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我们单位来了两位不速之客，她们是父女俩。父亲看上去年近八旬，但身体却很硬朗，也很健谈。女儿大约40岁左右，话不是很多。
　　 我先让父女俩坐下来，泡了两杯热茶放在茶几上。然后，询问她们来这里有什么事情？
　　 于是，父亲就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细细地讲了一遍，女儿在旁边不时地插上一、两句话。我把椅子挪到跟前，尽量靠近她们，好听得清楚一点。原来，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父亲名叫袁忠义，生于1935年，81岁了，原在伏家镇街道居住，后来搬迁到了索罗村。女儿名叫袁迎春，前些年嫁到了附近的村子里。
　　 袁忠义的父亲在世的时候，不至一次地说过，袁忠义还有个比他年长十多岁的哥哥，小名叫袁成，官名袁忠成。早在民国26年（应是民国25年，1936年）9月，参加了由贺龙领导的红二方面军，此后就杳无音讯，至今是死是活也没人知道。这件事成了他父亲的一块心病，老人时时牵挂着这个儿子，由于思念过度，差点把眼睛都哭瞎了。但是，一直到老人去世，也没有再见上长子一面。
　　 为了了却父亲的心愿，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袁忠义多次找到有关部门，希望通过查阅历史档案，能打听到他哥哥的下落。可能是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红军长征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当时兵荒马乱，战火纷飞，档案资料不完备，所以根本无法查阅的缘故，相关业务人员在搪塞了几次过后，因对袁忠义三天两头地去打搅他们感到厌烦，就对他说：“你再不要找了，这么多年没有回来，可能是当了特务，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你再找下去，弄不好自己都要受牵连。”听了这句话，袁忠义就再也不敢去找了。
　　 直到现在，大陆和台湾关系缓和了，袁忠义才又动了这个心思。她们父女俩今天来的意思，是听人说我们单位有红军长征的相关资料，于是，就怀揣一丝希望找到了这里，试图通过查阅档案资料能找到亲人的下落。
　　 知道了她们的来意后，我便开始翻箱倒柜地四处翻阅档案资料，最后终于在由我单位上世纪80年代末编撰的内部文献资料《红军长征在徽县》一书中，查到了两个姓袁的徽县籍老红军，但却都不是伏家镇的，而且名字、出生年月也对不上。我还把书中的相关内容让他的女儿看了，并告诉她们，当年徽县参加了红军的有730多人，我们这里有记载的也只有60多人，大部分人或失散，或牺牲，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留下任何资料。而且，红军长征离开徽县已经整整80年了，当时十几岁的孩子，现在即使活着也该90多岁高龄了，而目前能活到90多岁的人已经少之又少了。因此，找到的可能性非常小。听了我的话，她们只好很失望地离开了。
　　 临走时，我答应她们，等我们到各乡镇搜集党史资料的时候再继续打听，如果有什么消息第一时间告诉她们。
　　 后来，我们去伏家镇搜集资料时，也问了很多人，有相当一部分人连红军长征时来过徽县都不知道，也有一些人只是听老一辈的人讲过红军长征在徽县的故事，但具体哪些人参加了红军，就不清楚了，更没有人知道袁成参加红军的事情。因为没有新的消息，我们也就未和她们父女俩联系。
