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一个暮色四合的傍晚，我有点不合时宜地降生了。此时，除了我的啼哭声，就是大人们的叫喊声，以及母亲被疼痛折磨得十分疲惫又盈满喜悦的笑脸。
　　 母亲在我之前已生了四个姐姐一个哥哥。虽然日子过得紧巴，但因我是男孩，父亲还是很高兴，而且手忙脚乱地抱着光溜溜又带有血腥味的我在母亲眼前晃动。祖父祖母更是忘了饥饿甚至病痛，脸上堆着笑脸，去到门口迎来送往上下两队的乡亲。
　　 那狂吠了一晚的狗，在晨光初露的时候，蹲在门口望着那些跟它经常招呼的乡邻，那些“咯咯咯”闹腾一夜的鸡，这时已冲出鸡笼去到外面觅食。因为仲夏，因为这年正好闰六月，我又是后六月出生，金灿灿沉甸甸的谷子在稻田里招摇。乡亲们都说我生在六月天，命好。
　　 从此，我一天天长大．但我不知道几岁开始发蒙读书的，也不知道在哪个学校发蒙的，只知道上小学就搬了三个地方，老师也换了好几个，直到那年考进陶坪中学。而父亲还没在我进陶坪中学就死了，父亲那年还不到四十岁。
　　 父亲是在一天早晨走的，天空下着小雨，虽然只下点淅沥小雨，但天气却特别奇冷，那是早春二月的小雨。邻村有个算命的哑姑，是我母亲和二姐去他家求三拜四请来的。母亲和二姐去请的时候，冒着严寒和雨雪，过龙溪翻坳岭，来到哑姑家。哑姑为父亲掐指算了算，而后他对母亲说，你男人很难得救了，他的魂已经露白了，三魂七魄还剩下一魂一魄在外面游荡。
　　 母亲听到哑姑说父亲还有一魂一魄，好像手心里还捏着一根救命稻草似的。母亲拉着二姐一个扑通，双膝跪在哑姑面前。哑姑见此情景就对我母亲说，我试试吧。母亲把哑姑请来了，在家好生招待。待到晚上哑姑带着人，去为父亲收魂。收魂是有规距的，去的时候人员是单数，回来时连同父亲的魂儿就凑成双数。那天晚上哑姑收了魂，对我母亲说，这个地方还有路魂野鬼，你男人的魂儿已到了外面的圳边沿上。如果你男人过了这个月的农历十三日，就有救了，不然我也回天无术。意思说今天初九，还要等四天，但父亲却在十三日早晨走了。
　　 这天清早，小雨劈劈啪啪地敲打小窗。这时的父亲已被病痛折磨得难以忍受，有时像婴儿啼哭，有时像队里那条黑牯发出“哞哞”的嚎叫。父亲在痛苦中煎熬，一边哭嚎，一边要二姐去铁厂医务室叫应医师。应医师与父亲有一定渊源，他们的故乡都在湖南涟源的杨家滩。从小跟父母来到边远的湘东谋生，以至在后来的生涯中，父亲做了会计，应就做了医生。可父亲没有应医师的幸运，那年父亲被扣上“帽子”后下放在铁厂的附近农村。
　　 父亲很信任应医师的医术，我们全家大小仗着父亲与他的关系，生病了就去叫应医师，同时应医师也是有叫必应。这天父亲痛苦难耐，差二姐把应医师请来了。应医师看见父亲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样，心有不忍。过后，应医师给父亲打了一针，没过一阵，父亲就不叫了，安然睡去。应医师嘱咐我们不要叫醒父亲，让他好好陲一觉。
　　 父亲就这样睡去了，再也没有醒过来。但父亲入殓时，全身还温热，看上去只是睡去的样子，手掌也捏不拢那条带梅花的四方手帕，二姐握住父亲的手，反复捏了几次，都没捏住。直到多年后，我长大了一点，进了陶坪中学，从那时起，我就想父亲是不是活埋了，是不是应医师给父亲打针时除了止痛还掺了安眠药。我不知道我的猜测有没有依据，但我的心为什么在父亲走了几年后还在隐隐作痛呢？多年后我只把我的猜疑告诉二姐和三姐。在母亲面前无论如何是不敢说的。母亲在父亲去世后的六年里，像患了怪病一样，每年都要发一次，一旦发起来，就像要了母亲的命，全身抽筋，如果不及时救治，就会一命呜呼。这六年中，应医师也死了，好在他晚年时带了一个门生叫桐安。后来母亲一生病就叫桐安医师，每次他来，就能手到病除，而且很快就会好的。
　　 父亲在他四十岁那年走了，他养育了九个孩子，五女四男，但在大炼钢铁和三年困难时期，我的一个哥哥吃了有毒的食物和一个弟弟因饥饿而与我们阴阳两隔。
　　 父亲到死好像都没回过故乡，他的父母都死得早，我也一直没有祖父祖母的印象，根本想不起祖父祖母长的是什么样子。祖父祖母死的时候都葬在后山坡，但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不把祖父祖母葬在一起，后来我父亲死后却葬在离家有二里远的龙溪边。
　　
　　 二
