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在好长的时间里，外祖父在我心里没有一点好印象。小个儿，稍微佝偻的腰，两条短腿呈外卡钳状，稀疏的头发，稀疏的眉毛和胡子黄白相间，一张螳螂脸布满了皱纹，像一只陈年的山核桃。记忆中，外祖父不太说话，偶尔说一两句都是呵斥和责骂，那尖声尖气的嗓音底气十足，如同冰缝中窜出来的泉水，透着逼人的凉气。一双小而阴鸷的眼睛，更像两把匕首闪着寒光。当然，这透着凉气的声音、闪着寒光的目光，只有在家里，在外婆和我们这些孩子才能听到、看到。在外面，他总是耷拉着脑袋，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我知道，他那是装出来的——因为他是“四类分子”，是“阶级敌人”，是人民群众监督的对象，他不敢有一丝的恣肆和张扬。
　　 说起外祖父的“四类分子”，简直像影视里的情节，太富有戏剧色彩了。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辽南一带成了国共两党“拉锯”的地带。先是共产党派部队占领了辽南，并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打土豪、分田地、分浮财，穷人扬眉吐气地翻了身。当时，外祖父已经分家单过，按家庭财产定成分，他被划为中农，不属于“斗争”对象，而他的父亲则是富农，家产被分个精光。转过年，国民党中央军打了过来，力量相对薄弱的共产党组织游击队，带着各级政府退进了深山老林。这时候，村里那些在土改中被斗争、被分光的家伙们见时机已到，便蠢蠢欲动，他们组织起来，依仗着国民党的力量开始了“反把倒算”，四处疯狂地追讨土地和浮财。
　　 一天有人来找外祖父，撺掇他参加反攻倒算。外祖父不想参加，来人细细地给他算了笔账：“你们哥三个，老大已经亡故了，老三在大连开买卖，你爹的财产将来是谁的？”外祖父本就是个恨家不发的主，对财产有一份特殊的感情。经不住这些人的怂恿和财产的诱惑，考虑了好几天，最后同意了，来人说，同意了就要在联名的单子上按个手印，外祖父犹犹豫豫地伸出指头，在鲜红的印泥里蘸了蘸，来人见他不够爽快，干脆便抓起他的手，把手印重重地按下了。
　　 按过手印没几天，还没等这伙人张罗齐人手，共产党的队伍又打回来了。他们那张印有外祖父手印的单子落到了共产党手里，成了把柄和罪证，就这样，一顶比钢铁还沉重的“四类分子”帽子，便结结实实地扣在了外祖父的头上，不仅他爹的财产没要回来，连他家也被“农会”分了个精光。从此，他变成了“专政对象”，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每次政治运动，他都是被“触及灵魂”的对象。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我们常常看见他带着高高的尖帽子游街，或者衣服上缝着写有罪名和姓名的白布，在村里清扫街道和公厕。本来就少言寡语不苟言笑的他，更沉默了，一张山核桃般的脸更阴郁了。只有在外婆和我们这些小孩子面前，他才偶尔发泄内心的不满、怨怼和仇恨，他尖利的嗓音和冷泠泠的目光，总让我想起电影中暴风雪之夜里那饿狼的样子。所以，从小我就不喜欢他，甚至打心眼里对他充满了厌烦和憎恶。
