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60年，我家搬到郑州。我12岁上小学六年级，妹妹7岁上一年级，我爸在铁路分局上班，我妈在街道理发店工作。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粮食蔬菜十分紧张。一般市民口粮每月定量二十多斤，只有重体力劳动的人才能超过三十斤。家家户户都不太够吃。为了填饱肚子，上级号召“瓜菜代”，家家户户房前屋后见缝插针全种上了瓜菜。
　　 南瓜有两种，一种圆形的，一种长形的，长熟后都是金黄色。不管是蒸是煮是做汤都带着一股香甜，很多人都爱吃。我小的时候曾经天天吃了差不多小半年。
　　 我父亲单位给我父亲在分局大院分了个篮球场，被我父亲干了一个月，硬是挖去表层的石灰、硬土、石子，又灌了化粪池里掏出的大粪，改造成菜田。那个时候的人啊，为了种点吃的，把愚公移山的劲头都拿出来了。记得我父亲种了南瓜、红薯、胡萝卜还有向日葵等。我只要一放学就跑到菜园帮父亲干活，浇水施肥拔草翻红薯秧，全家人眼巴巴地盼着地里的瓜菜早日补补干瘪的肚子。后来，父亲调到三门峡去了，菜地里的活就只好由我一个人干了。谁知秋后，红薯只长秧不结红薯，胡萝卜也只有指头粗细，而南瓜却丰收了！那南瓜长得，不远一个、不远一个，我数了数，有四十多个。一个个对扎粗二尺多长，中间弯着像弯腰大虾米，黄黄的好看极了。
　　 我用两只篮子挑着收回家，每只篮子只能装一个南瓜。我挑了一趟又一趟，引得邻居们纷纷前来观看，嘁嘁喳喳问这问那，好是羡慕。我一直挑到下午才快收完，邻居们早散了，可前排房的李大婶却还在我家门前转悠。当时我母亲上班没在家，家里只有7岁的妹妹，她从屋里把门插上，见到我回来才把门打开。我把南瓜挑进屋，李大婶也想跟进来，我妹妹平伸两只小手拦住不让。“这孩子，大婶进去看看，又不拿你的，乖，让大婶进去，啊。”李大婶弯腰哄着妹妹，可妹妹圆睁着眼，不说话也不退让。李大婶尴尬的站了会儿，走了。我把南瓜一个个堆到床底下，放下床单，回头说妹妹：“怎么不让李大婶进来？”妹妹说：“她来好几趟了，每次都把床单撩起来看，还数数多少个，想偷哪！”“哈哈，不会的，小心眼怪多。”
　　 李大婶家门和我们家门正对着。虽是前后排但距离不到20米远。李大神没有工作，五个孩子最大的上高中，最小的才6岁，还没有上学。李大婶的家务就把她忙坏了，整天穿一件皱巴巴的兰布褂子，头蓬松着一点也不讲究，像个农村老太太，其实她不过才四十多岁。
　　 我家的晚饭吃的是南瓜汤，里边加了面粉。稠乎乎金黄的南瓜汤，甜甜的，好吃极了。我连吃了两大碗。那碗，大的像盆（那时吃饭是不用小碗的），把肚子吃得挺起来，眼看着锅里的还想吃，母亲说：“得了，撑坏你。”这时，有人敲门。“谁呀？”“我，”那是李大婶。“快进来”母亲开门拉李大婶坐下，寒暄几句，李大婶的目光一直盯着锅里的南瓜汤看，母亲说：“还没吃饭吧？刚熬好的南瓜汤，尝尝。”母亲用大碗盛了南瓜汤端到李大婶面前。“这这，这怎么行，都挺难的。”李大婶慌忙站起来推辞。“没事，自己种的，收了好多个。吃吧，锅里还有。”“这歪脖南瓜真好，真好”。
　　 李大婶一边夸南瓜，一边喝汤。哈，歪脖南瓜，我笑喷了。妹妹一边却气呼呼地瞪着她。李大婶谁也不看，只盯着碗里的南瓜慢慢吃着。“锅里还有点，给小五拿过去吃吧。”母亲说。“好好……”李大婶也不客气了，把锅里的南瓜汤刮光，端着碗走了，一步一句“真好、真好”。妹妹气的快哭了，母亲把门关上，给我们讲了李大婶一家的事。李大婶的男人是铁路分局运输分析师，解放前可是个大能人，是总统蒋介石专列的列车长，没本事，能干的了么？解放后留用，一直做技术工作，生了四个闺女，小五才是个男孩。李大婶没工作，五个孩子全靠李大伯一人工资养活，孩子吃得又多，能不困难吗？最后母亲说：“咱帮帮她好不好？”“好！”我和妹妹异口同声表示同意。晚上，我和妹妹一人抱着一个歪脖大南瓜给李大婶送去，妹妹对李大婶说：“我妈说，吃完再来拿。”李大婶弯腰接过南瓜，连连点头：“真好真好，谢谢你妈！”
　　 以后我母亲下班晚了，李大婶常过来帮我们做饭，但做完就走，从不留下来陪我们吃饭。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晰地记得李大婶端着南瓜汤出门的样子“真好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