　　 《史记》高祖本纪：“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父亲与我的祖父祖母，终归没有荣归故里，而是长眠于湘东的一个小山村里。这是我的父亲和祖父祖母的第二故乡，我父亲十二岁时从湘中跟随父母来到湘东，这里矿藏资源丰富，煤矿、铁矿到处都是，淌金流银。但我父亲和祖父母从故乡出发来到另一个故乡，在这里落户生根，然后，生生世世在这里奉献劳作，在这里生儿育女，在这块土地上辛勤耕耘。
　　 他们在这里，没有发家致富，甚至没有能力为儿孙留下几间像样的祖屋，他们没有把故乡带来的人文风俗在这里发扬光大。而是一切在这里被同化，唯一让这里的人认为他们不是本地人的印记，就是涟源人那叽哩呱啦的方言。父亲是个聪明人，既会讲故乡方言又会说本地方言。他与我母亲没有语言障碍，沟通起来非常容易，我父亲非常爱我的母亲，从解放那年结婚，到父亲去世，他们从没分开过，从没红过脸，一直相濡以沫。
　　 但为什么不把我的祖父祖母以及与父亲葬在一起？共枕一方山水，共迎朝阳与落日？但一提起此事，母亲也模糊，我的姐姐们更模糊。我后来从本队那个玩得来的发小那里，听到一点蛛丝马迹．以至我对此事的穷追不舍，最后结论是，因为我祖辈父辈是外乡人，父亲又是个带帽的“五类分子”，只能是本地人说了算，他们不可能留一块好地给我的祖父祖母，以至后来我无法找到祖父的坟茔。听说铁厂建煤球炉时，坟茔被压平在炼球炉脚下，待儿女长大后，祖母的坟也无法查找。为此，我思考了许久，我的祖辈和父辈是外乡人，可在这里已生活了几十年，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和观念已融入到这方山水里，他们所有的情感也深深地扎根于这片土地之中，可他们没有得到应有而且公正的待遇。
　　 到父亲去世时，能葬于龙溪山上，能一年四季聆听龙溪水哗哗流水声，还得感谢我的三姐与本队的王姓青年正在谈婚论嫁。略懂风水命理的二舅说，那是一方好山水。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我的父母辈的亲人都走得差不多了，我大舅在他的姊妹中走得最早，二舅于十几年前走了，母亲于六年前走的，大姨妈去年走的，最小的姨妈走得更早。母亲八十有三，也算是高寿。也可能应了二舅所说的，我父亲葬了好山水，他一直在护佑着子孙。说来也是，自从父亲去逝后，我们儿女都是健健康康的，母亲虽然病弱，但她一直是生活的强者，带领七个儿女几十年迎着风雨走过来了，直到儿女各自成家立业，如今儿孙满堂，母亲终归敌不过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无疾而终。
　　 我在小山村里出生，这里是我的故乡，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但一提起我的祖辈父辈，仍然有人说，你们是异乡人。我有时候认为我是异乡人也深感自豪。我的祖籍在涟源杨家滩，据说现在发展很快，但在过去却是个很穷的地方，出外讨生活的多。挨着我家的铁厂，所有的工人，有一半以上是异乡人，有湘乡、涟源、双峰，还有新化、临湘等地。我出生不久，祖父母就去世了，没有得到祖父母那一口故乡方言的熏陶，到至今我还说不了几句涟源话。而且我母亲和姐姐一直拒绝说涟源方言。她们总说，这方言太难听了。其实我们这里的方言才难听，土得掉渣，很难有外地人听得懂。但是，后来，我姐姐们还是有一丝后悔，说小时候怎么不跟祖父祖母学方言呢。直至一天，在涟源生活的二舅公和二舅奶，不远千里来看望我们时，他们说的所有话语，只能靠父亲来充当翻译解释给我们听。那几天看上去父亲很高兴，他带着舅阿公一行，在山村里转转。那时我虽然小，但似乎明白父亲高兴的由来，因为舅阿公才是真正的故乡亲人。这几天，父亲和舅阿公说着方言，他仿佛回到了故乡。
　　 到现在，我们姊妹都没回过涟源的杨家滩，所谓祖籍，在我们儿女的心里只是个模糊的概念。我当年去云南，经过湘潭，似乎听到喇叭里说列车进入涟源站、进入杨家滩站。这时已经是夜晚，坐在车箱里，我看不清夜色外的任何东西，包括城市的一切建筑，包括乡村的河流、屋宇、田畴。但我内心有一丝激动，因为我刚才经过的是我祖籍的土地。
　　 我在湘东这个小山村里，生活近了二十年，二十年不长也不短，除了几年的懵懂时光，后面的生活却是刻骨铭心的。二十岁后，我招工进城，小城在向我招手。
　　
　　 三
