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是上帝的长女——托·富勒
　　
　　 四层三号
　　 宋大娘将近八旬，耳背，眼花，走路揺摇晃晃像鸭子凫水。按说，五十知天命，但她面对滚滚的红尘越来越困惑。最让她想不通的是她的宝贝孙子：他准是胡花钱，不然，为啥书包里那么多书——贪多嚼不烂，要那么多书能念完？还有那头发要那么长干啥，男娃娃那么长，那女娃娃的就该到脚后跟了？还有那电子游戏真该千刀万剐——孙子上小学时，受别人的影响迷上了打电子游戏，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钻游戏厅，从此学习成绩江河日下。她忧心如焚。她拖着年迈的双腿，跑遍县城几乎所有的游戏厅，每到一处都要骂老板“不得好死”。
　　 有一回，天下着大雨，儿子回家一看，老母与儿子都不在，赶紧去寻找。儿子是找到了，但老母却不见踪影。雨，愈下愈大，路上没有行人，只有匆匆赶路的车辆风驰电掣般地驶过，泥水四溅。她儿子撑着雨伞，拖着“俘虏”似的儿子，在县城大街小巷进行“排查”……黄昏时分，宋大娘的身影终于出现了，只见她拄着根木棍，衣裳全湿，雨水从头上往下流，花白的头发贴在头顶，两条腿在足有半尺深的泥水里，像坦克车似地前行——儿子实在搞不清是一种怎么样的力量鼓舞着她，支撑着她？她听到孙子的唤声，先是一怔，接着一把拉过孙子，抬起手，佯做打人的样子，嘴里咕噜：“一下把你贼杂籽籽打死吧……”说到“吧”字的时候，瘦削的脸上早已洋溢着至宝复归的喜悦。而后，伞也不要，拉着孙子，淌着泥水嘴里嘟嘟喃喃地咒骂着电子游戏机向前走去……
　　 还有她的儿媳妇也让她不能接纳。女人家还能光着脚穿拖鞋在外人跟前走来走去，那成啥体统？还有，我挖屎倒尿拉扯大的儿子，你有啥权利跟我儿那么粘乎？瞅见儿媳与儿子在“友好的气氛中”协商事情，她便妒火中烧，把门咣地一甩，一个人在屋里“指桑骂槐”——她以为儿子才是她最亲近最信任的人。但她对他也是不理解：你对人讲，过两三天办那件事，为啥都过了五天了还没办呢？你不是说实现“共产主义”么，那“主义”在哪里？你不是说共产党员要有牺牲精神么，那你们为啥还活得好好的？
　　 邻居们呢，更让她“犯恶”了。大白天的闭什么门，我们村里人谁家白天不是房门大开，不是你到我家闲聊，就是我到你家凑热闹，多热气？还有，天已那么黑了，那个卖红薯的老汉还在楼下吆喝，声音都变成了哭腔，你们都死了心了么，为啥不帮忙买了？于是她家便成了夜间营业的“收购站”，经常成批地收购菜和瓜果，吃不了便腐烂了，熏得邻居经常强烈抗议。
　　 还有一档子屡屡发生的事，使宋大娘成了我们楼上的“名人”：宋大娘的儿子、儿媳下海做陶瓷批发生意，家里就剩奶奶孙子两个。当时我们楼上的水送得不很正常，时续时断，往往刷锅刷到一半就停水了，家家户户不得不预备水缸或水箱。宋大娘接上水管儿接水，打开水龙头，发现没水，心想“一会儿就来了”，就不关水龙头，忙活着拖地、抹刷、打瞌睡。半晌过去，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宋大娘惊醒了。宋大娘翻身下床时，一双鞋已被水漂走了。
　　 从宋大娘门缝下满溢出来的水，顺楼梯哗啦哗啦地流到了一楼。我们敲开她的门，先关掉水管，然后从上到下清理起来。我们看见宋大娘，一声不言语，耷拉着头背靠在墙上像棵霜打过的茄子。清理完毕后，我们麋集在老梁家，喘气，聊天。这时，宋大娘把老梁家的门推开一条缝，探进头来，满脸怒气地说，“谁说我闲话，烂谁的舌头！”说完转身“砰”地关上了门。
　　
　　 四层一号
　　 宋大娘成为“名人”，四层一号的小苏编派有功。
　　 不过，在小苏绘声绘色，描摹宋大娘“典型事迹”时，我们只是窃笑。因为我们脑子里塞满了小苏家更有趣的“糗事”。
　　 小苏丈夫小黄是有职务的人。他是县团委的副书记。由于他的个子不高，团委又是个务虚的单位，尽管年龄已超过四十岁，头也有些半秃了，邻居还是不把他当个人物，只是小黄儿小黄儿的叫。他老婆小苏，是一名妇幼保健站的大夫，她在外人面前从不叫丈夫小黄，有时叫老黄，还有时候称“我家书记”。
