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时，是我的上一辈人最快乐、最有理想、最有展望的年代，老一辈人说起快乐的时光就会说起我的诞生之时。
　　 那时中国的许多方面都是学习苏联经验，有一句口号是：“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父母亲结婚时就是在集体宿舍把两个人的铺盖搬在一起，同事们祝贺一下，发点喜糖就行了，还是利用下班时间。结婚后依然在食堂用饭票吃饭，母亲说：“结婚第二天父亲去上班，让母亲自己在家吃饭，结果父亲忘了留下单位食堂的饭票，母亲就饿了一顿。那时不像现在可以到外面买点吃的，没有粮票就买不到食物的，而父亲的粮票已买了饭票，只能饿着等父亲晚上回来。”那时的国家仅这粮票一项就控制了人口流动，农村人要想进城一次，除了在大队开证明，还要自带干粮，粮票就是那时人的命根子。
　　 一九七零年，我家全家下放农村时，那里的许多老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县城，一是交通不发达，二是没有粮票。更有甚者，在偏僻的山村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记者到老乡家调查采访时，还有老人打听皇兵（皇军）走了没有，真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悲情。
　　 我出生时父母的单位没有托儿所，母亲上班就带着我，把我放在空的工具箱里，大家轮流照看。所以直到现在，父母的老同事闲聊时还在打听我的情况，我就像他们的记忆纽扣，无论是打开或扣上，都能勾起他们的许多如烟往事。美好的日子过的都快，转眼我就一岁了，反右开始了。父母亲单位也有右派名额，那些领导们一商量，就把一个老大学生定为右派，正巧他出差不在，反右运动又要按时完成任务，领导们就把他的徒弟报上去了，是一个年轻大学生。等那个老大学生出差回来，发现不妙，赶紧调离这个单位，躲过一劫。那个被打成右派的大学生已经结婚，只好离了婚，两个孩子，一人一个，男方带大的女孩，女方带尚幼的男孩。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调回省城，没有房子，就和父母住在一起，见过平反后回到原单位的那个右派，己是个老人了。听说他的女儿做父亲的思想工作，接纳了在他被打成右派时，不顾夫妻感情绝然离婚还在农村的母亲，一家人二十几年后团聚了——父亲母亲姐姐弟弟。
　　 我每天下班就要把自行车放进车棚，进车棚就要穿过门房，门房一家人是农村人。每天我都能看到那个曾经的右派的女儿坐在门房和看门的女儿聊天，所以我近距离观察过她，真是个美人啊，一米七左右的高高个子，身材极佳，比画报上我见过的模特都好，只是说起话来普通话里带着乡下口音。可以想像她的父亲年轻时是一个多么英俊漂亮的小伙，就这样被毁了一生。这个高高的慈祥的曾经的右派平反落实政策后，带着女儿从劳改的农场回来，女儿学习不错，大学毕业后在一个中学里当教师，生活应该走入正轨了，但命运偏偏不是这样。由于这个女孩随父亲长期在农场，又是一个抬不起头来的右派女儿，其内心世界也许和正常生活状态下的人们不一样。从她只和我们家属院看门房的农村女孩来往推断，她的内心一定封闭在过去熟悉的圈子里，甚至还有逆反心理。
　　 单位分了房子后，我离开了父母的家属院，从此就再也没有见过她，但偶而想起，还是感到一种美好的记忆，毕竟我是学美术的，对美好的事物敏感。后来有一天我和母亲聊天，想起这个美丽端庄大方的女孩，就问起她的情况，母亲说：“她后来和她的男朋友辞职下海，去深圳闯天下了，后来被男朋友欺骗加入了什么犯罪集团被抓，关到旁边县里的女子监狱。放出来了和一个干警结了婚，有了孩子，具体情况不祥。”我听了大吃一惊，真是可惜了，这和她父亲的悲剧，她的生活经历，引起的心灵深处的创伤有关吗？不得而知。只觉得落红漂零，逝水东流，每个人的人生都难说有什么破碎的沧桑在点缀。
