当局不停地散布着“解放大陆”的信号。许多人身在台湾，心在大陆，能做的就是等待，等待着回大陆与亲人团聚。
　　 1992年夏天，大妈终于回到了大陆，回到了家乡，见到了大伯。此时，大妈63岁，大伯已是70岁的老人了。大妈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而大伯则是苍老了不少。大伯、大妈的相见，很是平静，没有那些抱头痛哭、老泪纵横的场面，只是默默看着对方，只是一些简单的问候。大妈回来后，再也没离开过这个村子。几个月后，大伯与大妈在村里人的见证下，领取了结婚证。简单、平淡、真实，所有的一切，都在两个人心里，谁也不会知道，大伯、大妈对爱情的理解。
　　 此时的大伯，成为村子里的好人。村子里的人看到他，总是那么和气，总是带着笑脸，这让大伯好像明白了些什么。曾经亏待过大伯的村里人，总是有些羞愧，而大伯总是劝导别人。一直说，过去发生的许多事，都是时势所造成，归之于社会的变迁。大妈在台湾没任何的牵挂，带着自己几十年来的积蓄，与大伯成婚，两位老人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大伯与大妈在一起，除了没孩子，生活上远比年轻人浪漫，日子过得幸福又充实。大伯每年能拿到8万元左右的退休金，大妈虽是没退休金，那一笔可观的积蓄，足够自己过日子的。大伯、大妈花了一些钱，把平房修建成了楼房，内部也装饰一新。
　　 在大多数人看来，大伯、大妈可以安享晚年了。大伯曾经的同事，官至厅级，请他到城里居住，大伯总是总是说，山里好，习惯了。
　　 现在的农村，年轻人大多外出，有些条件好些的，都迁出大山，到城市生活去了。在那个大兴农业的年代，为了造几分农田，山里人总是起早摸黑。而现在没人耕种，成片的良田土地成为荒山。大伯、大妈看在眼里，痛在心里，望田兴叹，念叨着：“可惜了，可惜了”。前些年，大伯、大妈通过村干部的牵线，向政府要来了千亩荒地的开发种植权，政府还给了一笔可观的补贴。大伯、大妈利用政府补贴以及两个人的积蓄，把那些荒地、荒山进行了规划。大伯说，那是百年大计。
　　 几年的辛苦，换来的是收获。原先的那些荒地大多种上了各类水果，已是果满枝头。丰收后的水果，大伯、大妈从不卖钱，村子里按户分配，按需送到敬老院、学校。那些荒山，土质较好的，种上了竹子，每年的竹笋，村民可以自由采挖，部分送到敬老院等地，部分加工保存。山林大部分种植了松树、杉树等林木，现已初具规模。大伯、大妈的千亩计划算是有了结果。果园有专人管理，山林有专人维护。果园和山林，平时提供给中小学学生作为劳动实践基地。
　　 现在，大伯、大妈年事已高，上不了山，只能站在远处，望着那些挂满枝头的果园，郁郁葱葱、挺拔向上的山林，心里是那样的踏实。大伯、大妈的一生，没有任何的豪言壮语，只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年少时的约定，43年的等待，25年的相伴，百年的人生，只有因为“坚守”二字，坚守生命，坚守爱情，坚守信仰，坚守淡泊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