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候就被驴踢过，但踢中的不是脑袋，是右膝盖。说“脑袋被驴踢了”，好像这人就“不靠谱”了。其实，脑袋被驴踢了也是常事儿，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跟驴打交道，难免被驴踢。除了有点疼痛感，并不会产生什么严重的恶果。
　　 我被驴踢的时候，刚刚小学毕业，因为“文革”那年不让“升级”，我就自动放弃“等待”，失学了。我们家喂养了一头小草驴，驴是生产队的，分散到我们家喂养，它灰色毛发，白嘴唇，四只蹄子也是白色的。这头小草驴拴在我们家过道里，俗话说“秃子护头，驴子护草”，小草驴就特别“护草”，吃草料时不让人靠近。我和妹妹在院子里踢毽子，妹妹把毽子踢到驴槽里，我去找鸡毛毽子的时候，小草驴扬起后踢，正踢在我的膝盖上，当时就把我踢哭了。
　　 这头踢我膝盖的小草驴后来成为我挣工分的的工具。
　　 到了麦收时节，生产队开始忙起来，生产队长张春营通知我父亲，说小草驴该“上磨”了，但一次不得超过五升麦子，还得有一个“帮棍”的。他的意思是，使用这头驴推磨要限制在20斤以内，也就是“限量”；谁家磨面谁得有一个人辅助驴子推磨，也就是“帮棍”。这叫“两项原则”，任何人不得违背。我们生产队就两条驴，小草驴的妈妈在生小草驴时，难产，大出血，生下来它就死了。所以，小草驴没有吃过一口奶，全是饲养员用面糊糊喂大的。除了这条没娘的小草驴，还有小草驴的爹——老叫驴（不敢肯定是不是小草驴的爹）。我们村四十多户人家，每头驴分摊二十来户，拉磨。
　　 我妈要求我严格执行队长的指示。我那时有点“一根筋”，凡是牵驴推磨的，我都再三叮嘱人家遵守两项原则，必须“限量”和“帮棍”，不答应就不给驴。
　　 就这我还不放心，推磨中间，我至少去检查一次，不遵守两项原则的，下次就甭想使唤驴了。
　　 这天早上，刚吃完早饭，队长老婆就把小草驴牵去推磨了，过了半晌午，还没有卸磨送驴，我去磨坊里视察，发现才推第二道，按说，20斤麦子早该磨完了，可她刚磨了一半。而且，队长老婆一个人在箩面，没个帮棍的。我急忙闯进磨坊，一摸小草驴，把我吓了一跳，整个驴身上，跟水洗的差不多，毛发往下滴着汗水。我拦住驴，训斥道：“你看看你把驴累成啥样子了？麦子超标，也没人帮棍！仗着你家男人是队长是吧？看把驴累死了，谁负责！”
　　 队长老婆坚持不卸磨，说他们家两个男人，一个是队长，一个是记工员，没有闲人帮棍。队长大儿子是生产队记工员，也就是“发工分的”。可别小看这个差事，他掌握着大家的“经济命脉”呢！二儿子比我还大一岁，帮棍是可以的。我俩争执不下的时候，小草驴像配合我似的“卟嗵”卧倒在磨道里了。
　　 队长老婆不得不卸磨，还跟我一起抬驴。我掂着驴尾巴，她揪着驴耳朵，好不容易才把驴抬起来。我拉着它往外走，它的后腿打飘，像扭秧歌似的。
　　 回到家里，我就找出了久违的半截铅笔和作业本，写下了队长老婆的名字刘桂花。现在我知道，这就叫“黑名单”。上了我的“黑名单”，以后就甭想用驴推磨了。
　　 上过“黑名单”的还有我三婶，三婶的男人就是我三叔，据说，我三叔跟我爹都是我奶奶生养的堂兄弟，可我三婶违反了两项原则，照样上“黑名单”。
　　 那天，我三婶要使唤驴，我说：“使唤驴可以，但你得有人帮棍。我三叔没在家，谁帮棍呢？”那时候，我爹和我三叔等几个男人都去修“东风渠”了，只有晚上才回家。
　　 三婶说：“我个人帮。”
　　 我三婶五大三粗，力气比我三叔还大。那年他们两个打架，我三婶一拳就击倒了我三叔。我三叔审时度势，没敢还手。
　　 三婶把小草驴拉走了，我只有等卸磨了才能去放驴。可我在院子里看书时，眼皮子老是跳个不停，担心我三婶不执行两项原则。我就放下书，悄悄地跑去查看。谁知道我三婶也很刁钻，她让我五岁的小堂妹坐磨坊门口，看见我去了，堂妹就喊：“哥来了。”其实，这是个信号，是给我三婶的信号。我到磨坊的时候，三婶正在帮棍，她撅着大屁股，一副很卖力的样子，把磨推的“呼呼”响。小草驴的驴套一紧一松，也显示着三婶的力量不太均衡。
　　 “三婶没说错吧？我说帮棍一定得帮。”三婶得意地说。
　　 我点点头，表示很满意。
