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传媒杂谈】报道：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10月26日在杭州提出，现有的高等教育体制与机制应有适当调整，并当场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赢得全场分贝最高的掌声。同时令纪宝成担忧的是学术权力市场化，各式各样的博士学位开始泛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10月27日钱江晚报）。
　　 最大博士群不在高校在官场，说到底这是一种学术不端。当行政力量可以换取学术头衔时，学术界的浮躁之风、各种不合情理的学术氛围，也自然而然出现并泛滥了。无论哪个国家，最大博士群都应该在学术领域，要么在高校，要么在科研单位。如果最大博士群出现在行政机关之中，那么显然其造成的不仅仅是人力资源上的浪费。这其中既包含了学术界谄媚于行政权力的无奈，同时又包含了学术职称远不如行政职位的尴尬。去年我国在建立博士点26年之后，成功超越“英美”，成为世界第一“博士大国”。而公众并不买账，还闲语不断。按常理，本该能赢得公众的欢呼，举国同庆的，为何反差这么大，原因就是名不符实。不少留洋学生诉苦，说外国根本不把中国的博士学位当回事儿。回到本质问题来看，那便是粗制滥造的“证”多，真正拥有博士学术水平的人少。
　　 时下的官场之中，虽然确有官员的学术职称来自于真才实学，但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通过权力的通吃，花钱买来了一纸博士文凭以装点门面。不劳而获，有名无实，这或许才是纪宝成最为担忧之处。据西南大学研究生部相关人士透露，重庆市的区县党政一把手中，大约有一半在该校攻读博士学位。这种现象断不会只重庆才有。普通全日制的博士生尚且需要三年的学习研究，而官员带职读博，除去工作娱乐交际时间，所剩无几，如此境况下大多官员尚能两年就能拿到博士结业证书，其证书的含金量绝对是个问号。而对比韩国、日本及欧、美等国攻读博士学位的情况就可发现，在那里取得博士学位，确实比我们这里要困难得多。没有六七年功夫很难通过。
　　 大学校长能在“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这种场合之下公开批判“论文大国、学术小国”，真是难能可贵。单单这一点，纪宝成的演讲就应该获得掌声。他直接点出了时下行政与学术的不正当关系，更是说出了大学行政化的弊端。“官场博士群”的存在。对于高等教育、学术发展、官场跟风，都将有百害而无一利。在此情形之下，高等教育体制打破行政化的改革势在必行，大学实现教授自治化的朝向必须确定。唯有如此，学术才可能有复兴的希望。
　　 现在高校学术腐败严重，学历完全沦为工具，知识分子向行政官员大量聚集。官员博士很少能成为，为学术而生的清贫之仕。相反，他们只会将学历看作是自己事业前途的一个跳板和工具。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他们的学位论文能否独立完成、究竟有无学术价值、能否顺利毕业，根本无需考虑。要知道，学术向来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这也与我国的官员选拔制度有关。在国外，政府官员一般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类。政务官主要从事政治决策工作，不需要过高的学位。事务官主要从事决策执行工作，如不是从事专门研究工作，也不需要博士学位。而在我国，学位证书情结严重，学历的畸形崇拜影响广泛，甚至某个职位首先要求的便是博士、硕士学历，而工作能力、管理水平则从属于学历，这为很多官员谋求博士学位滋生了土壤。
　　 当然，官员掌管国家行政权力，而高校则是思想阵地，两者建立良好互助关系，可以用学术之力影响政策的实施，同时可以让最新的学术成果转换成施政的方针，二者联姻，可以促进社会更快的进步。可如今，高校沦为行政力量的“后花园”，用最高学位证来换取官员手中的社会资源，如此似乎也是互通合作、相得益彰，只是得益者并非社会和公众，而是官员自己。当官员与教授合作，在打交道的过程中，逐渐失去其独立性和批判性。他们逐渐成为依附于行政体制的御用文人和利益分赃者。他们不再关注民生疾苦与劳苦大众，而是闭着眼睛、俯下身子，盘算怎样逐渐往上爬，坐大位。
