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儿恰乎儿就是我的爸。
　　 恰乎儿，是我们晋南一带的方言，意思指差一点儿。包含有后怕、不希望发生、既成事实将有严重后果发生等函意在里边。而这些惊悚心灵振颤的因子，普通话“差一点儿”中又基夲没有蕴蓄。
　　 是多舛的命运把我与锁儿尴尬的勾联了起来。
　　 那是段国人心灵滴血的岁月。整整一冬不见一点雨雪，干燥凛冽的疾风摇撼着屋前那棵半枯的石榴树，也拉扯着父亲袖口露出棉絮的沾着泥土的黑棉袄。他端着搪瓷面盆在院门口立着。天麻麻亮，全队的社员就投入了村西“万亩丰产方”的平田整地。父亲逃过荒、当过兵，庄稼地里的活儿算是平常的事儿。眼下犯愁的是一家七张嘴填肚子的事儿。刚才，他排队，打了半盆玉米糊糊，像其他社员一样，还在等匀那一点点糊糊底子。等了好一阵子，终于多领了半勺。他叹了口气，这位绰号“铁人”的庄稼汉鼻子竟然酸酸的。他准是联想到同庚同辈的麻子顺娃。前日收罢工，顺娃撂下锄头准备端盆去集体食堂打饭，两个儿子见到父亲一个劲儿的喊饿。自己已前心贴后心，打回半盆饭还不够一人吃的，全家五六张嘴喝西北风不成？性子刚烈的顺娃，索性一头扎进自家的水瓮里去寻求解脱。（当时规定:1一2岁的口粮标准是每月3斤，3一一5岁9斤，6一一7岁11斤，8一一11岁16斤，12岁以上的大人，轻体力劳动者18斤，一般的20斤，重体力劳动者23斤。这一年，我大哥国喜20岁，二哥国祥10岁，三哥保国3岁，大姐兰兰12岁，二姐8岁。）父亲迈着浮肿的双腿蹭到了我家“二房一窑”的房门前。这时，即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他听到了一个新生儿的啼哭。这个多余的婴儿就是我。
　　 根本没有任何自然界的陪衬和背景，我竟然无脸无皮的撞进这个家。
　　 完全可以想见，瞥一眼襁褓中那个将跟自己争食的红囊囊的内蛋子，哥哥姐姐们的心里，汹涌着几多的怨恨和愤懑！英雄妈妈你理应受到天谴，你为何不生出些小麦玉米，土豆，红薯也行啊，偏要生出一张嘴来呢！现在想来，假若那时我是个具有行为能力的公民，我一准会把我自己掐死的。
　　 英雄妈妈生不出粮食来，生点子拿主意却是高手，她召集全家开了个扩大会议一一我奶奶年老耳背，老是打岔，算是例席一一她作了个有关”目前我们面临的形势和任务“的口头报告。她高瞻远瞩地指出，困难是暂时的，别人能度过去，咱家一定能度过去。接着她宣布了一条纪律，谁也不准说食堂不好。为了让孩子们牢记这一条，她还让孩子们把学校里老师编的“食堂好，食堂好，有了食堂吃得饱，你说食堂饭不好，我说天天过大年”的顺口溜全都记住。碰到村干部，尤其是公社干部都要大声背一遍，我父亲是个实诚死脑筋的人，脖子一扭，反驳:睁着眼睛说瞎话！母亲瞪眼说，你想挨批，你想进学习班？你想去你去，我的孩子们可不想去，最后母亲在父亲的嘀咕声中，宣布了两条生产自救计划:一是发挥人多手稠的优势，深入田间地头寻找觅食门路。比如拾麦穗，拣玉米，剥树皮，捋榆钱，挖蒲根等措施，只要不是偷，啥吃的东西都可以弄回来。二是安插新生儿到富裕人家做卧底，有朝一日里应外合，他家的粮就成了咱家箅子上的馍馍了。
　　 第二条措施的落实，是我与锁儿有了交集。
　　 这时的是锁儿已三十出头。他的父亲在日本人统治时期，与同村人去县城火车站偷日本人的大米。在逃跑途中，被日本人的撂枪击中脑壳儿，死在了汾河滩。是锁儿的亲叔叔（我的养父），背回村里埋葬的。那半个脑壳儿实在找不见了，只好塞一团棉花，造了半个头。父亲死了，锁儿母亲下地干活，为了安全起见，便拴条绳子，把他拴在窗棂上。入学时，母亲抚今思昔，就给他起了个锁儿的名字。当兵时，他又给自己起了“学文”的名字，村里人觉着他的职业与“文”联系不起来，就还叫锁儿。他十七八岁参军，在炊事班学会了厨艺，转业后到一所中学一一我的母校当厨师。在农村，想他这个岁数还没生育，就不能不着急了，于是，受母亲的“指派”，我就成了锁儿的养子。
　　 也许是物质的匮乏导致了母爱的缺失，也许是没有生育过孩子”业务不熟”一一半个月后，墩厚的二姐牵挂着我，就去悄悄探望我，回家以后她抽噎着，向我母亲报告了一个她不愿意听到的消息:咱娃胳肢窝里全烂了，眼睛也不睁了，哭的时候像个猫叫，怕是快死了……母亲命令我大姐二姐:去把娃抱回来，要死，就死在一起！
　　 母亲的计谋泡汤了一一派出去的卧底又退回了自己的窝。父亲双手抱头，蹲在地上叹息:狗来世上，头上还顶三分粮哩！这娃连狗都不如？