　　 过了一会儿，我买了两颗糖果，再次来到磨坊，突然出现在小堂妹的面前，她刚要喊，就被我捂住了嘴巴，我把糖果给她，小声说：“别说话！”小堂妹两眼放光，接过来糖果就住嘴里塞。
　　 我悄无声息地进入磨坊，见三婶正在箩面，驴子又出了一身汗。我大声喊：“三婶你骗人！”三婶吃了一惊，急忙陪着笑脸说：“好侄子，我刚才还在帮棍哩！”我说：“卸驴！”三婶说：“一会儿就好了。”我重复说：“卸驴！”三婶说：“不卸！”我说：“你不卸我卸！”我自己动手，取下驴头上的捂眼罩，拿掉驴套，把驴拉到门外乘凉。
　　 我重又进屋，对三婶说：“三婶你别生气，剩下的我帮你推。”三婶气鼓鼓的不理我。我自己插上磨棍推，可磨就是不转，我挺着肚子，用上吃奶的力气，沉沉的石磨才蜗牛般移动。三婶又“噗”地笑了，也插上一根磨棍，我们俩合力才把剩下的磨完。
　　 我除了给三婶推过磨，还给“老神”推过磨。“老神”姓啥、叫啥我不知道，只知道她是孤寡老人，七十多了，还没死，村庄上的捣蛋鬼就给她送了个外号“老神”。“老神”其实也有两个侄子，就如同三婶与我的关系。可这个“老神”太吝啬，我们村庄的人叫做“尖”。说“老神”经常闩着门吃干饭吃馍。只要“老神”门闩上了，人们就能闻到大米饭和蒸馒头的香味儿。那时候家家户户都是敞开着门的，关着门就不正常了。哪像现在，不论白天黑夜，大门二门一律关着。一天中午，“老神”又闩了门，她的两个侄子去敲门，敲得山响，就是敲不开。又喊，说俺俩是谁谁。报了名也喊不开门，两个侄子从此生了气，不给婶子挑水了，“老神”只有自己去水塘提水吃。他俩还给老婶子编了顺口溜，在村庄上传唱：
　　 尖“老神”，“老神”尖，
　　 插着大门吃干饭。
　　 蚊子叼走一粒米，
　　 一口气追到昆仑山。
　　 “老神”推磨，自然就无人帮棍，但又不能说她违反两项原则，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婆婆，怎么能推得动石磨呢？又不能累着我的小草驴，这帮棍的活儿就得我来干了。所以，我最怕“老神”找驴推磨。我一共给“老神”帮过两次棍，累的跟狗一样。“老神”呢，连一口凉水也没给我喝过。不过，我不生气，因为我不是在帮“老神”，我是在帮咱的小草驴。
　　 二十几户人家，上过我的“黑名单”的有七八户之多，其中，当官的就有生产队长、会计和民兵排长等人。
　　 我小时候喜欢看书，虽然我只是小学毕业，初中、高中的语文、历史我都看得懂。我大伯的大儿子也是我大堂哥，正在上高中，我就要了他的旧课本来读。还有他做过的作业，写过的作文，我都要来读。我放驴时，把它的缰绳缠在脖子上，扔在淮河大堤下吃草，它什么草都吃，就是从不“偷嘴”吃附近的庄稼，不到处乱跑。有时，我看书忘了时间，同伴们都回家吃饭了，我的小草驴会仰天大叫提醒我。有时，我割了一筐草，背不动，我就让小草驴驼着。有时，我懒得走路了，就骑在小草驴的身上。我经常给小草驴洗澡，它的毛发很干净、很滑溜，像缎子一样，骑着很舒服。
　　 我除了读文科，也读数学，代数能看明白，几何就云里雾里了。所以，恢复高考的第二年，我以小学毕业的资格参加高考，居然考上了中等师范学校。英语、理化全是零分，理科只有数学得了21分。而语文、历史、地理都是高分，可见偏科十分严重。要不，上个本科也不是太难。当然，我能考上学，除了感谢堂哥，就得感谢我的驴。因为它不仅给我挣了工分，还给了我充分的时间读书。除了读课本，我还读一些长篇小说，这些书都是我偷堂哥的，比如《林海雪原》、《敌后武工队》、《小城春秋》、《平原枪声》、《破晓记》、《铁流滚滚》、《把一切献给党》等书籍都是那时候读到的。
　　 当然，驴对我好，我也对它好。我不仅不让它过度劳累，还割最嫩最鲜的草喂它。夏天和秋天，我除了喂饱它，还晒了干草，留作冬天的草料。干草有稗草、爬地藤、苜蓿草等，好吃又有营养，比干稻草强多了。冬天里，我给小草驴饮温水喝，有时还撒两把麦麸子。所以，小草驴整个冬天都没“掉膘”。
　　 时间久了，我从推磨上可以分出谁家家底好，谁家生活差。比如，有的家庭推五升麦子，能管十来天，我家、孙碾子家和三婶家就是。可队长、会计家只能管三天五天的，说明他们家吃馒头次数多，生活水平高嘛！
　　 一天上午，我牵着驴正往地里走，队长老婆突然叫住我，她说她要推磨，今儿不推磨就断顿了。我说：“你的名字还记在本上呢，至少要等小草驴长大了才能使唤！”