　　 中国博士群在官场，也与行政权力决定高校走向有关，现行高校是行政至上而非学术至上，是官场治校而非教授治校，这完全是一种价值错位造成的。看看那么些官员的文凭都不过是权力通吃的结果，看看每每出现的几十名教授竞聘学校的一个处长之职，再看看大量的学校科研经费都为行政官员们所支配，大体上可以品出学术在高校中的真实地位。这使得我们的大学虽然空有一番打造世界一流的雄心壮志，但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学术依附于行政，已经成为高校向世界一流大步迈进的最大制度掣肘。
　　 学而优则仕，继而仕而优则学，戴上“博士”、“荣誉教授”大帽不足为奇，有的甚至是轻而易举。在官场一味追求高学历后，各种造假之风、形式主义普遍漫延。在政府信息公开，政府执政透明度越来越大的时代背景之下，低学历官员很可能会招来许多诽议。而高学历自然也可以为自己的升迁增加理论上的合理性。如此一来，官员们除了能比比谁拿的烟好之外，当然还要比一比谁的学历高，官场就会逐渐形成一股高学历的追逐风。但是，学历不是人人可以拿的，学问不是人人可以做的。于是，剽窃之风、仿效之风，甚至是“复制粘贴”之风将会在官场蔓延。无疑这又会助长个别行政机关的形式主义。
　　 纪校长一针见血直言教育机构衙门化，高校行政化、简单化，有关部门要认真反思一下，当下我们的高校管理体制毛病究竟出在哪里？纪校长能捅破这层窗户纸说出这样的话，足见当今“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博”的负面影响日趋加深。高校需要把不懂教育的“官职”逐出校园，把擅为教授服务的“秘书”请进来，这是我国大学教育迫切之需，也是培植学术精神的最佳路径。让学术回归学术，让行政回归行政，而不是如同现在这般学术必须归属于行政之下才能继续生存。学术不彰，社会失去发展动力。梁启超先生曾讲，“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为“学”之体若不独立，为“术”之用将无从所展。在国际科技力量迅猛发展的今天，我国科技难免受制于人、授人以柄。
　　 放眼望去，如今能像纪校长这样直抒胸意、直斥高教之弊者还很少，许多知识分子要么因忌惮权力而麻木，睁只眼闭只眼，往耳朵里塞块小棉球，当年轻处长轻狂的“权力训斥”响起时，教授们权当听不见；要么与权贵同流合污，哪里还敢发出一点自己的心声。博士群该在哪里出现，当然应该在需要他们的地方出现。马建成先生曾说过，高智商的人去当官，是对人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样，作为博士群，不在高校从事科研和学术活动，而是将博士帽作为一顶光鲜夺目的头冠，这实在是对科研人才的不尊重。道理很简单，公共管理与服务部门毕竟不是科研生产的一线阵地，要那么多博士挤在那儿，难道只是摆在那儿当花瓶吗？
　　 谁都知道，困扰中国大学最沉重的病症，就是学术行政化，学术彻底沦为了政治的“婢女”。纪校长作为“婢女”的领班，胆敢向老爷太太们叫板，勇气十分可嘉。大学应该是独立和自由的，应是一个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地方。但我们现在的大学还完全达不到这种标准。如今只要一听官员的介绍，就知道是博士文凭。因为“博士”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字眼了，甭管这个“博士”有多少水分，这个学位是怎么弄到手的，反正这个文凭还是大学发给的不假，白字黑字千真万确。大学给官员授予博士帽，一点都不奇怪，只要官员有这种爱好。
　　 现在领导读博成了一窝风，就因为找到投机获取博士帽的捷径有很多，在职读博就是其中的一种。有代领导听课的、有代领导撰写论文的，还有帮领导发表文章的等等。谁不知道这是一种多赢的局面。领导拿到的是文凭，学校得到的实惠，代劳者得到的是升迁与提拔。如此以来官员式博士就逐渐多了起来，十几年累积下来，就成博士群了。一些官员利用手中的威权，到大学换取博士学位，大学则不敢不从，以至一个厅局，半数是博士，从而造成了博士集中于官场的怪现状。正是这些鱼目混珠、滥竿充数的现象，严重损害了中国博士学位的声誉。这种怪现状，不但加剧了政治对学术的压迫；而且导致博士学位大量的贬值。这种误区不尽快突围，便将沉湎愈深。我们要尽快推动教育主管部门从教育体制核心层改革。首先，全面清理官场的“捞博”与高校“捞官”乱象，果断砸碎官场“混文凭”的利益链条，彻底消除高校行政职级设置体系。这样才能破解“学而优则仕”与“仕而优则博”困局。要想大学有独立的风骨，需要有一种制度来保障，当制度缺乏的时候，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就成了必然的现象，我们对此除了在网上板砖，别无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