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老家的那个小村子东头，在几棵高大刺槐树的掩映下，有三个窄小的院落紧密地挤在一起，呈品字形，前二后一，前面的两个院落里分别趴着一幢低矮破旧的三小间泥房，后边院落里的房屋稍好一点，是四间，这就是隋氏三兄弟各自的家。
　　 隋氏哥三个都有外号，老大叫大神仙，老二叫土地爷，老三叫小鬼儿。村里人把这哥三个的外号起得级别一降再降，而事实上哥三个的生活状况正好相反，老大大神仙的日子过得最为捉襟见肘，老三小鬼儿胜过两个哥哥。
　　 哥三个自幼家贫如洗，父母早逝，兄弟三人靠给有土地的大户人家扛活挣钱维持生活。大神仙没读过书，但持家有方，在他的操持下，哥三个省吃俭用，日子渐渐有了起色，可是，哥三个却舍不得吃好的，穿好的，食以果腹，衣以蔽体，好在是能吃饱穿暖了，至于吝啬则是另一回事。他们挣了钱就积攒起来，购买土地。有了自己的土地，还要去扛活，先去给别人家干活挣钱，然后再起早贪黑地耕种自家的土地。年复一年，哥三个的土地越来越多，其中，我太爷为了供我爷爷和四爷读书，把大宗的土地都卖给了隋氏三兄弟。
　　 当三兄弟的土地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鬼子战败投降，蒋介石逃到台湾，人民当家作主，打土豪分田地。在土改运动中，哥三个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土地分给了别人，自己再沦为赤贫，并且，还被定为富农成分。
　　 人啊！可以与天斗、与地斗，可以其乐无穷，但绝对斗不过命运的摆布！从无到有，再从有到无，命运留给隋氏三兄弟的，是声声酸楚的叹息！好在村里人了解他们哥三个，在文革中并没有受到批斗。
　　 隋氏三兄弟都是人到中年了，才勉强娶上媳妇，大神仙夫妇没能生育，抱养了一个女儿，招了个上门女婿。土地爷两口子生有一子数女，家里人气较为兴旺，日子勉强过得去。小鬼儿夫妇只生了一个女儿，不知怎么弄到了县城的一家机械厂上班，嫁的丈夫也是县城里的工人，月月给小鬼儿寄钱。过年的时候，小鬼儿的闺女女婿回来，把家里的黑白电视也带回来，整个村子还没有电视，不少人都去他家看电视，让小鬼儿很是觉得自豪，哥三个中，小鬼儿的日子过得最惬意。
　　 我小的时候，隋氏三兄弟都已经很老了，老大该有八十岁了，老三也七十出头了，但哥三个的身体依然硬朗。村里人不好意思再称呼人家的外号，管大神仙叫老大爷子，管土地爷叫老二爷子，只是管老三小鬼儿依然叫小鬼儿。
　　 从前，隋氏三兄弟也经常给我家干活的，所以老大爷子和我爷爷一直保持着亲近的关系，他们在我们村里辈分极高，我爷爷管老大爷子叫叔，我得管他叫太爷，可他仍然称呼我爷爷为“三东家”。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是独自坐在炕上喝酒吃饭，他吃完后奶奶才能吃，老大爷子是为数不多的几个能和我爷爷同桌吃饭的人之一。冬天时，老大爷子常来爷爷家串门，外面很冷，爷爷的屋里整天生着火炉，暖和。到了饭时，爷爷就让老大爷子也坐在桌前一起吃，老大爷子是个懂礼节、知羞耻的人，他推脱不过，吃一点就放下筷子，绝不多吃。而此时，老大爷子的家境还没有完全解决温饱，他还常常出去讨饭。
　　 老大爷子出去讨饭都是在冬腊月的农闲时节，家家户户都蒸豆包了，他走村串户的讨要豆包，他不说“讨”，也不说“要”，而说“敛”。人们把豆包也叫“饽饽”，他就把讨要豆包说成是“敛饽饽”，大概是敛不像讨或要那样刺耳吧！
　　 老大爷子虽然不识字，但说话还是讲究用词的，我还记得奶奶去世一周年的时候，老大爷子也来吊纸，用他有病都舍不得吃药省下的钱买了一刀纸。吃饭时，家里让我去请他来吃饭，他怎么也不肯来，他说：“改日吧！”一个终生务农的老头，用了一个文绉绉的“改日”，让初中生的我很是惊奇。
　　 老大爷子晚年的日子还算是平静的，勤劳的闺女女婿建了新房，对他也孝顺。他年老体衰，不用再出去讨饭了，也干不动活了，高大的身躯弯曲着，没有牙的嘴瘪瘪的，双眼浑浊，木讷寡言。夏天在树荫下歇凉快，春天秋天，坐在墙根晒太阳，脱下棉袄抓虱子，露出嶙峋的瘦骨。
　　 倘若不是棺材板丢失，历经坎坷的老大爷子也心满意足了，活着有不漏雨的房子住，死了一口棺材就是归宿，闺女女婿攒钱为他买下了松木的棺材板，了却了他最后的心愿。
　　 谁知，一天夜里，可恨的盗贼偷走了他放在院子里的棺材板，未几，老大爷子抱憾而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