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藏民兵》杂志社,早期的汉编组,在职编辑记者只有两个,由于编采工作量大,任务很重。我和老王,组织上既没任命谁是组长也没指定由谁负责,但配合非常默契,工作紧张有序,忙而不乱,风生水起。每个月,我们用两周的时间采访和组稿,用两周的时间编稿和校对,每期的《西藏民兵》汉文版,从内容到形式都没发生过任何差错,受到广大读者的好评,也受到军区首长和政治部首长的肯定。
　　 这是一个夏日的星期天,素称阳光城的拉萨,紫外钱格外的强,如果不戴墨镜,几乎睁不开双眼。站在强烈的阳光下,那怕是只穿一件衬衣,也会觉得热乎乎的,可一旦离开阳光,无论走在树荫下还是进到屋子里,穿上毛衣也不会觉得热。也许,这就是在地球的第三极,阳光的厉害和气温的奇异。午饭后,我和老王闲聊中谈起了文学巨匠茅盾先生的著名小说《子夜》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觉得这部作品最大的成功,就是让读者从吴荪甫成与败的命运中，领悟了一个不争的事实和道理,那就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祈望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俩谈兴正浓时,陈总编健步走进了我们的宿舍。“二位在谈论什么呀？我也来参加一个。”
　　 看着笑容满面的总编,我和老王按照军人的礼节礼貌,不约而同地起立致敬。
　　 “陈总编,我们在说茅盾的《子夜》。”我和老王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
　　 “好哇,就是要多研读一些名著,包括文学类的名著和政治类的名著。”
　　 我和老王点头称是。
　　 陈总编说：“你们二位当编辑半年了,半年来，在人少事多任务重的情况下,任劳任怨,两个人干了四个人的工作,无论是你们自己采写的稿件,还是编辑通讯员的来稿,都是很认真负责的,也显示出了较高的思想水平和较强的文字功夫。”
　　 “陈总编过奖了。”接着老王的话,我说；“全靠总编、副总编手把手地传帮带，刚来的时候,连文字编辑常用的删改符号都是你们教我们的。”
　　 “像你们这样的悟性,简单的编辑删改符号,那是一学就会。”陈总编说，“从你们所处理的稿件看,我基本上没发现语法、逻辑、修辞方面的错误,说明你们对有语病的句子能看出来,而且知道怎么改,今天我想问问二位,你们是否都能说得出为什么,比如,这段话有语病,为什么说它有语病?应当这样改,为什么应当这样改?”
　　 面对总编的问题,老王一个劲地看着我,我估想他是希望我作荅。我说：“不能完全说出为什么,或者说是不能准确地说出为什么。”老王补充说：“教科书上的东西,学过的时间长了,忘了一些,但应用起来问题不大。”
　　 “这可不行啊。你们过去是作者，是通讯员,自己会应用就可以了,现在你们是编辑,编辑是什么？编辑是老师,在业务上对作者要言传身教。比如,我们把某位作者请到编辑部来,面对面地指导他修改稿件,作者问我们，‘某某老师,为什么说这句话有毛病呢?为什么要这样改呢？’学生向老师提了问，你当老师的如果说不出为什么或者不能准确地说出为什么，就谈不上是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指导，至少你当老师的会比较尴尬。”
　　 我和老王低下头，沉默不语。
　　 陈总编说：“好了，我还有点事，你们接着聊。”
　　 陈总编走后，至少两分钟内，我和老王相对无言，但心里完全明白总编的良苦用心。
　　 面对陈总编的期望和要求，我想起了一件事。那是一九七六年，共和国先后失去了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三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主席去逝后，《人民日报》等中央级报纸和地方的省报，相当一段时间里，在要闻版以“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为通栏标题，或者以“继承老一辈革命家的遗志，将继续革命进行到底”为专栏标题，刊登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化悲痛为力量，继承遗志，继续革命的报道和文章。每天看报纸有瘾的我，看到上述通栏标题或专栏标题，总觉得有点不对劲。继承遗志，继续革命，无疑是对的，问题是，遗志应当是逝者的意愿，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遗志，如果特指已故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那是准确的，如果拢统地说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遗志，那就不尽准确了，因为当时叶剑英、李先念、陈云等相当多的老一辈革命家都还健在。再说了，老与新是相对立而存在的，相对于新一辈而言，老一辈的概念是永恒的。通过对句子的剖析，我觉得无论是通栏标题还是专栏标题，都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也就是说，对继承遗志的对象少了一个限制词，要是改为“继承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遗志”，就准确无误了。当时，我只是基层部队的一个工农兵通讯员，但我认定自己的想法后，还是斗胆给最有影响力和示范性的《人民日报》编辑部写了一封《读者来信》，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和修改建议。几天后，随着《人民日报》对标题的修改，各省级报纸也都跟着改了过来。人民日报总编室在给我的回信中除了肯定我的意见和建议外，还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后来得知，当时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胡绩伟是四川威远人。胡老先生离休后回了一趟阔别的故乡，那些日子，恰好我也回故乡探亲，有幸认识了这位在全国新闻界德高望重的新闻领袖。胡老同我妹夫的父亲是早年的朋友，在妹夫款待胡老的家筵上，我向胡老提起了这件事，没想到老人家居然记忆犹新并再次给我以鼓励，令我赞叹不已。
　　 已经过去的这件事，让我尝到了学习语法、逻辑、修辞的甜头，眼下陈总编提出新的要求，让我感到是要我们防止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的浮燥心理，从而进一步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学懂弄通，更上一层楼。从陈总编同我们谈话的第二天开始，我和老王利用工余时间，再次把语法、逻辑、修辞教科书从头到尾重新学了一遍，我俩还不时地讨论切磋，明显比过去学得更加认真更加深透。
　　 搞懂语法、逻辑、修辞的是什么和为什么，使我无论在部队还是后来转业到地方，无论是做编辑还是做别的工作，都获益匪浅。在编辑岗位上，凡是面对面地指导作者、通讯员改稿，我都能浅显易懂地把道理讲出来，使他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得到提高。一九八五年，组织上临时抽我去牵头开展西藏军区党史办的工作，紧接着又要我参加解放军出版社组织的《可爱的祖国边疆》的编写，主要执笔《巍峨的西藏高原》部分，此书除了在全军获奖外，荣膺由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全国首届通俗政治读物一等奖。在做《西藏民兵》编辑的那些年，西藏军区以司令员、政委或者政治部主任名义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以及有的首长在《刘邓大军征战记》中刊登的革命回忆录，都是我代笔写的。老王在《西藏民兵》虽然只做了两年编辑便要求转业回了西安，但由于有真才实学，在广播电台只做了短期编采工作便被选优当上了市长秘书，市长调北京履新，老王没有随去，下海经商，喜获丰收。
　　 我退休前的十年是在企业度过的，说起来是辍文经商了，但语法、逻辑、修辞的基本知识，无论是起初做子公司的经营副总，还是继后做集团公司的常务副总裁，都能用得上，至少在自己动手起草商务合同、制定规章制度、修改各种文稿，指导部下办文，甚至是签写批语时，都发挥着作用。我曾说过一句笑话，即使小偷进了我的家，也只能偷走我有形的东西，怎么也偷不走我头脑里无形的语法、逻辑、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