　　 那是一个月明星稀的早晨，我走在去山外的路上，到一个县办造纸厂做临时工。母亲和三姐四姐送我出的村口。这时，天没有亮，在村口我朝前紧走几步，再回头望着有些朦胧的母亲和三姐四姐，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地流下来。我向母亲和姐姐挥了挥手，我只觉得喉咙紧紧的，说不出话来。
　　 在路上，我一直在想，今天能走出山外，多亏母亲，如果没有母亲的奔走，父亲的问题恐怕还会一直尘封未启。母亲当时只有一个心愿，为父亲为儿女，那怕吃多大的苦，受多大的委屈都不在乎。
　　 两年后，那个云开雾霁、欢天喜地的日子来了，当母亲亲手接着父亲平反的通知时，我们全家欢腾了，母亲跑到房间里大声地哭了一场，我们做儿女的也泪流不止。但这是高兴的泪水，幸福的泪水。父亲的问题解决了，母亲和儿女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那时候，商品粮几个字有多炫耀!但我想，我的商品粮是母亲给的，没有母亲，我不可能身背着这个身份走进一家国营单位去做临时工。临走的那天晚上，母亲拉着我的手对我说，招工是迟早的事，先好好在那里做着。我朝母亲使劲地点着头。我记得这年，我应是个青春萌动又格外懂事的大小伙子了。
　　 我还想起了十八岁的那年，为了走出山村，竟然与几个儿时发小串通一气，要去黑龙江建设兵团。那天也是天未亮的时候出发，可我只走出离故土没多远时，就打起了退堂鼓。我左思右想，我就这样偷偷地跑了，母亲和姐姐她们怎么办？一定会找我找疯了，当时我无法再想象下去。我对他们说了我的想法，没想到他们也与我有同感，我们大都折身回家，只有二哥继续往前走，但他们终归没走出县界也回来了。事后，我自己觉得多么地可笑，从没出过远门的我们，身上又没有钱，居然要从南方跑到北方去，特别是我一个多么瘦弱的身体，一遇寒就感冒，就呼吸困难。对于我来说，我庆幸当时的选择，也好奇这件事在村里竟然没人提起，也许我们几个人再没有勇气当作谈资了，只好封藏起来。但我也会不时地想起，当时的想法是不是我对故土的难离还是对亲人切切眷念？但有时候又一想，如果遇上大革命时期，我的想法和行为，一定不是一个坚定的布尔什维克，不是一个忠真的革命者。在以后的岁月里，我每当回忆，就会脸红，就觉得自已卑鄙甚至无耻。特别在后来，我见过这方面的报道，有出走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我更加内疚万分，我让那些胸怀大志的儿时伙伴，倏忽间，由于我的懦弱使他们的远大目标戛然而止。
　　 不远处的小路已被初露的阳光照得明亮。我不知道我的前路如何，但我认定自己这次出行，将是我人生的新的开始，离开故土要在他乡生活工作，还要成家立业，这是一次义无反顾的出走，也是让全家高兴母亲希望的出走。我心里更是充满生机，我会想象前面的路有鲜花，有希冀。
　　 我一人沿着龙溪步行了十几里山路来到了一个叫山门洪的码头，等着那艘像蜗牛前行的“汽划子”。在三个多小时的慢慢航行中，穿过整个酒埠江库区，停靠在大坝上。
　　 来坝上接我的是大姐，这时的大姐夫已是酒埠江水电站总工程师。记得早些年，我还在上学，有一次放署假，应大姐和大姐夫之邀，我来到这个坝上，当时大姐夫任了个什么科长，负责坝上的一切事务，那时我姐已随着姐夫转了商品粮。那天我下了“汽划子”，站在码头上来接的也是大姐，我站在船沿上老远就看见了已身怀六甲的大姐。
　　 我那次在大姐这里度过了整个暑假，直到大姐分娩，那天大姐分娩，一次一次的阵痛，让我无法安静，我和姐夫守候在外，接生婆大声叫着，要姐用力，用力。
　　 夜是寂静的，坝上风很大，我望着浩渺的湖面，此时正被夜色笼罩。只有大坝下，还是万家灯火，甚至还能听见机器轰鸣。那时的我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在这里，能在一个国营厂子做事，只是觉得这夜色特别美好，从湖面上吹来的风特别凉快。
　　 午夜时分，“哇——”的一声啼哭，我的第一个外甥女出生了。我当时特别激动，不是说我做了舅舅升了辈份，而是对生命的一种敬畏，生命多么可贵啊。懂事时就听母亲说过，女人生孩子就像从地府里走了一遭。我邻居家的秋英嫂难产二天二夜，虽然没死，但真的像死过了一回。她当时痛苦的哭声和喊声，让左右邻居的每个人好像都跟着她痛得要命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