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栏作家】诚信第一人
七十一岁的韩大兴因肾衰竭住院已经一个多月了。他是从街道红星家具厂退休的,没多少养老金。老伴王淑菊半身不遂三年多了,生活基本不能自理了。儿子韩德凯儿媳徐桂英都是北河区排水站的工人。孙子韩宝强正在读高一。儿子家生活可不算富裕啊。儿子儿媳妇照顾不过来他们老两口子了。他们得上班,不能耽误挣钱养家糊口啊。尽管如此,韩德凯徐桂英还是轮班的到医院看护韩大兴,轮班的照看王淑菊。
医生跟韩德凯说,只要肯花四十万,给老人换个肾,老人还会活下去的。四十万?天啊!上哪儿弄去啊?韩德凯徐桂英一脸的茫然,一脸的忧愁。他们跟韩大兴把实情说了。韩大兴说:“换嘛肾啊?别说没有钱,就是有钱,也不能换的,那不是自个身上的东西,不行的,好了,我能挨几天就挨几天,你们都安心上班,让宝强好好读书上学。这比嘛都强的。生老病死自然规律,顺其自然吧。”
韩大兴处于弥留之际了。他的眼面前总是闪现着文革初期大串连的情景。他那时是个高一的学生。带着三十五名学生到北京天安门广场见毛主席。哎呀呀,这是自个人生中最最辉煌的时刻啊,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了。那是一九六六年年末的事情了,加上自个三十六名红卫兵。他扛着红旗,带队步行从津海市去北京。他们带的钱和全国粮票都不多。等到了北京,每人身上都空无一文了。三十六个年轻学生,要吃要喝要住。还好,韩大兴带着队伍进了国营东风饭店,很理直气壮地给经理写了张欠条,生生的在这家国营饭店白吃白喝了三天。最后结算,共欠人民币三百六十元,全国粮票一百八十斤。
韩大兴具实名写了一张欠条:因大串联步行到北京见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在国营东风饭店用餐住宿。欠人民币三百六十元,全国粮票一百八十斤。
经手人:津海市津海中学在险峰红卫兵造反团团长韩大兴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那是二十七日。昨天他跟他的同学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是太荣幸了,太幸福了,太荣耀了,这令韩大兴和他的同学们终身难忘。
当天晚上,韩大兴在日记本里清清楚楚地记下了自己见到毛主席激动的场景。也记下了欠东风饭店的这笔账。
日月如梭时光荏苒。多少年了?韩大兴真的早就把这笔账忘了。响应祖国屯垦戍边保卫祖国的号召,韩大兴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在兵团生产连队,他当农工,干最累的活,托土坯,沤大粪,除草割麦,挖河修渠,一想起曾经亲眼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于是什么苦啊累啊,就都抛在了脑后,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力气了。回城了,他进了红星家具厂当了木工。这是个街道办的小工厂。在厂子里,他依然是不怕苦不怕累,早上班晚下班的,每每都是超额完成生产任务。厂长问他,你怎么就不怕累啊?韩大兴爽快地回答:“我呀,亲眼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人民服务啊,主席的话,鼓舞着我啊,今生今世都是我的荣耀。”
一晃几十年,韩大兴退休了。他木匠活做的特别的地道。他不能闲下来,也不想闲下来。于是他便在街道居委会里当了个义工,居民区,谁家需要修理个窗户门啊,谁家要修理个柜橱沙发板凳椅子啊,一接到电话,他马上赶到,细细致致认认真真保质保量的给修好。老人家韩大兴在街道做义工,一直做到他入院的前一天。实际上有些个日子了,韩大兴觉得排尿费劲,肾脏不好受,可老人家一直坚持给居民家服务,用他的老话,叫做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