　　 也许，骨子里他就是爱财如命的人，也许是因为失去的太多，反倒使他更加吝惜财产。反正，即使对我们这些外男外女，他也丝毫没有大方过。那时候，我们家孩子多，底子薄，粮食、蔬菜总是不够吃，每次从外婆家回来，外婆都要给我带上些干粮或菜蔬，但是，每次又都必须背着外祖父，否则，他总要对外婆大发雷霆，嘴里还要恶狠狠地责骂我父母日子过不好，甚至诅咒我们一番。每次我要回家时，外婆就想法设法拖延时间，直到外祖父上工去了（他不敢迟到或随意停工的），外婆盯着他走远了，赶紧拽上我钻进菜园，一两尺长的大黄瓜，尺把长的豆角，小灯笼大小的白茄子，碧绿的韭菜，翠生生的芹菜，装上一大筐，直到我拿不动。然后送我到街口，嘱咐我路上不要玩耍，赶紧回家。有时候，筐子里还要塞进几个玉米面大饼子、煮地瓜或青苞米棒子。至今我还记得，我走出老远，回头时还看得见院门口外婆举着烟袋，穿着粗布长衫高大而亲切的身影。
　　 有一回，外婆给我装了一筐菜蔬，我们刚走到院门口，外祖父意外地回来了，他是因为队里给他安排了新活计回来更换工具的，当他看见了我和我的菜筐，顿时愤怒起来，一把夺过菜筐，跳着脚，指着鼻子骂外婆不会过，败家。那时我已经十四五岁了，知道了受辱的滋味，于是扔下菜筐，转身而去。走出了外婆的村子，我越想越觉得委屈，便坐在路旁抹起眼泪来。不知过了多久，一只温暖的大手摸上了我的头顶，我抬头一看，是外婆。她一手提着菜筐，一手摸着我的头顶，温和地说：“别哭了，都多大了还哭鼻子，不怕别人见了笑话？你也别生你外公的气，他不是对你，那是心里憋屈。唉，他这个人呀，爱财是毛病，可是你知道吗，如果不是他起早贪黑地劳作，菜园子里自己能长出这么多水灵灵的菜来吗？要不是他一分钱一分钱地抠扯，我们家早就饿死了。”
　　 想想也是，人送外祖父一个绰号“小精细”，他是乡村里那些精明庄稼人的代表，是精打细算过日子的高手。他一年四季早起晚睡已成习惯，冬天鸡还没叫，他就踏着冰雪背着粪筐走出村子拾起粪来，等到庄稼人都起来的时候，他早已拾回了满满一土篮子牛马粪便回到家里，扫干净院子，挑满了水缸。春天别人家吃早饭时，他已经间苗或铲地回来了，正在院子里收拾家把什呢。夏天，当别家的男人开始打扫院子或摇响辘轳时，他早已经浇完了菜地，将刚刚割下的小山一样的草捆扛进了院子。秋天更是，摸着冰凉的霜花或露水，他在微明的晨曦里就开始收割庄稼，等别人下地的时候，他或者已经拾了一大捆柴火，或者捡了一筐高粱穗、谷穗和棉花桃回来。下雨天，别人都在家里“雨休”，睡睡觉，找邻居伙伴扯扯闲篇，年轻一点的还会聚到一起打打扑克，嘻嘻哈哈地插科打诨，他却挑上担子，去村外的荒地上铲草皮回来垫猪圈，草皮上的青草是猪最喜欢的饲料，而草皮带着的泥土，让猪一顿踩踏就成了明年很好的农家肥。他的身上总系着一条长围裙，胳膊上总带着一副套袖，腿上扎着一副绑腿，即使吃饭的时候也不摘下来，这样他的衣服总比别人的新和结实。我读小学的时候，学校在他们村里，每当下雨阴天，我就不回家，放学后直接到他们家去过夜。夜里醒来，总看见他在昏暗的油灯下掌鞋，有的鞋子干脆看不出原来的样子，都被补丁摞满了。掌鞋的麻绳也是他自己搓出来的。他一只脚踩住麻绳头儿，用嘴叼住一股麻，两只唾了唾沫的手，灵巧地把另一股麻搓上劲儿，然后，将手中的和嘴里的两股麻颠倒个个儿，两股都搓上了劲儿，再将它们合到一起，一段拧着均匀麻花劲儿的麻绳就搓成了。不仅掌鞋的麻绳是这样搓出来的，家里用的所有绳子，几乎都是这样搓出来的。除了热天中午偶尔可以看见他躺下小憩，我几乎没看见他睡过觉。