　　 当初这两口子是因“特殊情况”结合的——小黄在最偏远的一个乡镇工作，每天碰见最多的是牛和羊，吃“供应粮”的女孩子比金丝雀还稀少，虽然也学着西方小说中男子求婚的法子，买了玫瑰花瞅下县城开会的时机，向一些心仪的女子送去了，最终还是没有结果；小苏心高气傲，打从被考上大学的同班同学甩掉后，就赌誓非大学生不嫁。赌气赌到三十岁，各种压力共同发力，促使她接受了小黄儿的玫瑰花。
　　 玫瑰花有刺儿，两口子难免闹别扭，但动静最大的是捅烟囱那次。那年夏天，小黄上团校时的几个同学来这个县旅游，提出第二天中午要到小黄家看一看。小苏听丈夫一说，当即表示反对。理由是，烟囱不畅，“烟塌火着地做不下饭”。我们住的这栋楼，是我们县最先开发的商品楼，那时家家户户，都用炉子烧煤炭。小苏是个有创意的人，为了节省厨房空间，她叫丈夫把炉子迁移到了阳台上——烟囱只能用碗口粗细的瓷管子替代。这样做的后果是，烟囱十天八天就得捅一次——这也是两口子闹别扭的原因之一。
　　 听老婆如是说，小黄儿主动启动了捅烟囱的工作程序。他首先通过楼道天窗蹬梯子爬到了楼顶，接着在绳子的一端系了一个秤砣，秤砣外包着一层烂棉布，顺着烟筒口往下输送，试图来回拉几次，把粘在烟筒里的烟煤捅开。不料这法子在实践当中行不通：费了好大的劲儿，把秤砣放到了炉膛，一拉，绳子竟然断了。不过，小黄的智商蛮高，有的是法子。他在楼顶上高喊叫媳妇小苏准备一壶凉水。他蹲在阳台顶上放下那半截绳子，把一壶水吊了上去。接着，他开始往烟筒里灌水——这法子后果更不可设想：烟囱是热的，碰到凉水，膨胀的烟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上蹿下突，把个家里搞得像个爆破现场。小黄儿抹了一把满脸的灰尘，心想：“妥啦！”他喊小苏来接水壶。小苏面对滚滚红尘早就气得七窍生烟，哪有心答理他？小黄又喊，小苏还是不答应。小黄又提高了八度喊，小苏愤懑地答：“老子就是不接！”这当儿，正是人们下班做饭的时间，邻居们都从阳台的窗户里探出头来观看。
　　 小黄儿觉得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就又提高了八度下了最后通牒：“你接，还是不接？”
　　 “不接，老子就是不接。”小苏也感到自己脸上挂不住，针锋相对地嚷。
　　 “不接我就扔下去了。”
　　 “不扔是孙子！”
　　 铝壶扔到地上发出砰的一声，也就扁了，漏了。但小苏却把它提到了家里，灌满水放到茶几上，用欣赏的眼睛看着水汨汨地往地板上尽情地流；流完，再灌一壶，接着欣赏。水灌到第四壶的时候，就止住了，因为灌第五壶时，我们就听见小黄和小苏打起来了。
　　 我们听见，“啪”的一响，小黄问：“说，你还敢吗？”
　　 凑在门缝的邻居们嘟囔：“想不到小黄还挺厉害的！”
　　 过后北面邻楼上有人反驳：“嘁！厉害个毬，我用望远镜瞅见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四层二号
　　 老梁，不足一米六，胖胖的；他老婆叫蛾儿，却瘦高瘦高的像条“蔴杆儿”。老梁是我们楼上的大能人：吹拉弹唱，写字画画样样在行，喝上几杯酒，一根接一根地抽着廉价的香烟，他就会大段大段地背诵《三国演义》。
　　 但近来老梁把这些本领都统统搁置起来，只一心一意地给一些学校制作版面。这与他儿子的婚姻大有关系。
　　 老梁有一儿一女。女儿是老大。当年女儿上高中的时候就交了一个男朋友。那男孩子顶替父亲在铁路上工作，人长得小鼻子小眼儿，用蛾儿的话说就是“对不起观众”。老梁说：“先占着，碰见好的再蹬也不迟。”若干年过去了，老梁女儿的脚我们始终没有见蹬出去。
　　 对儿子的婚姻，老梁两口子态度就大不一样了。标准有三条：一，不要搞音乐的。老梁自小在戏校学拉二胡，出师还没有半年，剧团去西安演出的途中翻了车，他的左手食指被折断，二胡拉不成了。后来又学唱胡生，不料嗓子又哑了。那年，教育系统成立文工团，县剧团领导像踢皮球似地把老梁踢了过去。老梁形容自己到了教育上的处境时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放之山下。”因此老梁既不让他的儿子学音乐，也不让他的儿子娶一个搞音乐的儿媳妇；二，个子要高。当年，老梁说媳妇的时候，第十一个才把“成份高”的蛾儿“拾掇下”。有人开玩笑问老梁，一高一矮，办那事儿的时候怎么办？老梁说：“小数点对齐不就行了嘛。”峨儿是个开朗的人，撇着嘴打趣老伴儿说：“还好意思说哩，亲个嘴儿还踩板凳呢！”儿子的个子，比老梁高了一大截子，老梁决定让儿子娶个高个儿媳，在孙子一辈儿上，“继续巩固提高”再不考虑小数的问题。家里有乐器不摸不动是因为伤心过头，汗流浃背地制作版面，是因为要“攒够足足的子弹”给儿子“射”个高个媳妇儿。但儿子偏要与他对着干。托人说了多少个好姑娘，儿子就是不见面，偏偏自个儿选中一个搞音乐的矮个子姑娘。这姑娘听说办着个几百孩子的“街舞培训中心”，还上过“星光大道”。
