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着没事，偶然翻到一本很旧的广东文联主办的文化批评杂志《粤海风》，目录里一篇杨春时先生的文章，让我不觉眼前一亮，于是细读了一番。
　　 这篇文章的标题比较吸引人：清朝亡于革命吗？这个问题也提得好——它勾起了我存于心中多年的一个疑问：决定三百年大清王朝覆亡命运的，真的是清军内部革命党人发起的武昌起义吗（主要由文学社蒋翊武、清军协统黎元洪、共进会孙武领导）？
　　 而在此之前，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发动过无数次武装斗争，很多次（如广州黄花岗起义）都倾注了大量的革命精锐，经过周密的组织与策划，进行过艰苦卓绝的战斗，结果都一一以失败而告终。而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无论从策划、组织及投入的人力物力上，无疑都相形见绌，起义甚至是突发的、无组织的、无目标的，它怎么就能一举奠定大清朝的覆亡之局呢？
　　 先来看看武昌起义组织得有多“揪心”：
　　 1911年，四川等省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四川总督赵尔丰残酷镇压，清政府更派出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致使清军在湖北防御力量减弱……于是，革命党人计划在武昌发动起义。
　　 1911年9月14日，湖北文学社和共进会在同盟会的推动下，建立了统一的起义领导机关，联合反清，并邀请同盟会黄兴、宋教仁来鄂指挥起义。
　　 1911年9月24日，两个革命团体召开联席会议，决定10月6日发动起义。各标营革命党人代表均参加，推选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
　　 1911年9月28日，湖南省革命党人焦达峰函告武昌起义指挥部，10月6日起义湖南准备未足，要求延期10天。加上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黄兴、宋教仁等未能赶到武汉，起义指挥部临时决定：原定于10月6日的起义，改为10月16日湘、鄂两省同时发难。
　　 可是，10月6日南湖炮队革命党人暴动未果，大大惊动了清政府。炮队事件后，湖北当局下令收缴新军部队的子弹，同时增强武昌城军警力量，全城盘查森严，并下令军队提前过中秋节，八月十五日不放假。
　　 起义改定在10月16号，可在这一天，突然就发生南湖炮队事件，计划全盘被打乱。由于事出仓猝，革命党人毫无精神准备，对情况会怎样演变，心里没底。“欲举兵，恐失败；欲勿举，将为清吏所乘，计不定”。武昌己全城戒严，局势非常险恶。
　　 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9日，孙武等人在汉口俄租界配制炸弹时不慎引起爆炸。俄巡捕闻声而至，搜去革命党人名册、起义文告、旗帜等，起义秘密泄露。俄巡捕拘捕了刘复基等6名革命党，引渡至湖北当局。湖广总督瑞澄下令关闭四城，四处搜捕革命党人。这一事件的直接影响就是：起义计划己暴露，孙武受伤住院，蒋翊武逃离武汉，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等英勇就义，清政府开始大肆搜捕革命党人。
　　 在生死存亡关头，革命党人开会决定：起义改在当日晚（10月9日晚12时）仓促举行，以南湖炮响为号。可武昌城内清军戒备森严，各标营革命党人无法取得联络，当晚的计划又一次落空。
　　 新军中的革命党人惊慌之际自行联络，约定以枪声为号，于10月10日晚发动起义。革命党人在工程八营总代表熊秉坤的领导下，决定在10月10日下午3时晚操队伍集合时发难，可意想不到的事情再度发生——工程营官长突然把当天晚操活动取消，计划第三次落了空，只得把时间推迟到10日晚上7点，以枪声为准。
　　 可是还未到7点时，由于清军排长与革命党人金兆龙的偶发争吵与揪打，意外引发了枪声（清军排长陶启胜意欲先发制人，在搜捕革命党人时呵斥下士金兆龙：“你想造反吗？”金回答：“老子就是要造反，你能奈我何？”陶唤手下逮捕金，金与陶发生扭打，金不能胜，便大声疾呼：“吾辈今不动手，尚待何时？”程定国应声而起，以枪托击打陶头部致其鲜血淋漓。陶于是松开金逃走。程于是开枪射中陶腰部。见此情况，清军营长阮荣发很愤怒：“你看看，这些革命党，连子弹都没有，你说你们闹腾什么啊！”就在阮荣发说话间，革命党吕中秋端起枪来，干掉了营长）……起义号角终于吹响，武昌起义终于爆发。
　　 1911年10月10日晚，新军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龙）打响了武昌起义的第一枪，起义军夺取了位于中和门附近的楚望台军械所，吴兆麟被推举为临时总指挥。革命军缴获步枪数万支，炮数十门，子弹数十万发，为起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驻守武昌城外的辎重队、炮兵营、工程队的革命党人亦以举火为号，发动了起义，并向楚望台齐集。武昌城内29标的蔡济民和30标的吴醒汉亦率领部分起义士兵冲出营门，赶往楚望台。之后，武昌城内外各标营的革命党人纷纷率众起义，向楚望台汇合。起义军人数多达3000余人（武昌的守军约1万2千人，清军兵力远大于起义军人数）。
