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在一次项目评审会上，由于时间太仓促，在设计的文件中出现了一个错误。结果在评审中，设计文件没能通过。评审会刚刚结束，建设方的一位领导就开始不停地说：“木秀于林啊，木秀于林啊。”说了好几遍，当时的我很奇怪,他这些话是什么意思。猜测了半天，觉得应该是他压力太大，不能平复心中的不满，说的讽刺类的话。他安静了没几分钟，也不听相关单位领导们的解释，还是忍不住像哀叹一样地再次说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啊，确实是这样！有问题迟早会得到报应的！”当时，由于大家都在经受压力，我一直没弄清楚他到底是啥意思。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已经记不得在一篇什么文章里再次看到这个成语时，我想起了那个领导说这个成语时的神情，有些奇怪地想了想，却突然明白了他的话。他当时说的应该是：“木朽（秀）于林，风必摧之”，就是说腐烂了的树，只要有风吹过就一定会被吹倒，所以才有他的“有问题迟早会得到报应的”这样的感慨。明白了他当时的意思后，我不禁笑了起来，汉语确实是很奇妙的语言！想想也还真是那么回事，在树林里的树木要是有一段腐朽了，风吹过之后，可不是它先被吹倒吗？
　　 其实，不仅仅是那位领导，估计很有一些人不能正确理解这句话吧？这句话出自于由于《三国演义》，而被我们熟悉的三国时代，是当时的曹魏文学家李康《运命论》中的一句。原话很经典，是这么说的：“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要是有棵树在它所在的树林里非常突出，那一定会被风吹倒；有土堆要是超出了河岸的正常范围，那水流一定会把它先冲走；为人处事要是比其他人都高，那所有的人都会非难你。这三句话尽管说的是三种不同的状况，可表达的道理一样。这样，我们喜欢含蓄的古人，在后来就一直用第一句来指代这三句。现在，这句话已经成了我们的成语，是说一个人要是表现得太优秀，就会有各种各样说不清楚原因的力量联合在一起打击他，让他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
　　 刘义庆在他的《世说新语•容止》篇里有这么一篇记载：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珪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说的是曹操，读者一般关注的也是曹操，“捉刀人”现在也已经成为了成语。很少有人关注这里面那个代替曹操接见外国使者的崔季珪，崔季珪是当时河北名士崔琰。陈寿《三国志》说他说话时声音洪亮、姿态优雅，眉毛清秀、眼睛炯炯有神，胡须有四尺长，看上去很威严。所以，刘义庆让他装成曹操是有一定的依据的。其实，崔琰除了长相有威严，他的德行在当时也非常优秀。曹操在授他东曹掾时的评论说：“君有伯夷之风，史鱼之直；贪夫慕名而清，壮士尚称而厉；斯可以率时者已。故授东曹，往践厥职。”也就是他可以作为当时仕人们的表率，所以才让他担任选拔官员的职务。可这样一个人却在曹操的逼迫下自杀了，让他自杀的原因，说来好多人恐怕都不相信，仅仅就由于他在别人歌功颂德的文章上加了一条批注。事情发生在建安二十一年（公元216年），当时的曹操被授予魏王。由于崔琰的推荐而得到提拔的杨训，写了一篇歌颂曹操文治武功的表奏，一些自视清高的文人就在崔琰前嘲讽杨训，并且明说或者是暗示他推荐的人名不副实。崔琰就从杨训那里要来了那份表奏，亲自看完后，在上面写了这样的评语：“省表，事佳耳！时乎时乎，会当有变时。”在陈寿看来，这本来是崔琰肯定杨训而否定那些议论杨训的人的意见。要是我们把这些话从好的方面来看，确实也可以读出这种意思：看了你的表奏，事情叙述得很好！时下的风气（有些人）啊，应该有改变的时候的。这条评语让和崔琰有过节的人看到了，到曹操跟前说，崔琰的这些话是在讥讽曹操。曹操听了那人的解释后，再看崔琰的批注，大怒，说道：“谚言‘生女耳’，‘耳’非佳语。‘会当有变时’，意指不逊。”意思是说，俗话说的“生女耳”，“耳”当然不是好话（生了个姑娘啊，在重男轻女的时代有不满意的意思）。会当有变时，意思是说我将来会有什么不轨吗？那么，后面的感叹就被理解成了：时间啊，时间啊，时间会让人发生变化的。应该是当时的曹操确实有了不臣之心，所以，他就对这种话特别敏感。结果，崔琰被剃了头当成罪犯去劳作。曹操派人去看他，他居然表现得和平时一样，没有丝毫的不安。曹操就说：“琰虽见刑，而通宾客，门若市人，对宾客虬须直视，若有所瞋。”崔琰虽然被处以刑罚，还和别人交往，交往的人还那么多，和客人相处居然没有任何悔改的意思，是有什么不满啊。在那样的时代，几乎就是皇帝的曹操的这句话一说，崔琰就只有死了。
　　 关于他的死，陈寿给出的评价是：“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鲁国孔融、南阳许攸、娄圭，皆以恃旧不虔见诛。而琰最为世所痛惜，至今冤之。”而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由于要把曹操塑造成是奸诈的代表，所以，凡是被曹操处死的人，就全部变成了忠于汉朝的忠臣，崔琰也就写成了被曹操下狱后，大骂曹操是汉贼而遭到杀害。其实，崔琰的死，曹操的疑心当然起了关键作用，可别有用心的告密者的行为作用更大。
　　 年轻时读过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后，才知道所谓洒脱的竹林七贤的无奈。再后来，读历史，才知道当时的文人阶层，其实是生活得很没有尊严。看过一个故事，说是刘伶在别人到他家，他就自顾自地脱光衣服。别人奇怪他的举动，他说：“我以天为衣，地为裤，你干吗到我裤子里来？”现在读来觉得奇特，而在当时，任何一级的朝廷官员，只要犯了一个错误，当权者当着所有人的面，会让拉下他的裤子，打他的屁股。打完后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刘伶的举动不过是当时现实的一个反应。而《三国演义》里所谓的击鼓骂曹、裸衣敲鼓，其实不过是宋明文人的意识罢了——他们觉得裸衣就是对对方的侮辱。也就是在那个时代，也只有在那样一个时代，知识分子渐渐地从座上客变成了手下奴才，渐渐地失去自己独立的人格的时候，他们才能深切地体会到命运的无常，让人毁灭的元素的多元，才能产生出《运命论》这种文章。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经历过一定的人生后，你会明白这句话是多么的血腥。好多时候，人们毁灭一个人，没有任何理由，仅仅由于他比大家多了一点什么，有时多出来的甚至还是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