　　 还是说我的成长，又过了一年多，我三岁多了，父亲有一个去广州出差的机会，就带上我一起去了，因为我不用买票。别看我那么小，记得事情真不少，所以我对人类记忆的开始有了亲身的体会。我记得在火车上走了好几天；记得卧铺上方的铺位可以收起放下；记得和父亲同行的同事是六个手指。还记得大姑家是住在楼上，楼梯是木头的，上楼下楼踩的楼梯嘭嘭响；还记得父亲和姑父在公园跳在一个湖水中不远的大石头上照像；记得两个比我大的漂亮表姐；记得公园里的大象滑梯。长大后知道了表姐的大伯是陈嘉庚；知道了为何姑姑一家人的生活不错，像电影里的海外华侨；知道了姑姑一家真诚坦荡的笑容，是建立在一种无忧无虑的生活快乐之中。假如中国后来不发生那么多事情，中国人应该都是这个样子——无忧而快乐。在这里我还见到了奶奶，爷爷在我出生前就去世了。奶奶是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的知识女性，参加过五四运动，爷爷奶奶也算是名人，和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名人有交集，有些也是朋友，比如西南联大的教授闻一多，还有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奶奶还叫朱德二哥。爷爷奶奶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后来就长眠于广州的万国公墓。
　　 我也有传奇色彩。当年我家住的大院是一排排平房，平房之间空地多，满院都是平展的土地，只有一圈篱笆墙把平房围起来就是算院子，这是一个临时住处，不远处正依照前苏联的建筑图纸盖着家属大院。这个平房也不错，前后门，后门外有厨房。我的许多朋友就是在这里认识的，我们后来一起搬到新居，一起上幼儿园，一起上学，直到一九七零年下放农村才各奔东西，开始了各自的复杂人生。那时的邻居们互相串门太简单了，人的关系也比现在单纯，我就认识许多父母的朋友，凡是父母让我叫叔叔阿姨的，我就把他（她）当成可以信赖的自家人，但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我说不出来，但在一件事情上得到展示，为此，我成了院里的名人。
　　 事情是这样的，一天母亲要出门买菜，那时买菜要到公家的蔬菜站买，当天新上的好菜放在架子上，不好一点的旧菜放在地上，论堆卖，便宜，但去的早才能买上。母亲为了买到便宜菜就早早地走了，让我一人在家看门，告诉我不管谁来也不要开门。我正在家玩着，忽然有人敲门，我一看是来过我家的年轻漂亮阿姨，那时门的上部有四块大玻璃，可以看到人，我就说我妈不在，你一会儿再来吧。这个阿姨说是要借一下我家烙饼的鏊子，让我开门她要用一下，我说我妈不让开门，这个阿姨说你不认识我吗？我说认识，我妈回来你再来吧。这阿姨一直和我说好话，怎么说我也不开门。门里门外我看着她，她看着我，平日里可熟悉呢，她就奇怪死了。无论她怎么说，我就是不开门，没办法她只好走了。一会儿母亲回来了，那个阿姨看到母亲回来了，就到我家仔细地看着我，特别喜欢我，从此对我特别好，直到五十多年后，见到我母亲都打听我的情况。
　　 再大一点，父母就送我去了幼儿园。记得，那天父母领着我穿过机关大礼堂后墙，沿着小路把我送进幼儿园，在办完入园手续后，老师就把我领到一群孩子那里玩，我看到父母亲在不远处观望着我并交谈着什么，一会儿父母亲就过来告诉我他们要走了，星期六下午六点来接我，我依然和新朋友玩，并不在意。中午吃完饭幼儿园就让我们睡午觉，下午起来再玩，晚饭后看着渐渐黑了的天，我这才感到一种莫名的孤独，忽然觉得想家。我就悄悄地溜出幼儿园，沿着上午父母领我来的小路，四岁的我一个人行走在傍晚的田野上，居然回到了院子里。但想起自己是偷偷跑回来的，就不敢回家，就在单元门口一边玩一边想办法。天已黑了下来，那时的院子里没路灯，只有每家窗子透出的光线，院子黑乎乎的就我一个人在那里徘徊，我甚至能看到父母在窗前晃动，我多么希望他们能推开窗户看到我呀，时间就这样一点点过去了。忽然有一个阿姨走来，居然和我说话，问我父母的家住在哪？我一听就非常高兴，这下好了，家里来客人了，他们不会当着客人的面训斥我了，我高高兴兴地说：“我带你去。”到了门口我还主动敲门，门开了，这个阿姨问我父母见到我没有，父亲说：“这不是，就站在你身边。”阿姨大吃一惊低头看我，我也抬头看到这原来是漂亮的阿姨老师，他们问我怎么回事？我说是顺着小路回来的，阿姨说：“既然回来了，今天就在家里住一晚吧，明天再回去。”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见父母说，他怎么就能记得那条小路，这是第一次领他走的啊。事后我得知，当晚发现找不到我时，幼儿园里乱套了，没办法了才摸黑打听到我家，找到了我。
