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五月美丽的晚上多可爱，红旗飘飘，歌声飞扬……”五月的日子里，闲散在家的我，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想起当年刚下乡务农时，在黄昏的小河堤上、树林里，天真烂漫的知青，吹着口琴，唱着朝鲜电影《看不见的战线》中的插曲，一起欢聚的情景；就会想起尘封了四十五年的农科所的人和事；就会想起那个火红的年代，八百多个日日夜夜，苦与乐交炽在一起的知青生活。
　　 那时，因为不知道前途在哪里，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招工、招生返回城里，我的情绪低落极了。除了图表现埋头苦干、争取早点脱离农门外，什么也不关心、什么也提不起兴趣。即使是所里或者周边难得的一次放露天电影，大人、孩子像过节似的，邀约去看，我也不想出门。如今，早已过了花甲的我，老来爱怀旧，如烟的往事，不时地会浮现在眼前。历经风雨之身，阅过干帆之人，再回头细看细想，忽然发现了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当年之所以未能感受到，是因为心境糟糕、什么都感到乏味的缘故。现在，虽说时过境迁，物是人非，但重温旧事，倒别有一番情趣。
　　 我们是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来到国营三湖农场农科所的。三十五个知青中有八个高中生，二十七个初中生。所里除了原有的十几个行政管理的干部(含下放劳动和思想改造的)和农业技术员，还有七八个老农。毫无疑问，我们是农业生产的主力军。这儿主要培育水稻和棉花良种，其他经济作物很少；农田面积很大。犁田(大面积用机耕)、耙田等技术活是几个壮男劳力的事；插秧、割谷、打药水等农活，则落到了妇女和我们头上。在这样的环境下，领导和贫下中农想照顾我们，也是不可能的，劳力太少一一一个萝卜一个坑。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按劳记酬年代，虽说劳动强度大、时间长，物质和精神生活都很贫乏清苦；但在农科所这个小天地里，热爱生活、勤劳善良的人们，演绎着一个又一个充满田园气息、开心快乐的故事。先从食堂说起吧。
　　 这儿有细长的瘦高个、虾米腰的老杜师傅；有体态环肥、风姿绰约的马大姐；有开大拖拉机的上海人丁师傅的爱人张嫂子；三个炊事员。还有一个姓屈的会计，兼事务长，国家干部。他人清瘦，微跛，中山装，不怎么言语，给人的感觉有点阴沉、不大敞亮。
　　 食堂不大，可能是为了去河里挑水方便，当初紧挨着堤边盖的。大厅三十多平米，无桌凳。一般是买了饭菜，回宿舍吃；不想走的，或站或蹲，将就着吃。一日三餐顿顿米饭；有馒头、包子吃的时候很少；几乎未开过油锅炸东西吃。菜也很简单，一二样青菜加点咸菜。米饭是用棉梗和树枝烧灶做的，锅巴香脆，可当点心吃。伙食单调乏味，算是能填饱肚子；但比插队落户、自筹柴米油盐的知青强多了。那时沒有大棚，蔬菜有淡旺季。年后到初夏最难：储存的大白菜吃完了，苦熬青黄不接的日子；蚕豆熟了也当青菜吃。还有像萝卜的扁蓝，吃的时间长，又沒多少油水，好难吃的一一于是，总盼着能吃点好东西，馋得几乎要流出口水了。
　　 不忙的季节，半个月休息一天。许多知青会穿得漂漂亮亮的，三三两两去十三里路外的齐家埠上街。这是农场场部的所在地，从渡口的堤边算起，约百米长。也就邮局、信用社、供销社的商店、餐馆、等，一二十家不起眼的店铺。其中有一家农场加工厂办的豆制品店，除卖豆腐、干子之类的东西以外，也售松花皮蛋、盐蛋等。听六三年下放的老知青说，店子里有豆腐西施、皮蛋西施，人长得很体面的。但我们从未光顾过该店，一睹美人的风姿一一秀色不可餐也！为了解馋，我们不顾劳神费力，往返二十多里路来回跑一一是冲着小餐馆去的。
　　 接惯例，肉絲面先吃上一大碗再说。随后肉包子往肚里填，多少不一定，直到撑不下去为止。店里有一个服务员，是六三年下放的老知青。异乡的小馆子遇上老乡，平添了一絲亲切，所以至今还能记起。一饱口福以后，又到隔壁的付食品商店去买饼干、糕点之类的东西，打包捎带。打道回府时，我们沿着中干渠这条小河，走在大堤上。和风送爽，两旁浓荫的大树上，鸟儿尽情地欢唱。我们情不自禁地唱着：“我站在高山巅，极目望四方，扬子江水后浪推前浪，告别了江城，奔向远方……”流行一时的知青歌曲。我们带着伤感的情绪，慢慢悠悠地往农科所晃荡。
