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是一新的历史时期，又出现了许多新名词。“打工仔”“打工妹”便是其中之一。一部“外来妹”的电视剧，更是把打工族推向了全国。其实，外出务工现象早就有了，只不过没有这个专用名词。我从很小十二岁开始就有打工的经历，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
　　
　　 一、写“号簿”的经历
　　 “号簿”是什么？这是当年旅店用于登记旅客基本情况的登记簿称作“号簿”。我就曾经为一家私营旅店做了个登记换送“号簿”的“打工仔”，那年我才13岁。
　　 那是“文革”以前，我还在读小学，大约是五、六年级。邻居看到我家生活困难，介绍我家找到了一份为旅店登记：旅客姓名、年龄、习惯、从那里来到那里去等内容的工作。然后送交公安派出所，并换回头一天的登记簿，每月工资6元钱。由于父亲要经常外出拉货，回家时又累又晚，母亲又不识字，所以，这项工作就落在了我的身上，也就成了可能是最小的“打工仔”。
　　 这家小旅店在古镇的一堡街头，离我家住的二堡街还有二里路左右。旅店老板是一位老太太，孤身一人，信佛教、吃长斋。80多岁了仍然身体硬朗，一头白发，待人和气。这是一家接待水运放排工的旅店。
　　 每天傍晚六时左右到旅店登记旅客。古镇的街道石板铺成，深深的车辙坑坑洼洼，加之又没有路灯，晚上行走很是困难。登记后，还要走二里路到派出所更换号簿。八点钟左右才能回到家做作业。
　　 一年的清明节前的一天，是个下大雨的夜晚。我登好号簿在送往派出所的路上。有一家人打开门前阴沟盖板排水。我走到这里没有分清是路面还是排水沟，一脚下去跌了个仰面朝天，全身湿透了不要紧，要命的是把左脚跌伤了。后来硬是抗了几个月才逐渐好转，但落下了至今阴雨天脚仍然酸痛的毛病。出了这次事情以后，我也学会了偷懒。有时天气不好下雨时，我就把登记好的号簿不送到派出所去而是放在家里。反正派出所也不天天查阅，下雨天更不会去检查，旅店老太太又不识字。这样偷懒的事情要瞒着父母，让他们知道是要挨打的。
　　 不要小看六元钱的收入，在当年可是一个月的伙食费。这样自食其力，小小打工仔的经历只有两年多，直到老太太去世，放在当地著名的峰顶禅寺坐铁椅火化，旅店关门才结束我的第一次打工经历。
　　
　　 二、“杀掉几个”算了
　　 俗话说“三、六、九”往外走，是春节后民工外出务工的高峰时期。进入二十一世纪的第一年，我也和千千万万的打工族一样，正月初九便踏上了去上海的列车，去寻找自己的一片“露水”。地铁车站人流如潮闹哄哄的一片。但几趟地铁列车过后，若大的地铁站就静下来了。现代化的立体交通真是神奇。
　　 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上海郊区奉贤区的一家饲料公司。该公司主要生产鸡鸭饲料和对虾饲料。工厂规模很大，有全套饲料生产设备、大型立筒与平面仓库，办公大楼等等。预计每年的折旧费也不止30万元。但是，福建的林老板以每年30万元的租金，即向当地国有粮食部门承包下来了。
　　 正月十六日，工厂正式开工。由于生产的自动化程度高。三班倒满负荷生产也只要40多名工人。今年新招的工人是四川遂宁的。老板说四川人更听话，去年的安徽佬一个也不留。
　　 我分在办公室协助老板做管理上的事情。上班分配的第一件事，是清理整顿工人住宿区和筹备开办集体食堂。
　　 生产工人住宿条件很差，在一些长期不用的单人宿舍、洗澡房、守门房、杂物间里。床铺工人自己解决。有的人捡到木板什么的，就自己搭一个床铺，没有的人就睡地铺。中间用布或塑料皮一隔就是夫妻房。工人吃饭自备炊具自己做，许多工人偷着用电做饭。生活区混乱肮脏。而且占用生产用电量大。上海实行的是电费分时段计费标准。做饭时间正是电费标准最高时段。工人纷纷向我反映，老板不关心工人生活，只求自己赚钱。老板的亲属依仗关系对工人十分凶恶的种种不是。因为他们知道我也是打工仔。