　　 10日晚10点30分，起义军兵分三路进攻总督署和旁边的第八镇司令部，并命已入城的炮8标在中和门及蛇山占领发射阵地，向督署进行轰炸。由于起义军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指挥，加上兵力不够，进攻受挫。晚12点之后，起义军再次发起进攻，终于突破清军防线，并在督署附近放火，以火光为标志。蛇山与中和门附近的炮兵于是向火光处发炮轰击。湖广总督瑞澄犹如惊弓之鸟，打破督署后墙，从长江乘船逃走。剩下第八镇统制张彪在司令部顽抗。起义军经过反复地进攻，终于在天亮前占领了督署和武昌军镇司令部。张彪只得退出武昌，整个武昌终于被起义军掌控。
　　 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武昌起义，就这样经过一波三折，突然发生并获胜了。
　　 武昌打响第一枪，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别于10月11日夜、10月12日光复汉阳和汉口。起义军控制武汉三镇之后，成立了湖北军政府，胁迫湖北黄陂籍的清军协统（旅长）——黎元洪担任湖北军政府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不到两个月内，革命之火燃遍中国，清朝政府统治下的18个省，己有15个省宣布独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退位，大清王朝灭亡。
　　 然细思极恐。这一场没有孙文、黄兴、宋教仁等同盟会领袖主持大局的起义，真的是毫无章法、各自为战、异常不断、险象环生！赢得也十分的侥幸。
　　 武昌枪响后的战果，甚至连许多革命党人也深觉意外。孙中山后来就曾坦言：“武昌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其主因则在瑞澄（当时的湖广总督）一逃。倘瑞澄不逃，则统制张彪（当时湖北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相当于师长）断不走，而彼之统驭必不失，秩序必不乱也……乃此小部分（指起事之新军），以机关破坏而自危，决冒险以图功，成败在所不计，初不意一击而中也。”（见《孙中山全集》第六卷）
　　 武昌起义之成功，乃成于意外。孙中山说的确是实情。理由很简单——在内忧外患的多重威胁之下，当时的大清王朝尽管已是一泥足巨人，但革命党的力量仍然只能惊扰它而不足以覆灭之。用《清朝亡于革命吗？》的作者——杨春时先生的话说，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并没有强大到足以战胜封建地主阶级的程度，资产阶级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也不足以推翻封建王朝”。
　　 既然被满州贵族视为心腹之患的革命党都不是大清王朝最有力的掘墓人，那么谁才有资格荣膺此称呢？杨春时把帐算在以曾国藩、袁世凯为代表的汉族地主官僚集团上，认为由于汉族地主官僚集团与满州贵族集团的矛盾尖锐化，双方势力一涨一消，并致使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削弱，最终导致了大清王朝专制政权的土崩瓦解。
　　 于我看来，杨春时先生的观点自具创见，不过也有几处让人费解和疑惑的地方：
　　 一、袁世凯和日益坐大的地方势力，究竟算地主阶级还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这一问题，学界仍然是言人人殊。如果归入资产阶级，那他们的胜利岂不是要算成资产阶级的胜利？
　　 二、清末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减弱是事实，但是否到了地方可以公然违抗中央政令的程度，还大有疑问。杨先生举了“英法联军进攻北京，而手握重兵正在镇压太平军的曾国藩拒不奉诏勤王”的例子，证明中央控制力的虚弱，这个例子实在值得商榷。一则曾氏并未明确拒绝，而是采取的拖延战术，二则曾的做法是权衡利弊的结果，明知自己移师救主也无济于事，何必置即将得手的天京孤城于不顾呢？事实上，后来清王朝也明白了这一点，否则以专制王权之威，不会不给曾氏任何处罚，而且即使给了这种处罚，曾国藩也只能诚惶诚恐地接受。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有力的反证，如在光绪和慈禧殁后，摄政王载沣将袁世凯开缺回籍，这时的袁世凯虽然羽翼已成，但却仍然需要夹着尾巴在老家韬光养晦，不敢公开有任何与政府对抗的动作，这就足以证明，清末皇权虽处风雨飘摇之中，但余威犹在，还没有完全失去一个政权应有的合法性。三是即使地方势力已经强大到了傲视中央政权的地步，似乎也无法得出其必欲推翻中央政权的结论，因为，许多精明的地方实力派人士都知道，维持一个被国人习惯的天命符号，未必是一件坏事。
　　 一言以蔽之，我并不认同杨春时先生的结论——汉族地主官僚集团的兴起和地方势力的膨胀，推翻了曾经无比强大与荣光的大清王朝。
　　 我觉得考证这一问题，视野不宜过于狭窄，不能把目光仅仅专注于表面上的两大政治力量：以满州贵族占主导地位的清朝政府和以资产阶级为代表的革命党人，第三方势力实际上也是绝对不可忽视的——它就是立宪派。
