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12日，正是团堡镇农历逢场的日子，天上淫雨霏霏，地上湿漉漉的，带着几分冷气。镇干部刘钊彬先生带着我们来到靠集贸市场一侧居住的刘培生老人。刘培生老人生于1921年8月，老家是团堡镇的高山区阳和村，今年已经步入96岁。他是民国时期现在还健在的保长，我们相信从他的身上，一定还可能了解到当时旧中国时代的一些社会缩影和难得的本地历史资料。
　　 我们进入刘培生家，家里四代同堂，一片温暖。老人脸精瘦，靠着火炉，正静坐在沙发上养神。见到有人来，精神顿时就兴奋起来。刘钊彬先生用嘴对着老人的耳朵大声地说明来意。老人就说：“好，我还基本记得当时的情况，我讲给你们就是。”老人思路很是清晰，说话也极有层次。只是耳力和眼力差些。一个近百岁的老人还能有如此精神，实在是很不容易。
　　 根据我们采访的目的和刘钊彬先生的启发，刘培生老人先给我们讲了当时社会的保甲制度。他说：保甲制度，是中国封建王朝时代长期延续的一种社会统治手段，它的最本质特征是以“户”（家庭）为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把国家关系和宗法关系融合为一，家族观念被纳入君统观念之中。汉代的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唐的四家为“邻”，五邻为“保”，百户为“里”，北宋王安石变法时提出十户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元朝又出现了“甲”，以二十户为一甲，设甲生。一直至清，最终形成民国时期十进位的保甲制，以10户为1牌，10牌为1甲，10甲为1保，由此建立起国家机关对全国民众的严密控制。保长是一个地方的实力派，控制着自己所管辖的地区的居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县组织法》中规定区以下每百户为乡（镇），乡镇以下每25户为间，闾以下每5户为邻。1932年蒋介石以总司令和兼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年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规定10户为甲，10甲为保，联保连坐。1934年，国民党“中政会”第432次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切实办理地方保甲，据此，行政院于同年12月通知各省，普遍实行保甲制度。于是，保甲制度便由“剿匪”区推向全国。1939年颁布《县各级组织纲要》均对战时保甲制度都有具体规定。鉴于各地地理、交通、经济情况各异，在实行“新县制”时采取了有弹性的办法，规定“甲之编制以十户为原则，不得少于六户，多于十五户”，“保之编制以十甲为原则，不得少于六甲，多于十五甲”，“乡（镇）之划分以十保为原则，不得少于六保，多于十五保”。保设保办公处，有正副保长及民政、警卫、经济、文化干事各一人，保长兼任保国民兵队队长和保国民学校校长，与乡（镇）长一样，亦实行政、军、文“三位一体”，国民党对保甲长人选极为重视，保长通常由当地有实力的，有活动能力的人担任，政府通过保甲长牢牢控制民众。
　　 刘培生老人说：那时国民党也推行联保连坐法，将全国变成大囚笼。联保就是各户之间联合作保，共具保结，互相担保不做通共之事；连坐就是1家有“罪”，9家举发，若不举发，10家连带坐罪。当时国民政府利川分部内曾专门发布过一份连坐暂行办法，其主要内容是：出具连坐切结时，由户长签名盖章或匣押，一式两份，正结存县，副结存区。各户如发现另户为“匪”、通“匪”、窝“匪”等情，应立即报告，如隐匿不报，便以“庇护罪”或“纵匪罪”论处。但是保长有独自担保的权利。只要保长出面担当，遭到处罚的人可以得到不同的宽大和处理。那时后，我们这一代的保长，大体相当于现在的一个村主任职权。没有外地的保长实权大。
　　 刘培生老人很有条理的继续说：蒋介石在浙江省政府纪念周上，提出保甲制度要实行“管、教、养、卫”并重的原则，使保甲制既服务于“自治”，亦有利于所谓自卫。那时国民党当局对保甲制寄望极大，而保甲制的推行却收效甚少，其原因是一般公正的人大多不愿担任保甲长，而一些心怀鬼胎的人又多以保甲长的名权来上下图利，百般钻营。正人不出，自然只有坏人的世界，保甲制度也就变成剥削人民的工具，因此凡是当过保甲长的，名声都不大好，很容易遭到人民的反对。
　　 我们听着，感到这保长当起来很有意思。刘钊彬接着对老人说：“请讲讲您是怎样当上保长的，又是怎样当保长的？”
　　 刘培生说：“我小时候就喜欢读书，读过《四书》《五经》，还上过国民小学，算是有点文化的人。父亲刘树樊从1937年就是这一带的保长，我从小受到父亲熏陶，1942年又被人推荐加入了国民党组织。开始跟着父亲学当保长。1947年底，父亲退职，得到当时国民党团堡乡乡长谢晓石的看重，谢晓石用他推举提名，民众投票选举的办法任命我接父亲的班，当上团堡东六保的保长，1948年春，我参加利川县兵役局在南华宫举办的保长培训班学习，县长于国桢还出席讲话，讲的就是上面这些内容，最后叫我们当好保长，管理好一方，完成好交给的任务。我学习后就上任了。
