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雨疏风狂，撼屋敲窗，连夜不绝。一早去上班，就看到小区外一棵梧桐树连根拔起。这棵一人粗的树移栽到这里已经五年了，倒下时枝繁叶茂，严严实实挡住了半条马路，根部露出移栽时被锯掉的伤疤。经过的车辆排队而行，小心而谨慎，仿佛在为它的摔倒行注目礼，又仿佛在为它即将到来的死亡默默祈祷。
　　 我无法驻足观看，因为我要赶着去上课。补习的学生来自不同的学校，其中不乏这个城市里顶尖的。课堂上，讲到近处无风景的“围城”现象时提到钱钟书，我顺便问了一句：有人知道钱钟书吗？全班茫然。有人知道《围城》吗？有人知道“城里的人想出去，城外的人想进来”是什么意思吗？杨绛是男的还是女的？一连几个问题让全班一片沉寂。
　　 在这片沉寂里，我分明听到了一棵棵树轰然倒塌的声音。
　　 一群初二的学生，早就学过了杨绛的《老王》，原本以为讲到杨绛是必然会提到钱钟书的，这么好的文化盛宴老师会错过么？
　　 现在的课堂被中考、高考剔得只剩下骨架了。只讲技巧，不传授文化；只求分数的增长，漠视心灵的成长。
　　 字词，划分层次，如何选材，表现手法，修辞手法，主题……面对一篇文章，我们只有技术分析，干巴巴的按部就班上得千篇一律，像一篇篇说明文。讲到《藤野先生》不讲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弱国如何影响个人命运的；不讲鲁迅那一代人虽遭华盖运又如何站在历史的风口挽大厦之将倾；不讲鲁迅由中兴到末路的家庭变故对他个人产生的影响……那我们的学生将来再遇到鲁迅的时候，如何去理解他的冷峻和那颗炽热而不妥协的心？又如何去读懂那个时代？
　　 为了现在，我们粗鲁地斩断了学生的未来。
　　 讲授史铁生的时候，我们不谈他21岁时得了小儿麻痹症而高位截肢，不讲他绝望地在席子下放了一截电线随时准备将自己电死，不讲他又得了尿毒症日复一日地透析，不讲他在地坛里对天、地、人生和死亡的思考，不讲作为母亲看到儿子遭受命运的罹难内心的焦灼和傻傻的爱，学生哪里会有生命体验和心灵的生长？
　　 讲到《承天寺夜游》，倘若你只按教参读：写于宋神宗元丰六年（1083年），当时，作者因乌台诗案被贬到黄州。不讲苏轼作为太守被捕时的仓皇、准备自绝于水路的绝望，以及四个月牢狱之灾的拷打，那学生怎么去唤醒沉睡在文字背后的苏轼？学生会不会只是把这篇文章看成一篇古文，而不能设身处地地同人物同呼吸共命运？
　　 成都的中考不考课内现代文，有些老师更是简洁到一节课就讲一个单元，剩下的时间就是日复一日地做题、考试。
　　 这样的语文课堂是不是离“语”更近，离“文”甚远？
　　 曾经看过一句话：教师就像一个雕塑家或一个孔武有力的米开朗基罗，狠命地敲打大理石，或专横地把已经设想出来的形式强加于被动的泥土上。
　　 于是我不禁要问，在敲打学生之前，我们教师是不是也应该狠命地敲打一下自己？我们是不是让学生有了知识没了文化？是不是有了分数没了兴趣？是不是有了技术没了美感和情感？是不是我们让学生更加远离书本？甚至憎恨书本？我们给学生留下的是不是仅仅只是光秃秃的树根，眼见着他们哪天轰然倒塌？
　　 于漪老师说：“以自己的为师之道、人格魅力、学识修养滋兰树蕙，恩泽莘莘学子。”而我们的老师不读书却在兜售阅读秘诀，不写作却在大讲作文技巧，不具有审美眼光却要学生赏鉴，不修炼自己人格却要学生好好做人，这样的为师者想一想就知道他的语文课堂是多么的空洞和苍白！
　　 鲁迅先生几十年前没有说完的话是：在救救孩子之前，先救救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