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贫的父亲参加过国民党的部队，母亲就读过重庆大学，由于特殊的社会背景，符贫小学没毕业就被迫辍学。十一岁，符贫就步入了社会这所不需要交任何费用的大学，走进集体生产劳动大课堂。
　　 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遭烂，背时不过大老倌。符贫是家里孩子中的老大，他懂事早，肯吃苦。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只读了三年小学的他便主动向父母提出辍学，好让弟弟妹妹继续读书。
　　 十一岁，现在的孩子还在父母怀里撒娇的年龄，然而，符贫就随村里的大人第一次走出了村子，去了离家40多公里以外的一个乡办企业煤厂干活，下井运煤，当背老二，他每趟背50斤左右，挣7分钱，一天最多挣上一元钱。一日三餐靠吃从家里拿的粗包谷面煮糊糊过日子，晚上就睡当地老百姓猪圈楼上的包谷草里。不到一年时间，村里又不允许村民外出挣钱了，要求回家参加集体生产。
　　 农闲时，闲不住的符贫便萌生出生意经来，将自己卖苦力积攒下的血汗钱拿到乡场上低价收购了50斤红辣椒，准备贩往外乡去赚钱。
　　 那天中午，正当符贫背着一袋辣子步行到乡场对面的渡口处，准备搭船过河时，村里的干部追过来了。有人举报他在搞“投机倒把”。眼看两名村干部就要追上来，符贫害怕他那一麻袋辣椒被干部当场没收。符贫想也没想就一步跳进河中，不顾水淹齐颈部，不要命蹚水逃到了对岸。虽然逃脱了辣椒被当场没收的危险，但因辣子被水泡之后，很快开始发烧，霉烂，损失了大半。
　　 那次，符贫的第一桶生意经只淘到了两元钱，还差点被水卷走，丢掉性命。
　　 用生命换来的第一桶金还是让符贫尝到了“投机倒把”的甜头。
　　 后来，扶贫发现村里家家户户都养猪，每户每年必须无偿地向国家上交半根猪或一头猪的任务。然而，村里人所养的仔猪都是从外地运进村子的。符贫从中发现了商机，于是，他又开始学做贩卖小猪生意。
　　 贩仔猪需要去外县乡场上买，得走近百里山路。这天，他用一根红布袋装了一碗米和两碗干红苕颗颗，天不亮就悄悄从家里出发，赶在天亮之前出村，以免被人举报。他从没有去过那个乡场，只是听人讲过那里是周边最闹热的“猪市”。符贫一路打听着去，途中，他花费一角五分钱借宿一户姓李的村民家里。晚上，他将一碗米和两碗干红苕颗颗一次做成锅巴饭，锅巴和米汤当晚餐。他把剩下的干饭捏成饭团装进红布袋里作为路上的伙食（干粮）。饿了，随时都可以抓一把冷饭团吃上几口。
　　 第二天赶到猪市，符贫买好两条最小的仔猪和一只大约30多斤重的山羊。返回时，又赶到李家歇脚。他睡在关羊子的圈的隔壁，他怕羊丢了，睡不着，就将拴养的绳子穿过土墙的孔系在自己的手腕上，羊一动，他就被弄醒，一晚上要醒好几次。
　　 临走时，符贫用木棍将背篼隔了个上下层，饭团放下面，两头小猪捆在上层。路上，符贫走得又累又渴又饿，在一处小溪边喝完水，他打算拿一团米饭疙瘩吃。没想到，取出口袋里的饭团时，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一口袋饭团被猪屎和猪尿弄脏了。饥饿难耐的他顿时傻了眼，泪水奔涌而出，那一刻，心难受得如刀子在剜。
　　 他说，现在想起都恶心，当年为了活命，再脏也舍不得扔掉。符贫只好将布袋里的饭拿到路边的溪水沟里冲洗后再吃。他说，那次赚了19元钱，回家缝了一床罩子，买了一床铺盖面子。
　　 那一年，符贫刚满十三岁。
　　 养儿不学艺，挑断箩筐系。符贫学编篾，学石匠、木匠等，承包村里的拖拉机，组建粮油汽车队，建起几百人的劳务公司。
　　 如今，符贫“投机倒把”成功，资产过亿元，住高楼，开豪车。但他没有忘记那块滋生他“投机倒把”的土地。
　　 站在那块多年撂荒而贫穷的土地上，符贫像投进了母亲的怀抱，见到久别的亲人。那零星的炊烟点燃了他久病的乡愁。
　　 之后，符贫捐资一百万修通了出村的水泥路，义无反顾回乡当上村主任，率领村民发展起产业，全村率先脱贫销号。
　　 有人说，符贫是在反哺家乡，对家乡进行扶贫。有人说，符贫又想回来“投机倒把”。听了这些议论，满头华发的符贫摇头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