　　 他家的农具家什总是用得仔细，平素里齐齐地挂在房檐下背雨处，没有扔得哪都是的时候。铁锹、锄头、䦆头用过后，一定将上面残留的泥土擦干净，以免生锈；镰刀用过后，一定要磨得锃亮飞快，啥时候再用，拿起来就能用；缸、盆、碗盘打了，能锔的绝不换新的，就连筷子也都磨得比别人家的短了许多。秋天收完粮食，别人家就把秸秆割下来拉到家垛上完事，而外祖父则不然，他要对高粱秸秆进行筛选，将粗壮直溜的挑出来单放，留到下一年做篱笆或者给黄瓜豆角等搭架用；对那些高粱穗下面的挺杆儿长而直的，小心翼翼地割下来，让外婆闲暇时用线绳穿缀成盖帘，盖缸盖盆或包饺子、蒸馒头用。甚至，高梁脱下的壳儿也收集起来，用来填充枕头。玉米的包皮也要认真筛选，将外面的老皮捆起来，冬天给圈里的猪暖窝。或者编成大辫子，盘到一起，制成“蒲团”，坐在上面，比小板凳好，柔软、舒适，暖和；里面的嫩皮打成小捆，冬天用铁梳子梳成细丝，垫进棉鞋，又暖和又暄腾；而中间不老不嫩的，则用来做屉布，蒸饺子、馒头，不但不粘锅，而且还带着玉米的清香味儿。院墙上吊着的那些大葫芦已经成熟结实了，外祖父轻手轻脚地把它们摘下来，晾晒到葫芦外皮呈金黄色，他便挨个地端详半天，然后用锯子或从中间锯开，做成大大小小的干瓢、水瓢，干瓢用来舀米舀面，水瓢则用来舀水舀粥；或将葫芦蒂锯掉，掏出里面的葫芦瓤，做成盛装鸡蛋、豆类的“葫芦头儿。”别说粮食、秸秆、瓜果，就连烧饭后灶膛里的剩火余烬，外祖父也不会让它们白白地浪费掉，他会在饭菜盛出来后往锅里添几瓢水，用作洗衣、洗脸或烫脚。即使在严冬里，他家也绝不会生炉子的，所以，灶坑里的余烬则要用铁制的火盆盛起来，放到炕上让老人孩子烤手烤脚驱寒。围着火盆的老人要抽烟，不需火柴，只要把装满烟叶烟丝的烟袋锅伸进火盆，烟锅里就会冒出散发着烟叶烟丝香味的蓝色烟雾。抽完烟，把烟袋锅在火盆沿上轻轻地磕几下，烟灰就不会掉得满处都是。中午，在火盆里煨几只红薯或土豆，就是老人孩子们的午饭，而外婆和外祖父在北方长达五六个月的漫长冬天里，每天只吃两顿饭，晚饭还只能是稀粥、咸菜。
　　 外祖父一生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他连吃盐吃酱都要盘起指头算计着，怎么能那么奢侈呢？我甚至没发现他有什么爱好，除了劳作便是劳作。作为外孙，拿他家一点吃食和菜蔬尚且要像做贼似的，假如想拿他家的钱物，真是连门儿也没有。别说那时候他家也没啥钱，就是有钱也不会给你一元半角的，你连想也别想。有一次，腊月二十三，我和几个伙伴去供销社买东西。伙伴们都买鞭炮，准备过年放，我心里发痒，伙伴们怂恿我去外婆家蹭几毛钱。供销社在外婆她们村子，我禁不住，就领着伙伴到了外婆家。外婆根本不掌管家里的钱，所以必须跟外祖父说，我吭哧了半天，脸都憋红了，才从牙缝里蚊子般地说出了我的想法。没想到，外祖父立刻拉下脸来，眉头皱成两个疙瘩，眼睛里更阴鸷得像座山雕似的，冷冷地说：“要钱，哪有钱？我没有钱，你赶紧该干嘛干嘛去，别在这烦人！”我是在外婆充满怜悯幽幽的目光里和伙伴们的奚落和嘲笑中跨出外祖父的家门的。我在心里恨恨地对自己说：“你没有姥爷，以后永远不要认识他！”
　　 秋天，外祖父总会拿粮食跟别人换些土豆地瓜。土豆既可以当饭又可以当菜，省了粮食还省了蔬菜；地瓜储存好了，可以吃到开春，还可以留出种薯，省钱。外祖父家的炕稍总堆着一大堆地瓜，冬日里用破棉絮盖得严严实实的。地瓜可以晒成地瓜干儿，不是煮熟了晒干，做零食的，那样太奢靡浪费，是生晒的，晒干了拿到磨米厂磨成地瓜面，掺在高粱米面或玉米面里，贴大饼子，看上去黑乎乎的，吃起来却甜丝丝的，即使没有菜也成。多年后，外祖父病重的夜里，喊起他的孙子，到园子里从地下挖出一个坛子，打开看时，里面的纸币都长了绿毛，粘到了一起，表哥费了九牛二虎的劲儿，也只捡出一部分好用的，其余的都变成废纸扔掉了。