　　 平日里，为了打牙祭，往往要等半个月。若是碰上搶收搶种的“双搶”季节，披星戴月地干活，一二个月不休息，是常有的事。什么不插“五一”秧、不插“八一秧”；什么“大战红五月，苦战六七八”，名堂多得很，不让松劲的。那个年代的人，不知为什么干劲那么大。我们当时每月预支16元，年底结算分红。记得当年分了一百多元回汉过年。农时催促得紧，真不能耽误。高中时曾读过白居易的诗《观刈麦》：“农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妇姑荷箪食……也读过宋人翁卷的《乡村四月》：……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原来古诗中早已道出了农人的艰辛。农忙了，街上是去不了的，开荤只能指望所里的食堂了。
　　 所里也改善伙食，偶尔有之。见荤的时候，一点五花肉片煮点大白菜、萝卜，吃起来香极了。有时，也会做点白面馒头，換換胃口。可杜师傅的手艺糟糕，不知是发面缺窍，还是揉面的功夫不到火候，蒸出来的馒头总粘牙齿。有知青说俏皮话了：杜师傅做的馒头一一焊口(汉口)。老实说，这句歇后语一点也不夸张，但真怪不得他。他是半路出家，从上面下放来的，安排的这个不算苦的差事。听到知青的戏言，他总是无可奈何地搖摇头，苦笑一下。是怪命运捉弄，还是叹时运不济，无从得之。这美丽的遗憾，对他来说，算尽了努力；对我们来说，聊胜于无吧！
　　 杜师傅是读书人。我们刚去时，适应期的活不算太累，收工后，许多年轻人喜欢打扮。一到晚上，女知青身穿的确良的花衬衣、花裙子；男知青上身大桥牌的白衬衣，下身拷板(细筒裤脚)裤，趿着人字型或叉型的海绵拖鞋。他们在相距三四十米的小河堤和宿舍之间，像时装模特走丅型台似的，走去走来。最讲究的是初中的刘望生，他自己用手摆弄的螺旋头，油光可鉴；悠闲地吹着口琴。他像柬埔寨的宾努亲王点头的样子，大家都喊他宾努(省略了亲主)，他怡然自得。杜师傅望着夜色中衣着讲究的学生，不苛言笑地冒出来一句：“锦衣夜行。”我大吃一惊。这个成语我虽不懂，但肚里还有点墨水，就字面的意思，望文生义也能猜出来：“穿这么好看的衣服，在乡村的夜晚走在路上，给谁看呢？好可惜的！”还有一次，他去河边挑水，见几个学生在戏水，他一边走，一边开玩笑说：“是哪个八只脚，把我的水弄脏了。”一听，就知道是揄弄人。他不冷不热的表情，有人不喜欢他，想作弄他一下，但又找不到借口，总让他躲避开了，到底未能戏耍成。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收音机里教英语了。杜师傅天天收听。为什么？沒有人知道，也沒人想知道。只知道他从不关心庄稼的事，也不过问所里的事。他活动的范围，是从家中到食堂，两点一线。他手上总是拿着两样东西：闹钟、收音机。多年后，听说落实政策时，他去了农场学校。是教英语，还是教语文，我沒问。我知道他读过文科，有知识；知道他政治上敏感，及时把英语捡起来待用；也知道他根本就不是正二八经的炊事员。
　　 对杜师傅，我欣赏他的学识。不问时事政治，是他的生活经历所决定的，说不上对不对。但他的个人生活态度很严肃，不因夫人在百里之外的沙市，独居一室而受外界的诱惑。老男人的定力，是非常了得的，尽管身边有不利于他沉心静气的因素。不管怎么说，他天天和颇有性感的马大姐在一块上班，总是一付拒人于干里之外的冷相，这让喜欢揩油的轻浮之人，也会有几分汗颜的。
　　 再说食堂的马大姐，她是个谁也不在乎的人，也算是个人物，连老所长也懒得理她。她的模样还算俊，就是在城里，也算漂亮人：红苹果似的脸蛋，加上会说话的眼睛。意志薄弱的人，是很难不动心的。这还真算不上她的错一一至少在所里，独居的她并沒有挑逗过谁。她为人还算热心，尤其是对我们几个知青，像大姐姐一样，沒少关心。那个年代的人警惕性高，有人大概是怕涉世不深的小知青，把握不住自己，受她的影响，间接地递过语言提醒一下。有意无意地传出她过去不检点的风言风语；无非是说她曾与多人有染。说话尖酸刻薄的人，哪儿都有，恐怕也是低俗之辈。在这儿，为净耳，不重复原嘲讽之言了。就我所看到的，她并无诱惑之意，但确有招摇之嫌。从食堂到她的住的小屋，三四十米远，大热天的黄昏，她常穿一件白色圆领衫，大红色的短内裤，来来回回地急走一一像猫子淹死了儿似地赶慌。又有多少事，要她这么往返穿棱地忙呢？知青尚小，不谙人事，无碍。旁边住的壮汉也还好说，但其妻难免心神不宁了一一毕竟是在她的老公眼前晃去晃来呀！
　　 不知是老所长盯得紧；还是她性格彪悍，别人不敢招惹；还是怕沾了边，自讨麻烦；在刚搬过来不久的农科所，还真未见她和谁爱昧过。其实，她也不易，身世很苦的。小时候家里穷，沒读多少书；婚姻好像比较勉强，不是那么滿意。好在老公对她迁就，处处让着她。这是她对我们说的。都是阶级姐妹，难免不动恻隐之心。不管是有意无意，她的遭遇，博得了几个知青的好感和同情，也有点“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觉。这样，无形中拉近了距离，和她的交道多了一点。