　　 立宪派的成分较为复杂，有康有为代表的保皇党，有张謇、汤寿潜等素负清望的地方士绅，也有像杨度这样希图借助实权派实现个人抱负的纵横奇士……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希望中国靠实行宪政走上改良、自强的道路，不愿意中国再饱受侵凌、动荡不安，至于有没有君王这个符号维系人心，倒是其次的问题，不妨各说各话。显而易见，在清政府和革命党的生死对决中，改良派起初是站在清朝政府一边的。他们劝告清政府速开国会、速行立宪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理由就是——不这样做就会招来革命之祸。目的决定了手段，立宪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从各省咨议局代表第一次进京上书发起速开国会大请愿开始，采取的都是和平手段。除上书请愿外，代表们还向亲贵大臣哀求，遍谒当道贵族大臣，力陈国会不可不开之理由，以及各地人民望速开国会之情况，同时也指出形势危急，如果拒绝代表要求，将会发生流血巨变……说到动情处，这些堪称各地精英的代表们常常情不自禁痛苦流涕！显然，这些能够主导一方民意的士绅们，的确是向清政府竭尽忠言的“屈原”，充其量只是“跪着暴动”而已。
　　 可是，清政府对这群“屈原”的态度如何呢？先是虚与委蛇，未同意速开国会，而是勉强答应缩短开国会的期限，然后露出狰狞面目，下令解散各请愿代表团，最后，更公然炮制了一个“皇族内阁”来虚应故事。立宪派人士满怀忠诚，奔走呼号，血泪相继，希望速开国会，实行立宪，力挽革命狂澜，保住大清王朝，谁知得到的却是这样一个结果和下场。
　　 悲愤和失望之下，立宪派知道颟顸的清政府已经不是任何和风细雨可以感化的了，只有雷电和霹雳才足以让它从迷梦中醒来。《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14页中，记载了当时参加请愿的立宪党人的活动：“各代表闻此乱命，亦极愤怒，即夕约集报馆中，秘议同人各返本省，向咨议局报告清廷政治绝望，吾辈公决秘谋革命，并即以各咨议中之同志为革命之干部人员，若日后遇有可以发难之问题，则各省同志应即竭力响应援助起义独立云云。”这是改良派在愤懑之余的一种合乎逻辑的心理变化，改良派中即使像梁启超这样过去坚定的保皇党，也终于对专制皇权完全绝望，转而另谋发展。事实上，他们很快就付诸了行动。当武昌首义的枪声仓猝响起时，为什么各地会一改以往之沉默，纷起揭竿响应，使全国局势形成多米诺骨牌效应，以致大清王朝300年的专制政权土崩鱼烂？
　　 很大程度上，这要归功于立宪派人士的居中筹划。像湖北的汤化龙，江苏的程德全、张謇，四川的蒲殿俊、张澜，浙江的褚辅成、汤寿潜，都是地方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出面谋划独立，仿佛“登高一呼”，应者云集，对清王朝的打击当然是致命的。
　　 等到大势已去，清王朝这才想起要发一道可怜兮兮的上谕，希望“与民更始”，承诺什么“嗣后大清帝国之臣民，苟不越法律范围，均享国家保护之权利”云云，专制者的贱相己表露无遗。然而，革命的飓风已经席卷而来，非人力可以挽回，金銮殿上的孤儿寡妇——隆裕皇太后与溥仪皇帝，亦只能相拥而泣了。
　　 大清王朝究竟亡于谁之手？确切一点应该说，这是各种政治力量综合作用的结果。而清政府不明大势、处置乖张，逼得那些本来以维护清王朝为初衷的立宪派人士反水，终于使自己的统治彻底失去了道义基础，陷于四面楚歌之绝境。当此之际，不亡何待？谁是大清王朝最有力的掘墓人？这个掘墓人正是清王朝自己——正是那些当政的、死死不肯放权的满州贵族犯下了一系列错误，把自己送进了坟墓。而其中最严重、最致命的失策，我认为就是把改良派逼成了革命党。
　　 兜了一大圈，在“谁是大清王朝掘墓人”的问题上，仿佛又回到了杜牧“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的陈调——这是没办法的事。
　　 中国的历史往往就是如此诡异、奇葩。甚至在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仍然不得不去重温杜牧的《阿房宫赋》。当年的国共对决中，像民盟这样的第三方力量，起初何尝是以推翻蒋介石政府为职志？他们希望在对国、共的“选边站队”上保持中立，倡导“第三条道路”，可是，这种温和的改良主张，却仍然不能为眼光如豆的南京政府及当权者所容，终于在昆明“李闻惨案”之后，在国民政府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而勒令解散之后，一群身怀和平民主建国之志的知识分子，公开宣布要与中共密切合作，不推翻独裁政府绝不罢休。改良派被逼成了革命党，历史的旧戏换了几个角色重新上演，戏中人可曾有谁记起杜牧的感慨：“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谁才是大清王朝的掘墓人？正是大清王朝末代的统治者们。正所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失去民心的腐朽王朝，不仅无助，更有群反，岂有不亡之理？
　　 尽管这是一场毫无章法、仓促打响、各自为战、仓促险象环生的起义，然而，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武昌城里革命党人的隆隆炮声，终究成为了压死大清这头“瘦死的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