　　 我的保地是大洞、阳和一带的高山区。主要管辖枫庄水、天井水、郑家山、太平龙，朝南一带人烟稀少的地方，副保长叫郭永久，他没大的能力，就是我外出开会时代替我应付一下来人。我下属有十三个甲，甲长也有十三个，我现在都基本记得。老人逐一介绍说：第一甲甲长柯永福，主管朝南坪；第二甲甲长刘红丙，主管亢龙嵌；第三甲甲长仇运富，主管长槽；第四甲甲长张迪华，主管毛田；第五甲甲长张兴国，主管郑家山；第六甲甲长杨先福，主管桂花桥；第七甲甲长罗世鑫，主管丰庄坝；第八甲甲长于泽茂，主管后天坪；第九甲甲长杨廷安，主管王家湾；第十甲甲长周友林，主管野猪坪；第十一甲甲长刘国志，主管高岩和天井水；第十二甲甲长姚子章，主管太平龙；第十三甲甲长曾先培，主管阳和槽。我手下有十三个甲长，他们都有能力，会具体办事，我这个保长就格外轻松，有事通知一下就行，心情好时我就带上黑色礼帽，穿上长布衫，穿上麻草鞋，带着我的保丁刘昌河、刘昌松、黄远桃等几人巡查走一圈就是，遇到难题就帮他们一把。老人说得哈哈大笑起来。
　　 一个96岁的老人对当年记忆如此清楚，真是不简单。刘钊彬问：“您们那时当保长上面发多少工资呀？”
　　 刘培生连连摇头说：“我当保长那年月国民党正走下坡路，没给我们发一块钱的工资，只给每个甲三元关金纸票做办公费，我发给甲长二元，自己留一元办公。”“哎！那时关金票一日几跌，一块钱还买不到半斤面条。”老人叹息。
　　 “没得工资，那您为啥还当保长？”刘钊彬问。
　　 “我们可以发展生产，号召农户养猪、种植等，到年底农户每宰杀一头肥猪，完税后我们可以得到一块大洋的奖励，那个比关金票子值钱，我们保每年生猪不错，因此我们也可得到几十个大洋。比不当什么划得来！”刘培生接着说：“我们当保长只要公正办事，多为保民说话，保民也感激我们，逢年过节都给我们送点小小礼物，如火腿、面条、好酒之类”。我在1948年底就收得到80多个火腿，在屋梁上挂成一大排......。
　　 刘钊彬继续问：“那时保长主要的任务是什么？您怎么完成的。”
　　 刘培生笑笑回答说：“我们保长的主要工作就是应付完成上面派来的‘兵、伕、粮、款’。乡里下任务到保，保下任务到甲，按户的实际派分任务，有户上交到乡里就行。比如要我们出两个兵役，我们就把兵的名字报到乡里，由乡里派乡丁来抓走，我不会自己去干的，那样太得罪人。当然乡丁遇到麻烦时，我们也出面圆场一下，反正应付过去就行。我当一年保长，没有一个青年人被抓走！”
　　 刘培生继续说：“我们保是高山，粮食产量本来就不高，上面来的任务也少，1949年1月，乡里要我们保出200斤粮食，我推延了半个月还没有交差，最后乡里就不要了。乡里说：‘他不差我200斤包谷。’这样我也就阿弥托佛了事。”
　　 “哈哈哈！您老会处理，难怪老百姓不恨您！”我和刘钊彬笑起来。
　　 刘培生说：“我当保长是求自己生活，绝不无辜损害老百姓。我还经常给乡里虚报一些灾荒，比如：遭受虫灾，风灾等，这些在我们高山是经常有的，乡里也相信，还不断给灾民送点救济款项来，你说老百姓会恨我吗？”
　　 “那你给老百姓解决实际问题没有呢？”我们继续问。
　　 刘培生老人说：“有，我经常去调解民事纠纷。比如互相吵架的，发生田土争执的，婚姻不和的......我都去劝解，化干戈为玉帛.....”一般不上告，不到法庭，多在当地解决，减少百姓的负担。这样大家一般都听从我的裁决。
　　 “不错！做得好！”我们赞许着。
　　 刘培生继续说：“我办事从不收贿赂，也不吃酒席，三人对六面的解决。那年刘大志和刘宗怀家为小孩打架扯皮，刘宗怀摆起大酒席喊我去调解。我得知后回答说：你把酒席撤销，泡一杯茶我就来。酒席你不撤销，我就绝对不来。挨了半天，刘宗怀只好撤销酒席，我去后，面对当事的两家，教育他们各自管教好自己的孩子，都不要责怪对方。结果和平解决了两家矛盾。”
　　 刘培生说：“这一类事情比较多，还有婚姻的，奸情的等等，我都是主张协调和平解决。”老人说：“保长嘛，就是要立足于‘保’，不要立足整人，靠整人来赚钱那是违背道德良心的。”我觉得老人这句话道出他人生的经典。
　　 刘培生说：“不过，我们对上面还是要用心应对的。比如乡里通知开会，你一定要按时到，不能拖延。1949年4月一天通知我去团堡开会，正下大雨，我一得通知，穿上麻草鞋，戴起斗笠就出门，结果在狭窄的小路上摔倒好几次，到乡政府成了泥人.....不过还是得到乡里表扬，说我很忠心.......啊哈哈！”老人又笑了。
　　 “1949年11月团堡和利川解放，我这个没当到一年的保长就自然消逝了。因为我没有给国民党出实力，只是维持一方秩序，加上没得民愤，所以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没有追究我，还让我在高山好好种地，安居乐业，一直活到九十多岁.........”刘培生老人说得很自豪坦然。看得出，他对共产党是很感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