　　 然而，母亲是个具有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的人，十个月后，他又把我派了出去。真正是人生如戏啊:这次去的人家竟是锁儿的亲叔叔家一一也就是我现在的董家一一于锁儿爸是一母同胞，过继给了村东边的同族。哈哈，一来二去，我由锁儿的儿子，摇身一变竟与锁儿平起平坐，成了同辈兄弟！老天爷，人生真是瞬息万变呀！
　　 从此，我与锁儿以兄弟想称，父子未遂那段“轶事”直到我长大才风言风语听人说起。
　　 我家住村东，锁儿住村西，加上他在外当厨师，平素见面并不多；他的衣着油渍渍的，身上老是挂着厨师的幌子:嘴碎，见人就搭讪，拉呱起来刹不住车。在我的印象中他与其他邻居一样，自扫门前雪，没有对我家这个近族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亲近。我养母时不时的在背后抱怨:亲咯啵啵的侄儿，逢年过节连个照面也不打，良心让狗掏了。
　　 十几年后，我发现锁儿的良心狗没有掏走，或者说没有掏尽。
　　 我十八岁那年，国家恢复了高考。离考试还有五十八天的时候，村支书才勉强准许我这个民办教师去母校脱产复习。我上高中的当儿，正值贯彻“五七”指示，学校大搞开门办学。两年中，先后三次赴东西两山植树，参加东风渠修建工程，为修洪三公路拣石子，占用了学生绝大部分学习时间，教学任务哪能完成？有些课程的教材从没打开过，记得化学毕业考试的题是一人写一个化学分子式。在这种背景下要参加高考，名师的指导和专注的系统补习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对农家子弟来说，这样的条件有几人能达到？当时，我母校把出人头地的希望，寄托在三十来名应届生身上，诸如我之类的社会青年，一概拒之门外。我曾经去母校偷听了一节课，但中途被眼尖的姓辛的地理老师发现了，他问明我的身份，将我坚决地轰出了教室。所幸，这年的五月份我们地区组织了一次摸底考试，我原来上学时的班主任宋博林老师，告诉并动员我走进了考场。我考了245分，远远超过了应届种子选手。巡视员陈国民老师爱才若渴，将我这个素昧平生的农家子弟再三举荐，使我得到了正规补习的机遇。
　　 这是我挑战心理极限的黑色时段。背着行李，在母校大门口，我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出村支书那张疲惫的脸。临行前，村支书从缕缕烟圈中投过一瞥冷漠而轻蔑的目光，幽幽地说:咱把丑话撂到前头，考中了是侄儿你的造化；考不中呢，民办教师的位置总不能给你留着啦！这话像烧红的烙铁烙在养母敏感的心上。她既担心儿子考中学校远走高飞，老无所依，又忧虑儿子考不上，失去民办教师的差事，惹人耻笑。不过，母爱的无私很快战胜了一切的杂念和迟疑。她坚信，他的儿子是世界上最孝顺最优秀的孩子，中国能考一个，那准是她儿子！她臂挎篮子，迈动患有老年性关节炎的腿，步行六七里，每一周给儿子送一次干粮。送罢干粮，她还不急于返回，而是悄悄地坐在校门外那棵大杨树下，呆坐着，直到天黑才走。仿佛有她作伴，儿子身上就多了一份力量和智慧！
　　 同时，“魔鬼生存”考验也在同步进行。
　　 当时农村的亲戚故旧相遇，相互打招呼最常用的用语是，今年能接上吗？接是指旧粮接新粮。这个接字分量很重，能接上说明日子就可度过去，接不上全家人就意味着饿肚子。因为接不上，不知有多少家庭演绎了一场又一场的人间悲剧。在这种背景下，孩子们出村求学，吃饭就成了第一道难以逾越的坎儿。条件好一些的，就背上粮食往学校灶上一交，到时候领票吃饭；家里濒临接不上的孩子，没粮可交，只好自带干粮，饥一顿饱一顿，熬一日算一日；连干粮也带不上的孩子，只得放弃升学的机会。我复读的当儿，村里正酝酿实行责任制，旧的体制还在运行，大多数家庭还是“劳动一季子，只能吃一篦子。
　　 我复读的头一天去打开水的时候，就碰见了锁儿。这个时段，他已由厨师贬为烧开水的后勤人员。事务长说锁儿是“两把刀”。手是一把刀:凡经锁儿之手，不论什么东西都要折份量；嘴是一把刀，学生在碗里吃出了老鼠、苍蝇。锁儿申辩说，老鼠苍蝇又不是我下（生）的，你不采购回来，我这两条摇摇晃晃的腿，还能撵上老鼠苍蝇？有一次，事务长吃饭时，在给学生熬开水的锅里，涮了一下筷子，被锁儿觑见了，锁儿就到处说，事务长在锅里洗澡哩，学生喝的都是洗澡水。我家里的经济状况决定了我只能带干粮，实际上，带干粮的同学占到了绝大多数，所以，蹲在地上吃饭的时候，大伙不是比饭的好劣，而是比谁的咸菜好。吃干粮就咸菜也还罢了，酷暑天气，用不了三天，干粮就变味儿了，辦开一看，拉出了长长的白丝儿，再一天就长出了黑毛。我们知道，家里人的肚子还是瘪瘪的呢！所以干粮拉了丝儿，长了黑毛，我们也舍不得，也不敢扔掉。