　　 队长老婆说：“我也知道违反了规定，这一阵子都没敢问你的驴，全是那个老叫驴推的。今儿那个叫驴病了，只能找你这条驴了。”
　　 队长家有特权，她本来属于我的“客户”，因为上次她不帮棍，我卸了她的磨，她有点不好意思，就一直使唤人家的老叫驴。人家也乐意让她使唤，好趁机拍拍队长老婆的马屁。我说：“老叫驴是你累病的吧？”队长老婆说：“胡说！谁说是我累病的，我撕他的嘴！”
　　 我“哈哈哈”笑着说：“就你家推磨多，不是你累病的还能有谁呢？”队长老婆说：“你个小屁孩，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明儿我告你妈去！”
　　 我说：“随便！”
　　 她便过来夺我的驴缰绳，我紧抓不放。这时，小草驴屁股掉过来，“咚”地踢在她的左腿骨上，她“哎哟”一声坐在草地上，眼泪巴巴地说：“妈个x，连驴都欺负我！”我想笑，没敢笑出来。心里说：谁敢欺负队长老婆呀？也只有畜生敢了。
　　 孙碾子比我还“一根筋”，他见队长老婆倒在地上，站在那儿笑得弯了腰。队长老婆爬起来，朝孙碾子的屁股狠狠地踹了一脚，说：“日你老姨！你笑老娘，得给我帮棍！”
　　 我说：“孙碾子要给你帮棍，我就叫你使唤驴。”
　　 孙碾子说：“俺放偶（牛）。”
　　 我小声对孙碾子说：“我替你放，你去帮棍，她会给你记工分的！”
　　 孙碾子同意了，还对队长老婆说：“你得给俺八、八分！”在孙碾子看来，“八”是最大的数字了，所以，他张口就要了这个数。
　　 队长老婆的脸有点红了。因为她儿子是记工员，负责发工分。给她帮棍，生产队发工分，就有点假公济私了。“要帮就帮！不给记工！”她嘴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可不是这么想的。我说：“碾子，只管去吧，保证八分，一分不少。”孙碾子高高兴兴地牵着小草驴，跟队长老婆一起走了。
　　 我的小草驴长大了。它在淮河大堤上吃草时，常常“昂昂昂”地叫唤，不安分的样子。有一天，它的叫声居然引来两匹叫驴，一匹是灰色的，一匹是黑色的。两匹叫驴不知从哪里钻出来，放肆地纠缠着我的小草驴，它们做足了“前戏”，准备进入实质阶段。这时，黑驴抢先爬跨我的小草驴。它那野蛮动作使我想起流氓的行为。我开始驱赶二驴。畜生的脸皮永远比人类的脸皮厚！不管我往死里诅咒，还是拳打脚踢，二驴就是不放弃。黑驴还他妈抬腿给我一蹄子，“嘭”地一声正中我的拨浪盖（膝盖）。我“噔噔”连续后退，最后跌了个四脚朝天。剧烈的疼痛如同膝盖破碎一般。妈的，黑驴比我的小草驴有劲儿多了！
　　 我阻止驴子的“交配”行为，不是我不懂动物的“爱”，我是怕小草驴生出“驴二代”。前面说过，我的小草驴出生时，它的妈妈就因难产去世了，如果我的小草驴有和它母亲同样的命运，小草驴岂不性命难保？所以，我得阻止任何驴子给我小草驴“下种”。
　　 孙碾子是我的同伴，他放一头黄牛。别看他话说不清，却很能理解人。他跑过来将我扶起，恶狠狠地说：“割它‘咬’！”
　　 孙碾子叫我“割它‘咬’”，实际上是叫我砍断二驴的“屌”。碾子的舌头好像短了一截，说话口齿不清。但我还没有残忍到断它们生殖器的地步。我站起来，找来一把镰刀，这时，只见黑驴的那根橡皮棍像蛇寻找洞口一样摆动着丑陋的“脑袋”，乱戳小草驴的屁股，我瞅准机会，用镰刀背猛击一下那根橡皮棍，黑驴的“鞭”像被热水烫了似的急速地缩进腔子里，然后狂奔而去。灰驴大喜，它以为可以独占小草驴而自鸣得意。镰刀背敲击“驴鞭”的效果立竿见影，我用同样的方法再次出击，灰驴同样狂奔而去。这样，我胜利地保卫了我的“处女驴”。
　　 但小草驴似乎并不领情。它不吃不喝，用仇恨的大眼睛瞪着我。回家的路上，它总是挣扎着要回大堤。骑着不走，赶着也不走。我把它的缰绳与孙碾子的“老黄牛”的缰绳拴在一起，然后赶着老牛，它没有老牛的力气大，被老牛拖拽得跌跌撞撞，很被动地跟在老牛的屁股后头。
　　 吃过午饭，我们依然去大堤上放牧。小草驴好像明白我们要去的地方，它“喂呀、喂呀”地叫着，不仅不拖后腿了，反而拽着老牛走。老牛的鼻子被它拽得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