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清明节之后，我们生产队长张打瓦就把14岁以上的大孩子，召集在一起，在他的主持下，用“抓阄”的方式分配了生产队的全部牲畜。低于14岁，不让承包牲口，因为我们不仅要“放牲口”，还得“喂牲口”。成年牲口要犁地，没有时间“放”，你就得割青草“喂”。放牛的身上都背着满满的草筐，草筐上插着一把弯弯的镰刀。这活儿，小孩子根本干不了；而大人也是不允许承包牲口的，队长说男劳力、女劳力放牲口是浪费劳动力。
　　 今年，我抓到了一头母牛，碾子抓到了一头公牛，兰子抓到了生产队唯一的一匹母驴。我们这里把公牛叫“老犍”，母牛叫“事牛”，公驴叫“叫驴”，母驴叫“草驴”。好像“公、母”俩字太崇高太神圣，要避讳似的，就像古代帝王的姓名。
　　 二十多位“放牲口”的，只有碾子和兰子是成年人。碾子是智障人士，用我们土话说就是“二百五”；兰子患过小儿麻痹症，后遗症落在了右腿上。让他们放牲口，是队长的特殊照顾。
　　 我上过6年小学，17虚岁，就长到了成人的个子。除了碾子和兰子，就数我的年龄大。我说话有些分量，没人敢不听。就像我们队长张打瓦一样说一不二。所以，我应该是“牧哥”。
　　 如今，“牧姐”兰子已经远嫁他乡了。她出嫁的前一天晚上，亲自把她的小草驴交给了我。于是，我成为既放牛又放驴的双栖“牧哥”。
　　
　　 做“牧哥”之前，我与兰子没有任何关系。其实，刚开始放牛时，我与兰子的关系也很冷漠。村里人说她“缺心眼”，我不能跟“缺心眼”的人走得太近。我们赶着黄牛走得很快，而兰子的腿有毛病，走路一点一点的，便远远地落在后面。
　　 兰子给人的感觉就一个字“圆”。她的脸儿像十五的月亮一样圆，眼睛像杏子一样圆，腰肢像水桶一样圆。在我们农村，那个年代不论男女，都是魔鬼身材。有兰子这样水桶身材的女孩，实在不多见。
　　 兰子说话不择场合、不看对象，嘴“一嘟噜”就出来了。放驴时，她口袋里总是揣着白萝卜、红薯干、花生果什么的，把草驴往大堤上一扔就吃；吃完了就对着遍地牲口的大堤唱着传统的“牧歌”，小黑妮，放驴驹，驴驹长大了，黑妮发嫁了……
　　 我们放牲口的地儿，既是人工牧场，也是天然牧场。十里长堤和长堤下的坡地，像巨蟒一样蜿蜒，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紫色的藤蔓植物“爬地龙”举着四根浅白色的针叶，铺展整个长堤。淡绿色的茅草、墨绿色的“苜蓿菜”与“爬地龙”纠结着生长，绵密而厚实。来这个长堤上放牲口的，多是附近两个大队的人。大家把牲口丢在大堤上，或割草或做游戏，乱而有序。
　　 我与兰子的关系由冷到热，是因为碾子。
　　 一天上午，碾子的黄犍牛吃饱了没事干，跑去挑战邻村的一头黑犍牛，二牛头对头、角对角，大战了二十分多钟，引来众多“牧哥”观战，加油助威。最后黄犍牛突然发力，撞断了黑犍牛的一只角。黑犍牛失去平衡，偏着硕大的脑袋“哞哞”哀号着逃走了。黑犍牛的主人原本也在观战，看到自己的牛吃亏受伤，拿着“打耳”（一种游戏）的木棒，追打黄犍牛。碾子跑去制止，他竟然打了碾子两棍。碾子向来不敢跟人打架，拔腿就跑。那厮仍不肯罢休，继续挥舞着木棒，追赶碾子。他们跑到我面前，我让过碾子，突然伸出右腿，结结实实地把那厮拌了个嘴啃泥，木棒甩出几丈远。那厮爬起来，抓住我的背心，与我扭打在一起。我俩从提上滚到堤下，浑身沾满了草的绿色汁液。我有鼻子出血的毛病，平时洗脸碰到了，它就流血，像杀鸡似的。所以，我身上不仅有绿色的斑点，也有红色的斑点。
　　 这是我做“牧哥”以来跟人打的第一仗。实际上我并没有吃亏，但我鼻子流血，样子很狼狈，好像被人揍了似的。刚刚赶着毛驴来到大堤上的兰子，看见我这副德性，嚎啕大哭起来。起初，我以为她是心疼碾子，因为她跟碾子是老表。我叫碾子去劝劝她，她竟然对碾子说，滚！
　　 看她哭得伤心，我走过去说，起来！哭什么呀你？兰子把我看了一眼，说，你被人欺负了，还来问俺？我说，我被人欺负关你什么事？兰子说，俺最看不得被人欺负......说着，又哭。我说，我没事，是鼻子自己出血，不是那家伙打的！兰子听了，不再哭泣。站起来说，你背心上都是血，脱下来俺给你洗洗。我说，不洗。回家叫我妈洗！兰子说，血沾长了就洗不掉啦！我问，你咋知道？兰子说，俺们女孩子来“红”，就得天天洗裤头，一天不洗，就洗不掉了。我注意到，她说这话时，脸儿一点都没红，真是个“嘟噜嘴”！
