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制组撤离大山深处，作为摄影的我扛着笨重的设备走在最后。转了一道弯、翻了一座山，天黑下来时，我们终于走到了停车的地方。放下设备，发现仨衣衫褴褛的孩子站在我身后的不远处。
　　 我不解地问他们要干什么？
　　 他们说是想拾我们丢弃的矿泉水瓶——卖一毛钱一个。
　　 看到灰头土脸的孩子们，我心里一酸，忙把一瓶没有喝的给了高个子，又打开车的后备箱，拾出了所有的矿泉水瓶，装在一个塑料袋里交给了高个子。中等个子很失落地看着我，似乎愤愤不平。我赶忙从车里找出两本儿子看过的小儿书，给了他，以平复他的失落和怨气。小个子得了几包饼干。
　　 仨孩子脏兮兮的脸上都露出憨厚的笑，他们觉得收获了翻山越岭之后想得到的一切。
　　 怕他们回去不便，我们的手电筒都给了他们。
　　 后来，翻山越岭的活计都给了年轻人，我不再跋山涉水了。
　　 十年后也，年轻的同事给我带回一个口信，说大山深处有个小青年看了我给他的小儿书，心存感激，要谢谢我呢。
　　 苦思冥想后，忆起了那个晚上的偶遇，很想了解仨孩子的现状，于是又来了年轻时的冲动，去再一次探访层峦叠嶂的大山深处。
　　 不巧，没见到他们。高个子到城里拾荒了；中等个子在念初中，那两本已经翻烂的书放在旧书包里，挂在墙上的钉子上；小个子到镇上的小吃铺做了学徒。
　　 又十年，大山深处的那个贫困县脱贫了，邀请摄制组老成员故地重游。
　　 下了车，一个硕大的身影——一位民营企业家，号称“破烂大王”的，挡住了我，向我伸出宽大的右手，憨憨地说：“李先生，我就是当年的大个子。”接着伸出拿着矿泉水瓶的左手说：“这就是你当年给我的那瓶水，不曾开口，我现在天天把它放在办公桌上，百看不厌。”
　　 我惊讶，忙问：“那俩呢？”
　　 “我用拾荒赚的钱供老二上完中学，后来用‘破烂公司’赚的钱供他上大学，他毕业后在家乡办起了学堂，成了远近闻名的先生。小个子还是爱吃饼，在镇上烙饼卖，生意虽小却因货真价实而红红火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