　　 受宋博林老师关照，我与另一位社会青年（也是我的亲戚），占用了一间废弃的教室。一天晚上，那截悬挂在柳树上的铁轨敲过不久，锁儿推开我们的门进来了。他是肩上挑着两只水桶进来的。进来后，撂下担子，转身关上门，神秘兮兮的示意我们不要说话，然后给我们一人面前放了一只桶，用手指了指桶。我们一瞅，只见两只空桶中各放着一个大号碗，碗中是满满的一碗面条。锁儿盘腿坐在草席上，嘴里吧嗒吧嗒地抽着骨头烟锅，一双浑浊的眸子，透过淡灰色的烟雾，乜斜着欣赏我俩狼吞虎咽的扒啦香喷喷的面条。三十多年后，与我一同分享面条的同学，当上了一家大国企的老总，几次碰面，他都提念到锁儿，并托我给他捎了一件T血衫。吞下那碗面条，我疑惑地问他，不是大师傅，哪来的面条？他诡秘地眯缝着眼睛解释:鸡儿不尿尿，只有盘盘道……在那样的饥饿状态下，我无法、也无心想搞清楚他的道是什么，只是享受着他一周或一次，或两次，借挑水之名，悄悄给我俩“担”来的那碗面条。
　　 这一年的9月23日，是个秋雨淅淅沥沥的日子，我知道了自己328分到考试成绩，经宋博林老师的建议，在报考志愿栏里填上了山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很快，我在自家的小院那个绒线树下，接到了邮递员送来的牛皮纸的挂号信:不，我成了我村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
　　 第二次吃锁儿做的饭已是五六年后的事儿了。
　　 我结婚时锁儿掌勺作席。婚礼前，在聘请掌勺儿大师傅时，母亲（养母）说，锁儿不是个好东西，不用他。父亲（养父7不以为然:他敢耍杈弄棒，我把他的脑子喝了！在重大家务上，都是母亲说了算，唯独这次依了父亲。大概母亲考虑锁儿是亲侄儿，“曹操奸不奸于咱”。再说，侄儿是职业厨师，自家有事不用他，旁人也会说闲话的，于是就聘锁儿掌勺。村里人很少有人用锁儿掌勺，这次在我家排上了用场，显得格外上心，正因为用心过专，炒得菜不是重复放盐过咸，就是跟旁观的邻居斗嘴显摆厨艺，忘了放盐淡了；有一道菜，故意让炒瓢里冒起了一米高的火苗，引得观众哇地叫起好儿来，结果把自己的眉毛也烧了。
　　 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早锁儿就叫开了我家的门，他把自带的炒瓢、勺子、厨刀往炉台上一搁，又从胸前半旧的白护裙里掏出一块猪肉，放在案板上，边切肉边絮絮叨叨地说:在外上班的人，难免有来补礼的外客，我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就在厨房给你们招呼招呼吧！母亲作为长辈，经常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训驳锁儿:现在见他带来了块肉，毫不客气地揭露他:你这贼，紧看慢看，还是让你这相马把肉盗了。锁儿嘿嘿地笑着嘟囔:说到哪儿去了，我不要不要，管事的总管硬给我塞上了，我这不是又拿来了吗……我知道锁儿是个好虚荣爱听奉承话的主儿，见他主动来帮忙，我多少有些感动，就顺着他的意说:锁儿哥，你的刀功真好。锁儿更加自得的答:哪还用说？一会儿你再看看哥炒菜的路数。见有了观众，锁儿手中的刀，似乎切到案板上的事响更大，节奏感更强；待架上炒瓢后，他竟做起了我的师傅，手把手的指导我倒油，放花椒大料，翻瓢；一边纠正我的错误，一边还给我指明人生的道路:艺不压人，学门手艺永远不吃亏，尤其是别看不起厨师。人人都得吃饭，顿顿都得吃饭。听哥一句话，什么不会都行，唯独这做饭的手艺不会可不行。
　　 之后，我举家搬到县城，算来大概总有五六年光景，我都没见过锁儿了。
　　 这期间，听村里的人零零星星地说，锁儿让二儿子顶替接了班，他给一家机关单位看门；又说，他信了佛，经常跑庙，跑庙还跑出了好事一一混了个寡妇婆娘。我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自顾不暇，把锁儿的音讯听过也就撂一边儿了，没有在意。直到有一天，他大儿子给我打来电话，要我这个所谓的”头面人物”，回村做锁儿的思想工作，我才重新见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