　　 可是，大约到年底的时候，这父女俩又来了我们单位，我把到伏家镇搜集资料的过程给她们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女儿说，找不到也就算了。可她的父亲却不答应，非要让我们与省、市、甚至中央的有关部门联系，帮他再查一下，看能不能查到，或者让我们单位给领导汇报，给他们家发一块“革命烈属”的牌子，来表示对他哥哥的纪念。我说当年红军长征时，沿途参军的人都编到了各连队，几经转战，有的参军后没几天就在战斗中牺牲了，有的失散了，还有的到陕北后又编到了八路军或新四军部队，参加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甚至抗美援朝战争，到最后侥幸活下来的非常少，而且有相当一部分人牺牲了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更何况档案资料？现在无论到哪里都没办法查。既然查不出来，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你哥哥是不是参加了红军？是已经牺牲了还是活着？那么，“革命烈属”的牌子也就不能随便乱发。我们单位的人轮流着做解释，整整花了一上午的功夫，总算把父女俩又给打发走了。
　　 本以为事情到这里应该结束了，意想不到的是，春节过后没几天，这父女俩又来了。
　　 老人一进门就大喊着：“找到了，我找到了。”显得很激动，而且充满了喜悦。
　　 我赶快又给她们泡了茶，让她们先坐下来。然后问：“你找到什么了？”
　　 “证人，我找到证人了。”老人的声音有点儿颤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个人名叫陈志善，今年95岁了，在伏镇村三社居住，前几天中坝唱戏的时候，我在戏场里碰见了，他说他知道当年我哥哥参加红军的事情。”袁忠义接着说。
　　 我问她们，陈志善老人的身体怎么样？是否还能记清当年的事情？
　　 “身体好着哩！他儿子给用车拉着去的戏场。”袁忠义补充道：“当年发生的事情也记得很清楚，我问了我哥哥的事情，他都知道。麻烦你们抽时间去伏镇调查了解，车费和吃饭的钱我来掏。”
　　 我说，单位上这两天还有些要紧事，等忙完了，我一定安排人员和时间，专门来一趟伏镇，不过，时间不会太久，可能就是这两、三天之内，车和饭的事也不用你操心，我们自己能解决。
　　 袁忠义听到这话，突然从沙发上站起来，嘴里边说着：“我给你磕个头，感谢你把我的事情这么重视！”两腿已经弯下来，准备趴到地上。
　　 看到此情此景，我突然感到一阵心酸，立即用双手扶住老人，不让他跪下。我的内心深处也突然间萌生出一种感慨：这就是中国的农民，这就是中国农民本来的纯朴和善良。在你认为，你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他们却已感动得不知如何是好，好像你给了他们莫大的帮助似的。但是，由于价值观的变化，这种本来的纯朴和善良，却在不知不觉中慢慢地消褪着。
　　 也许是常年下地干活的缘故吧，我感到老人的劲很大，竟然有点扶不起他的身体。情急之下，我立即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比我的父亲还要大几岁，你认为你这样做合适吗？”
　　 老人的女儿也赶快过来，帮着扶住她父亲，同时嘴里呵斥道：“人家都答应去了解了，态度又这样好，你这是想干啥？”
　　 还是女儿的话管用，听到这话，老人便不再执拗了。一边站直了身子，一边说：“那我再次感谢你们！不过，你们来之前给我女儿打个电话，我们在街道边上等你们，走他们家的巷道很深，要拐几道弯，不大好找，到时候我给你们带路。”
　　 我说：“好的，到时候提前给你们打电话。”
　　 就这样，两天后的下午两点多，我们单位职工一行四人，专门去伏镇采访了陈志善老人。临行前，给袁迎春打了电话，没想到我们刚到伏镇旧街道，老远地就看到她们父女俩在马路左侧的巷道边站着，眼睛一直盯着我们来的方向。
　　 下车后，父女俩又说了一通感谢的话，然后带着我们，左拐右拐地连续拐了几道弯，才在一个院子里停了下来，老人四下里瞅了瞅，最后确定就是这里了。我大概环视了院子一周，靠北面是一栋二层小洋楼，墙面上贴着带图案的白瓷砖，正门是那种四开门的朱漆木门，窗子是铝合金的，楼房看上去很洋气，充满了现代气息，也映射出这家人的经济状况肯定比较好；东面是一座古色古香的砖木结构的房子，前墙全部是木板镶成的，上面刷着红漆，颜色看上去很鲜艳，屋顶上铺着小青瓦，檐口处挂着滴水檐，窗子是网格状带图案的木窗，窗台是用石板铺的，散水也是一块一块的长条石铺成的，从房子的结构和外形来看，这座房子至少是在解放前修建的，房子的主人肯定是个大户人家；院子的南侧和西侧，分别有一座比较普通的砖木结构的房子，看上去年代不是很久。