　　 在筹办食堂时，几次和林老板到商店采购炊具。走了几家商店对比后，在一家叫“天天炊具商城”的商店，谈妥购置不锈钢蒸饭器等一批炊具。林老板首先挑选物品的品种规格，就每件物品价格讨价还价。我在一旁做着记录。然后汇总价钱。林老板又提出要打折扣，商店老板不允。一来一往地几个来回争执后，商店老板妥协了。林老板要按八零折价，商店老板说最多只能九零折，说，再折扣就要亐本了。林老板以不买退货相要挟，逼得商店老板最后以八六折成交，同时要求送货上门。一番讨价还价，为林老板节省了3000多元的开支。商店老板连连摇头，我也暗暗自叹不如林老板的“精灵”。
　　 食堂要开张了，林老板分配我管食堂和他的一个亲戚负责蔬菜采购。大宗的食品例如大米、食盐、酱油、搾菜等等，都由林老板几吨几麻袋几罐地购买，连紫菜也买了二麻袋，林老板说多买可按批发价更便宜节省。
　　 就是因为没有批发价的意识，我被林老板狠狠骂了一次，差一点被“杀掉”。食堂开办后要做蛋汤，每天都要十多个鸡蛋。我只知道30个或50个地买。林老板知道了说我不会管理。说“杀掉几个去”是林老板带福建腔的口头禅，意思是开除几个工人。我第一次听到说“杀掉几个”的话，是在开工不久。
　　 正月间上海的阴雨天气多，气温还是较低的。四川民工的家属，白天偷偷在男洗澡间（没有女洗澡间）用热水洗衣服。管理人员制止了几次不见效。终于让林老板知道了，他在办公室大发脾气，一声声的“杀掉几个”的话，却让我听的不知云，事后问上海本地的“打工妹”小陈，告诉我就是开除几个工人。是啊，开除工人很容易，要再招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也易如反掌，这几天里就有多批民工上门求事做。
　　 后来，我就看到老板“杀”掉几个工人。那是两个月后，厂里要发印有统一厂标的工作服，言明厂方和工人各承担一半价格。工作服发下后，工人也被扣除了90元钱。有的工人家属看到工作服的布质，认为不值近200元一套。有两名民工要找老板论理，在办公室门前和老板的几个亲戚发生争执进而斗殴。毕竟工人更胆小，而老板的亲戚则是放开手脚打的，几名民工被打得头破血流。事后，被“杀掉”的工人到当地劳动部门投诉，劳动部门也派了工作人员到企业调查，林老板在区里最好的酒楼请了一餐酒就不了了之啦。这都是小陈事后告诉我的，她说上海也有招商引资的任务，也要托着私营企业主。工人和老板斗必输无疑。我这个在国家机关工作近30年的老职工，对私营企业的许多做法也格格不入，半年后辞职回家，“炒了老板的鱿鱼”，是否也算把老板“杀了”。
　　
　　 三、一句“杨老”暖心窝
　　 在两家国家机关单位“打工”七年多的经历，至今回忆起还是暖融融，虽然所给的工资不高，但受到了从领导到干部职工的尊重，得到了做人起码的规格待遇。
　　 2000年初，国有粮食企业以职工下岗分流为目标的改制基本结束后，在家呆了两个月左右时间。一天，建行的李行长忽然打来电话问我，是否可以给他管理基建工地。一句“杨老”让我不知所措，满口就答应了他。李行长告诉我要吃住在工地，每月可以回家四次并报销车费。谈到工资待遇，李行长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行长怎么给都可以，我一定会尽职管理好工地，认真施工，确保质量。因为，管理基建工程是我的老本行。
　　 近两年的施工期间我尽责尽职，日夜监控在施工现场，多次发现制止了乙方施工中的偷工减料事件。查处了乙方桩基础谎报工程量，避免了国家三万多元的损失。我想，对得起一句“杨老”的尊称。
　　 公安交警部门是政法系统。没来之前我片面地认为，执法部门是严肃有余活泼不足的部门。其实不然！
　　 退休前，多年的办公室的工作经验，让我很快就适应了公安交警办公室工作。交警大队从领导到普通民警都尊重我，尊称为“杨老”，每天上班，我便工作在“杨老”的氛围里心中特别舒畅。办公室主任是一位年轻的女民警，她为人忠实厚道，热情开朗。她带有徳兴口音的普通话“杨老、杨老”，让我深感只有做好这份工作，才能对得住“杨老”的这句话。几年来由于我积极寻找素材，善于发现工作亮点，努力撰写材料文稿，一举扭转了单位过去长期黙黙无闻，只知道积极完成任务，没有宣传报道的局面，当年就在公安部门各级报刊网络上发表了几十篇稿件。并获得了各级领导的表扬。从这年起，交警大队年年被县市公安部门评为宣传报道先进单位的称号。我这个“打工仔”也年年评为先进个人。对于这份荣誉我十分珍视，因为，这是我人生历程里的最后奖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