这一天下午,他在居委会接到了文东小区三号楼三门一零一室葛大娘打来的电话,说是家里的一个五斗橱抽屉全坏了,请韩老师傅来家给修修。韩大兴赶到了葛大娘家里。他腹胀的厉害,觉得憋得慌,很有要排尿的感觉。他了解自己,即便去了卫生间,也是白耽误工夫,尿不出来啊。于是他坚持着,坚持着,把葛大娘家的五斗橱的五个抽屉修理完了。韩大兴强忍着痛苦,把工具送回到居委会。他跟主任说:“我得去趟医院,有电话来,你给解释一下。”韩大兴打车到了医院,一检查,不得了了,他严重的肾衰竭了……
他躺在病床上了,闭着眼睛,眼面前是天安门广场上的红海洋,红旗招展人头攒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正向红卫兵们招手致意……要离开北京了,经理跟他结账。“我们没有钱也没有全国粮票了,我写张欠条,日后我保证如数还给你们……”韩大兴眼面前闪现着自己代表同学写欠条的情景。
多少年过去了,韩大兴忘了。北京东风饭店从未发函或派人来找他要这笔钱粮啊。韩大兴早就没这个意识了。唉,临死前倒是一下子想起来了,临终遗言清清楚楚,没给儿子留下什么遗产,倒是留给儿子一笔久欠的债务。
已是晚上十点多钟了。韩德凯就守护在病床前。韩大兴迷迷糊糊地跟韩德凯说:“我想起来了,我欠债,我欠债,欠了一笔债……”
“爸爸!”韩德凯不解地问道,“爸爸,您欠谁的债啊?”
韩大兴无力地说:“北京东风饭店。德凯,在我的一个笔记本,大海航行靠舵手封面的那个本子里。你,你还,还给人家……”
韩大兴与世长辞了。
莫名其妙稀里糊涂。不管怎么说,韩德凯还是记住了父亲临终的嘱托。他收拾着爸爸的遗物,他在一个柳条包里,发现了一套绿军装,一个红卫兵袖标。还真的有一本封皮上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日记本。本子不厚,里面也没记几篇东西。韩德凯翻看着。很快的就看到了爸爸说的那欠债的文字:
“我们终于见到了伟大领袖,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主席!我太幸福了!我们就要回津海市了。我们在东风饭店吃住了三天四宿。我代表红卫兵,写了欠条。我们欠了东风饭店三百六十元人民币,欠了一百八十斤全国粮票。这笔钱债我一定要还的,一定要还……”
韩德凯放下了笔记本。他跟妻子徐桂英说:“这笔债不小啊。上世纪六十年代,到现在多少年了?五十一年了啊,这得还人家多少钱啊!”
“还嘛啊?”徐桂英说,“别说咱们现在没钱,就是有钱还,咱们上哪儿还去啊?国营东风饭店还存在吗?咱们找谁去啊?算了吧!干点该干的事吧,拿出我的工资给咱妈雇个保姆吧!”
“你说的不对啊!”韩德凯说,“自古欠债还钱!还有个父债子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就是砸锅卖铁,这笔账我也要替我爸爸还上的。雇保姆的事让我再考虑考虑。现在还是让我来照看好了。”
这一天,韩德凯在班上跟队长请了两个小时假。他到附近一家工商银行,求大堂经理帮他算明白了爸爸欠的那笔债。人家用电脑合算了五遍,按照不同年代的定期存款利率,还有全国粮票的价值及其换算本利。人家告诉他,要还七万三千六百四十九元七角八分。韩德凯拿着数字条,呆了半晌。他拿着字条离开了银行。
天文数字了!怎么还啊?拿嘛还啊?韩德凯很有些懵懂了。
下班了。他来照看母亲。父亲走了,母亲一个人住着一个独单。母亲不能做饭,除此,像解手嘛的都还行。能说话,偶有词语不清罢了。韩德凯给母亲做好了晚饭,陪着母亲吃完了晚饭。他跟母亲说:“妈妈,我爸爸早年闹红卫兵大串连的时候,欠了北京国营东风饭店一笔钱,五十一年,连本带利,要还给人家七万三千六百四十九元七角八分。”
王淑菊眼神不活了,定睛的看着韩德凯,说:“还!必须,还,说嘛,也得还。”
韩德凯环视了一下房间。王淑菊左手扶着轮椅站了起来,说:“就这,卖了这房子,还人家钱。剩下的给宝强念大学。”
韩德凯眼泪一下子流下来了:“可是,可是妈妈啊,您住哪儿啊?”