　　 后来母亲说送你到幼儿园有一个好处，每天能喝半斤牛奶。当时的领导说了，再苦不能苦孩子，想办法也要调来牛奶供机关幼儿园。那是一九六零年，大人们都面带菜色。
　　 我的记性好就体现在认路上，那时的我必定会跟随父母亲逛商店，逛商店是我记忆中的一种仪式，就是因为要去这个城市最繁华的一条街转悠。这条商业街历史很悠久，各式各样的古旧建筑不仅让人感到新奇，而且还神秘，具有中国文化符号的《永乐大典》都记载了这条街。这条街承载起这个城市温情的历史岁月，让这个城市及周边县市的人们的生活品味和时光记忆，充满了人情的味道，成为人们心底的温暖汲取地。可惜现在改造的面目全非，还脏乱差，我再也不想去了。
　　 那时的我跟在大人后面看啊转啊，从来不觉得累，渴了花二分钱买杯所谓的茶水喝，饿了吃个凉粉、灌肠能回忆好长日子，如果再去老字号买点酱肉之类的回家吃，那是和过年一样的心情。所以我是带着神圣而期盼的心情跟着大人走在这条街上，同时也在长知识。但我从来也没有和父母亲说要买什么食品，我知道该买的他们会买的，我是随遇而安。我一般是看着大人的腿跟着走的，有一次，走着走着忽然发现前面的人不认识，再往四处看也找不到父母，我也不哭，也不叫，就静静地察看寻找，发现实在找不到了，就往回返。结果越走越不认识，路边的街景我从来没有见过，后来我站在那里想一想，最后决定再返回去，走啊走啊，终于看到我熟悉的建筑，然后再走啊走啊，终于回了家。回家后才知道父母亲急得已经到派出所报警了。事后我给大人讲我看到的尖顶建筑，那是一个天主教堂，大人才知道我走了很远很远，一般大人走那么一圈也受不了，五岁的我就这样不急不燥地看风景。后来的我一直独立的行走在人生的路上，无论是大雨滂泼还是风吹雪飞，不慌不忙，矢志不移。
　　 后来，奶奶从广州来到我家，成了家庭的一员。每天，奶奶就领着我四处走动。那时奶奶夏天穿着丝质衣裤，打着洋伞，春秋天还穿着披风，在北方的城市还是一景，我曾看见年轻的少女看着奶奶的装束向同伴使眼色。我那时也不错，戴一顶有许多小红心点缀的白凉帽，穿着短衣裤跟着奶奶也像个时尚小孩。奶奶信仰基督教，她就领我去过教堂做礼拜，至今，我记得一点那时的情景。奶奶那一代的文化人大多都信仰基督教，这是后来我从书上看到的。
　　 有一天，奶奶领我看电影，正片开演前是加片，那时的电影院加片是惯例，就是放一些十分钟短片，一般是放《新闻简报》。《新闻简报》是电影版的新闻联播，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顺口溜说明了当时的电影文化状况：“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那天的《新闻简报》讲的是前苏联幼儿园的生活，其中我看到了幼儿园的小朋友画画。回家后我就找出纸和笔模仿电影上的孩子画，奶奶看见了，就高兴地说：“你是学电影上的小朋友画画吧。”我不好意思地笑笑，若换了一般家长和老人就说一句就过去了，但奶奶是文化人，她就领我去文具店买了纸和笔，还到书店买了彩色小人书，其中一本我还记得是《红军叔叔的鹅》，就让我照着书上的图练习画画，从此我就一发不可收拾，就那么画开了，并影响了我一生。我五岁开始学画，这是我重要的简历之一。
　　 上小学了我年年考试都能拿喜报回家报喜，只有前三名才能有此荣誉，我一般是前两名。这些就一笔带过，不说了，主要说文革开始后的事。文革开始时我上三年级，老师也分成两派，学生中也有人组织红卫兵，大字报到处贴着，挂着，一片肃杀之气，有个很好的女音乐老师就自杀了。说起自杀就两个字，但在那混乱的年代，自杀是一种什么样的绝望，生前遭遇到多么大的痛苦煎熬，那些施暴的人又是什么样的魔鬼心态。然而这些人至今还心安理得，振振有辞，这只能从国民教化中寻找答案了。
　　 有些学生开始逃课了，老师也管不了，课堂秩序也不好了，我也试着开始逃课。每天还是早晨起来背书包上学，但是不到学校，而是到一些地方玩，还是按时回家，大人也不知道。刚开始不习惯，心里总觉的怪怪的，后来习惯了，就每天到一个画坊门口看两个男人画毛主席像，时间长了，我听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这个孩子每天站在门口看。”有一次我看到一个三十多岁的男青年在机关大院站在高架板上画《毛主席去安源》，我就在下面静静地看，他就在上面画，看了好久，后来在他休息的时候，我鼓足勇气说了声：“我也画画。”他说：“我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