　　 儿子、儿媳妇旅行结婚启程后，我们听见老梁拉起了二胡，蛾儿在一旁跟着和唱。经过仔细倾听，我们都吐出了舌头：原来，蛾儿唱的是我们当地有名的长篇民谣《福香妈哭夫》——大意是说民国末年，福香爸与福香妈两小无猜，婚后感情极好；福香爸赶车跑运输，不料突遭车祸身亡，福香妈肝胆俱碎，哭夫道：
　　 二婶子你不要拖，
　　 我把福香爸通前彻后说一说：
　　 我家的光景不用提，
　　 二十亩水地一条渠。
　　 小伙子精干没处挑，
　　 高高的汉子展展的腰。
　　 粗胳膊粗腿有劲道，
　　 大鼻子大眼宽眉毛。
　　 人样儿好呀通情理，
　　 就是生了个倔脾气。
　　 福香爸呀，啊哈哈哈……
　　
　　 老槐树下
　　 三层一号的杜鸣接那个电话时，正一手牵着爱犬“乐乐”，一手攥着微型播放器在庭院里绕着那棵三人合围抱不住的老槐树溜达。手机铃响起时，他并没有听见，是“乐乐”汪汪叫着提醒了他。
　　 他没有想到是老领导的电话。
　　 老领导荣升后他再没见过。后来，老领导退居二线了，有了闲暇，偶尔会打个电话，问讯一些不咸不淡的事。他知道老领导在打电话解闷消遣呢。他感叹发达的通讯真是个好东西，便捷，省事，而且还能达到一些特殊的目的。比如，他曾纠结过，见到老领导该说些啥呢？又能说些啥呢？不说些啥又何必见呢？不见又觉着少了点什么。电话好，隔山隔水，打个招呼，什么意思都有了。不过，这也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在一瞅那号码，他感到很意外。
　　 老领导说：“今晚见个面，好久不见，聊聊。”
　　 这使他更感意外。他知道，老领导是个缜密持重的人，没事决不会见面“聊聊”的，何况从声调里他多少听出了点“急”。他满腹狐疑，坐上妻子王霞开的车就风风火火地往老领导指定的那家酒楼奔去。
　　 “会是什么事呢？”车轮飞速转动，他与妻子也在不停地假设着多种可能，旋即又一一否定。
　　 他比约定的时间早来了半个钟头。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想不到妻子刚把车子停在白天鹅大酒店停车场，他推开车门刚迈出一条腿，手机就响了。“我看见你啦，往里走。”老领导那带磁性的熟悉声音传来。
　　 两三年不见，老领导的头发明显稀少了，鼻翼边多出两条长长的法令纹。有那么一刻，他在这张肌肤松驰的脸上，极力寻找当年老领导在主席台上的那种威严。然而，他现在面对的却是亲切、温和的笑容。他们在一楼大厅的茶座区临窗的位置坐了下来。他征求了老领导的意见，点了两杯铁观音茶。他请老领导坐在沙发上，自己拉过一把藤条椅坐在对面。老领导像位仁慈的长者，询问他的近况、孩子的工作以及几位共同有私交的文化人的情况，更多谈的是老领导自己近年如何研究《论语》，想把心得出个小册子的想法。杜鸣稍稍松了一口气，他想：若是老领导请自己这个县里的“一枝笔”帮着提点意见，或者叫“润色”也可，那他会满口答应的。但恐怕不是。他能觉察到老领导言语之间神情恍惚——老领导在绕圈子，他需要等待。几年前，他向老领导试探性地吐露“动一动”的想法，老领导手摸光滑的下巴，似笑非笑，乜斜着眼睛盯着他时，他就有过这种煎熬。
　　 服务生加了两次水。大厅里渐渐地听不见有人走动了。“前两日收拾家，忽然想起个事。”老领导像是很随意，但显然是“入了正题”，“就是那个，那个——”老领导快速地环视了一下大厅，稍稍定了定神，两只手做了个环状动作，“那个玩意……”老领导几乎是耳语似地说。
　　 “那就是工艺品嘛。”
　　 “你说的不会假；你知道，我家你嫂子见了这东西神经就过敏，整夜整夜睡不着……”
　　 “无非就是个不值钱的工艺品嘛。”
　　 “算你帮我的忙吧，你还是拿上。”
　　 “你让我今后咋做人？”
　　 “老哥求你啦！”老领导双手抱拳作起了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