　　 提一下张嫂子。她是宜昌山里嫁过来的，人朴实，托丁师傅的福，留在食堂里了。她知足，从不生事，默默无闻地干活，生了一个惹人喜爱的女儿。七十年代前后，农场的老知青、外来工人、干部什么的，找对象高不成、低不就，拖大了年纪的，大多讨的是宜昌、四川山里的女人。有点厚处往薄处匀的意思。这儿是江汉平原，鱼米之乡，很受她们青眛的。
　　 屈事务长就沒什么可说的了。那个年代，看人脸谱化，总觉得他像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中东山坞生产大队的会计马立本。直到二年零五个月后，我被推荐上了湖北中医学院的大学，也沒发现他在背后对我们说三道四。看样子对知青的所作所为，平时不吭不响地，是胆小怕事的性格，他不明不白地受了寃枉，真的成了屈会计。
　　 知青的事，他可以不闻不问，但老刘所长就躲不过去了。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知青中，大多数人虚心地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有个别人偷懒耍滑、调皮滋事。老所长刘忠堂，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把教育知青当作头等大事，十分负责任。听人说，土改时他挎着盒子炮，在四湖地区威风得很。传说他有生杀大权，湖匪提到他，谈虎色变。教育小知青，他更不含糊，绝不允许有好逸恶劳的人；要培养好革命接班人。他不知疲倦，像监工一样，一天到晚到处窜。他会突然出现在树林里、小河边、仓库边一一凡可以藏人的地方。因此我们都怕他，沒人敢玩巧。但也有装病不出工、扯皮滋事的，老所长对付的办法，是那个年代屡试不爽的拿手好戏。就像京剧《红灯记》中的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的忆苦思甜。往往这个时候，试验组的潘佑輝队长就会闪亮登场了。
　　 再教育大会也好，批判封、资、修大会也罢，忆苦思甜都可以把这些内容上联下窜在一起的。所以，会上的发言的内容，他早已滾瓜乱熟了，说去说来就是为地主放牛，受穷受苦的事。开会的地点，不用说也猜得到一一打谷场！土改时分浮财，弄到了一个破柜子，像道具一样，搬到了打谷场。仓库的墙上挂着几盏煤油灯，开会的人在破柜子前，随意站着，蹲着，也有自带小扳凳坐的。通常是老所长的开场白，潘队长结合实际进行忆苦思甜教育。先说旧社会的苦，再说土改翻身，共产党把他救出了苦海。他是苦大仇深的雇农，共产党给他带来了幸福家庭，他感恩。对不听话的知青，有点恨铁不成钢的意思，说到激动时：“我看见你们(不好好劳动)，眼晴里冒血。”很气愤的样子。可能是自知性急言重了，再次开会时，他又语重心长地对几个转变好了的知青略带歉意地说：“你们变好了，不错，我(的眼睛)再也不冒血了。”不久，又有人怕苦怕累，偷懒耍滑了，他又把话说回去了。如此三番二次，例行公事似的，听疲了，也没人当回事。
　　 食堂的人也好，潘队长也罢，与知青打交道还算容易，但下队劳动的干部可就尴尬多了。有个曾在农场医院当院长的王文哲，在所里负责放牛。据说他曾是红小鬼、卫生兵，有点老资格。他是什么问题落到这个田地的，我不知道。那时，他带着两个知青放牛。夏天，凌晨三点，他来到了男知青宿舍的窗前，压低了声音喊：“张策，张策……胡德明，胡德明……”从窗户外看见他们迷迷糊糊地坐起来后，转身先走了。过一会，不见他俩跟上，又折返回来喊。有时来回折腾几次，他也不能发脾气，真难受。大半年的时间里，他总穿着西装短裤，腿上毛草扎的印子，随处可见。牛总往水里跑，他要趟水去找。他放牛负责，夜里总在堤边系牛处，为牛熏烟。
　　 李光普就沒有这么认真了。他好像是信用社下来的，也不知是什么问题；高度近视。他的活多为打杂，且不怎么费体力的。记得秋收前，看守稻田，驱赶南迁路过的候鸟。他穿着长衣，戴着草帽，拿着一根挂满塑条的长杆，在田梗上走去走来，招幡似的挥动着，滑稽极了。饿极了的鸟，是不怕他这一套的，成群成群地俯冲，钻进了稻田就蛰伏下来，用泥块击打也不动。李光普懒得费这个力，胡乱吆喝着来回晃动。看他那个无所谓的样子，像磨洋工。
　　 周伏的态度又太过了。身上晒得黑不溜秋的，水珠都挂不住，比老农还黑。只知道他过去是摇鹅毛扇、耍笔杆子的。后来也回原单位了。
　　 农科所的事，三天三夜也说不完。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岁月，我永远不会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