　　 袁忠义走到楼房的东侧门前接连敲了几次门，结果都没有人回应。袁迎春说她到街道上的门店里去找，主人可能在那里忙着哩。
　　 我们等了大约有五分钟的样子，袁迎春和一位中年妇女一块来了。袁迎春给我们介绍说，这就是女主人——陈志善老人的儿媳妇。
　　 女主人开了正门，把我们带进里屋一间靠左侧的房子里。房间里靠墙摆放着一张席梦思双人床，一位老人躺在床上。女主人走到跟前，对着老人的耳朵大声喊着说：“爸，你起来一下，县党史办的人来找你了解情况了。”
　　 老人试着想坐起来，但似乎有点儿吃力，儿媳赶快把公公扶了一下，他才算坐直了身子。老人头戴一顶黑条绒的棉布帽，面庞看上去很清瘦，但面色很红润，脸上那一道道深深的皱纹以及嘴角边、下颌处长长的花白而稀疏的胡子，都是老人见证历史沧桑的有力证明。
　　 儿媳告诉我们，老人耳朵有点聋，说话要把嘴搭着耳朵跟前才能听清。于是，我只好凑到他跟前，斜坐在床头处，将嘴搭到他的耳朵跟前，寒暄了几句之后，开始切入正题，问他当年袁成参加红军的经过。
　　 老人思索了大约一分钟的样子，然后，喘着粗气缓缓地说：“袁忠义的父亲小名叫田娃子，官名叫袁进财，和我家在前后院住着，开了个豆腐房，生活很困难。袁忠义弟兄三个哩，老二自小过继给了一户姓李的人家，老大在民国25年红军来伏镇时跟上走了，当时家里给找了个媳妇，把婚都定了，当兵走了就再没有音讯，他父亲也气得生病了，时间不长就去世了。后来，他们家就把街道上的房子卖了，把户口迁到了山家庄，以后就一直住在那里了。当时和袁成一块跟着红军走了的，还有我大伯的儿子和我的一个侄娃子，走了以后都没有回来。”
　　 我们接着又问了一些情况，比如红军来伏镇后，是不是居住在现在的供销社里？当时的供销社是不是叫“陇盛丰”商号？还有个叫贾万林的曾经是伏镇游击大队的大队长，以及蔡家庄的杨清良给红军捐献5000两白银的事情等等，老人有的能记起来，有的已记不清楚了。毕竟都过去了80多年，加之老人已是95岁高龄了，一下子要让他记起那么多事情确实也不现实。
　　 后来，老人又给我们说了一些他的老伴何翠玉早年如何当村上的妇女主任，如何整天到晚不着家，忙于干公事，连自己孩子都照顾不上，最后还得罪了好多人之类的事情，从老人的回忆中，我们也不由得对他的老伴油然而生一种敬意。接下来，我们给老人说了些让他保重身体，祝愿他身体健康、福寿双全之内的话，就告辞了。
　　 从陈志善老人家里出来后，我告诉袁忠义父女俩，我们下来后，会把今天了解到的资料补充进相关的党史书籍里，等书编印出来后给她们送上两本，这其实就是最好的纪念，因为，书可以世世代代地流传下去，让后辈儿孙永远铭记先辈的丰功伟绩，这比立碑子、挂牌子的意义更加深远。袁忠义听了很高兴，她们父女俩千恩万谢地走了。
　　 在回来的路上，我坐在车子里想了很多。是啊，我们今天生活在这样一个太平盛世的年代，国家一天比一天强大，人民的生活也一天比一天好，但是，又有谁会想到，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呀？有多少个像袁成这样的优秀青年，他们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抛妻舍子，少小离家，驰骋疆场，马革裹尸，把生命和热血都抛洒在了祖国的大地上，而他们中有很多人却连姓名都没有留下，就永远地闭上了眼睛。作为党史工作者，我们应该，也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想尽千方百计去挖掘和搜集他们的相关资料，来重拾这些不该忘却的记忆，以告慰他们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