王淑菊露出了笑模样。说:“儿子啊,我不能再拖累你了。你老姨在乡下。她不是来过多少次了,她要把我接去。当年你老姨下乡插队,找了个当地贫农,没回咱城里,现如今,你老姨家富得流油了。新农村,可不比咱这儿差的。打个电话,明天就让你老姨你表妹她们来把我接去。不就都解决了吗。那儿空气好,环境好,我啊,到了你老姨家,没准啊,还能活个二三十年呢。”
韩德凯把母亲要卖房还钱的事讲给了徐桂英。徐桂英当然同意了。
老姨王淑萍来了。老姨家的表妹林芳珍开着宝马来城里接人了。老姨真大度,表妹更慷慨。她说:“表哥啊,父债子还,没错啊。可得根据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我们家比你们富裕多了。这样吧,我跟我妈你老姨商量了,房子不能卖,留着给宝强啊。让你亲妈我大姨上我们家,跟我妈一块生活。至于那七万多欠债,我给还吧。不要矫情了,就这样定了!”
行了!问题解决了。韩德凯开始寻访当年北京国营东风饭店的信息了。
说起来这事了,当初让韩大兴写下欠条的饭店经理叫李跃进。那年李跃进已经三十五岁了。就在那一年,他收下了类似韩大兴写下的红卫兵欠条,共计十三张。李跃进每每想起欠条的事,都要浑身打一阵哆嗦,寒冷那么一阵子,那个岁月,那个国营饭店,差点就给红卫兵们吃黄了。还好还好,总算支撑下来了。咋说也是国营啊,国家的买卖啊!赚是国家的,亏也是国家的。再者说了,都让红卫兵小将吃了喝了,谁也不敢说出什么来的。轰轰烈烈的大串联也就那么一年,也就没再有了。李跃进一直在东风饭店当经理。嘛年月人们都得吃都得喝不是。东风饭店一直是盈利的。李跃进在东风饭店一直干到退休。在他的卷柜里,那十三张祖国各地红卫兵的欠条,一直躺在那儿。他退休了,他把这十三张发了黄的欠条拿了出来,跟新任经理国大任说:“老国啊,这里有十三张欠条,都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大串联在咱们这住在咱们这吃喝,欠下的。你看怎么处理好啊?”
“嘿!”国大任笑道:“老李啊,真有你的!留着有嘛用啊?就那些个红卫兵,都是造反的精英,别说没写真实姓名,就是写了真实姓名,真发函派人找到他们,又会有哪个能认账啊?好了好了,把会计出纳找来,一把火烧了得了!”
“也是啊!”李跃进说,“那就把他们喊来,咱们就看着,把这欠条烧掉,一烧了之。”
当着会计出纳的面,国大任打开打火机,把十三张红卫兵的欠条全部烧掉了。
一九九二年,国营东风饭店体制改革了。一下子让个人承包了,变成了私企了。从此饭店的名字也改了,叫飞鸿发大酒店。总经理叫万喜才,是个温州人。国大任在东风饭店没干上一年,就调到第二工商局任副局长了。
韩德凯请假了。韩德凯跑到北京,走访了两天,总算找见了已经八十岁的李跃进。李跃进老人身体很硬朗,精神矍铄。当韩德凯把七万三千六百四十九元七角八分人民币放在面前的时候,老人家浑身震颤了,老半晌,拉着韩德凯的手,说:“诚信,守信,你爸爸韩大兴是第一人,第一人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