人们常说钱多了能长毛的笑话，而我外祖父家里真的就曾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正是凭着外祖父这份仔细、吝啬和“精明”，土改被分光了家产后，他不仅没有让家里的六个子女饿着、冻着，而且还在不长的光景里，为我两个舅舅在后院盖起了五间“海清”房，娶上了媳妇。庄稼人最实际，尽管他们在批判会上也会大声地呵斥他，兜头盖脸地指责他的所谓罪恶，走在街巷里会像躲瘟疫一样和他保持着应有的距离，但是在私下里，特别是在年关和灾年里，这些满脑袋高粱花，满脚牛屎的庄稼汉们，又不得不暗暗佩服外祖父的勤劳和精明。一些人会趁着夜色踱进他家，满脸堆着笑，从胳肢窝里拿出面袋，跟他借米借面。那份和批斗会上形成鲜明对比的殷勤、讨好、恭维很让外祖父受用。他总是装出一副很无奈的样子，说自己家也缺吃少喝，没有啥余粮可借，然后，在他们低三下四的祈求下，告诉他们若不是看在老亲少友和乡里乡亲的面子上，绝不会仗义周济的。我能想象得出当时，看着那些人的背影，外祖父的心里一定感到无比的畅快，脸上和眼睛里一定都闪着光彩。
　　 许多人在心里把他当做过日子的楷模和榜样，跟他摽着膀子比赛，可说起来也怪，到头来他们总是要败下阵来。外祖父给生产队割草，回来过称的时候，他总会不经意地用脚踩住捆草的绳头，让秤杆高高地挑起来，所以，他割的草不比别人多，可挣的工分却总比别人高出不少。外祖父家里的猪崽不爱吃食，外祖父不喜欢它，便跳进猪圈，用剪刀将它的长毛剪成齐刷刷的短毛，然后送到集市上卖掉。买猪崽儿的人见这猪崽儿小毛溜短，又见外祖父给它喂白菜叶，猪崽儿大口大口地吃，便认定这猪没毛病，上食，好养活，连价都没还，抱起猪崽儿，像捡到便宜似地走了。外祖父在集市上左瞧瞧，右瞧瞧，直到散集了，才出手买下早就相中的猪崽儿回来。到年关时，别人家杀年猪也就一二百斤，而外祖父家杀的年猪竟然三百多斤，不仅过年和正月里会亲待客的猪肉够了，而且由于年猪体大膘肥，㸆了两大坛子猪油，够全家人吃上一年的。
　　 1978年，外祖父在苦熬苦撑了三十多年后，终于等到了“摘帽”。这时，他已经衰老得干不了活儿了，总是半倚半坐在炕上，一到冬天就喘咳不止，腰身佝偻得更厉害了，脑袋也耷拉到了胸前，喉咙里发出类似鸡鸣的响声，但脸上却云开雾散，浑浊的眼睛里再没有仇恨和憋屈的凶凶的光芒，话也多起来，每当有人来，他总要说些感谢华国锋，感谢邓小平，共产党好的话。我不知道他这些话是由衷的赞叹，还是被沉重的政治枷锁压得变乖了。两年后，他带着解脱后的轻松和家业远没达到他的理想那份不甘病逝了。我因为在城里读书，母亲没有给我信，没有赶上送他最后一程。我也不知道当时假如母亲告诉我，我会不会愿意去。因为直到那时候，我心里依然和他没有一丝一毫的亲情感。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当我自己娶妻生子过日子后，着实从心眼里佩服起外祖父的那份下苦力气的勤劳和精打细算的精明，尽管我依然瞧不起他的小气，他的吝啬，他的爱财如命和他的农民式的小狡猾。
　　 改革开放后，他的孙子，我的表哥成了他们村里第一个“万元户”，当起了“包工头”，成了十里八乡闻名的“大老板。”不知道是表哥继承了外祖父的遗传基因，还是外祖父在天有灵，荫及了子孙。我知道，外祖父没赶上好光景，他的一身精明、勤劳，甚至那份吝啬和鬼算盘如果搁在今天，说不定会比表哥的事业做得更大、更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