　　 兰子喜欢纠缠，我喜欢清静。没办法，我还是把背心脱给了兰子，她下到堤下的土塘里洗了半天。
　　 这件事让我改变了对兰子最初的看法，我开始关照她了。晌午，我们收工回家，兰子又落在后面了，我停下来，等她走到我面前，问，你这小毛驴叫骑吗？兰子摇摇头，说，不知道。我说，我骑上试试。
　　 兰子把缰绳给我，我把毛驴赶到田坎下，右腿一抬就坐上去了。小草驴很老实，被人骑了也不惊慌、不烦躁。我翻身下来，对兰子说，你骑吧。骑上走得快。兰子说，俺上不去。你得抱俺！我说，没问题。
　　 我从背部抱住兰子，她比我个子矮，我抱住她的小腹往高提起时，她的两瓣滚圆翘起的屁股像打饱气儿的肉皮球，直接挤压着我的某个敏感的器官。那短暂的幸福像纹身一样印在我的脑膜上。与此同时，我的悲剧爱情也拉开了序幕。
　　
　　 兰子出嫁我没有“长亭”相送。那天，我一早就骑着“小草驴”赶着“老事牛”出发了。眼不见心不烦啊！
　　 我骑在驴上，想着兰子。到了目的地，我总是愣在驴跟前，等待兰子喊我抱她下驴。有一次，恍惚中我好想看见了驴背上的兰子，伸出双手抱了一个空。每当此时，我就“呼啦”一下，眼里全是热乎乎的泪水。
　　 我常常把草驴当成了兰子，我总爱把脸贴在驴的屁股上，体验草驴光滑的毛皮和温度。我甚至命令那些比我小的“牧弟”，对我大喊，福林，我上驴！我听到“福林，我上驴”就觉得分外亲切，心情格外晴朗。我像爱惜兰子一样爱惜小草驴。我用它最爱吃的嫩稗子草喂它，用最清澈的水饮它，我还给它洗澡，给它梳理毛发，给它捉虱子。
　　
　　 兰子喜欢吃鱼，她看见水眼睛就发绿。那天上午，我们刚到十里长堤，她就对我说，福林，俺想吃鱼了。我指着高远的天空说，一个多月不下雨，沟都干了，哪里有鱼吃呢？兰子指着大堤下的土塘，说，那里有水嘛！我说，有水不见得有鱼呀。那里水浅，根本藏不住鱼的。小兰说，你去摸摸嘛！
　　 我甩掉破鞋，把裤管一卷就下到土塘里去了。这些土塘是筑堤取土时留下的。一个土塘就是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场地。大堤下布满了这样的土塘。土塘中央还站着一个黄土圆锥，那是生产队量土方用的“参照物”，人们把它称作“牛”。太阳光照在土塘的水面上，泛着刺眼的光芒。水的腥味浓烈，状态浑浊粘稠。我摸了几圈，没有摸到一尾鱼。我向岸上的兰子汇报，啥鱼都没有。兰子说，再摸摸那边的。我说，都一样。别摸了。兰子说，我不，我想吃鱼！我非要你摸！
　　 我站在岸边，涮了涮脚上的泥，插入破鞋里，对兰子说，你别着急，这两天我保证让你吃到鱼！
　　
　　 自从有了兰子的“小草驴”，我就疏远了我的“老事牛”。这不是我心眼偏了，而是“小草驴”太可爱了。“小草驴”白嘴唇，白蹄子，一身缎子一般的黑毛。它善解人意，不择草。而我的“老事牛”，天一热就拒绝吃草，它瘦骨嶙峋，屁股上的骨头高高凸起，像一个巨大的烟袋锅子。它像很多黄牛一样，从来都不让人骑。所以，相比之下，我真的很讨厌它。
　　 但是，兰子的“小草驴”，跟了我几天，便开始焦虑起来，它那瓷器一样的四蹄像弹琴似的不停地甩动，仰着脑袋阵阵嘶鸣，草不吃水不喝，好像感到了世界末日的威胁。我以为它跟我一样想兰子了，心里灌满了同病相怜的情感。
　　
　　 就在我一次次抱兰子上驴和对兰子的身体极其敏感的时候，我的婚姻大事提到了我们家的议事日程。在我们农村，殷实的人家，十五、六岁就有媒人提亲。不到结婚年龄不要紧，亲事定下，收藏起来，逢年过节把准媳妇接过来吃顿饭，临走时给十块八块钱，这是一种大气，也是一种炫耀。谁家的少爷订婚早，谁家都会被村里“尊敬”的目光烘托得像县长的表叔二大爷似的。
　　 我们村庄大约是天下最穷的，我们生产队经历过五九年，遗留了一群孤儿。他们在天下最穷的生产队错过了婚姻的最佳时间，所以，我们生产队打光棍的大龄男人比别的生产队多几倍。
　　 我妈害怕我做“剩男”，逼迫我每天给彭大娘挑井水吃。我说，我还小呢，急什么呀妈！我妈说，村里的人哪一个不是十六七岁奏（就）托人雪（说）亲事呀？雪着雪着，奏大了、老了，末了还是光棍一条。
　　 我们三个生产队伙吃一井水。挑井水不仅远，还要排队。挑一担水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我们队的人们只有吃“捞面”时才挑井水。平时我们大家都吃“草塘”里的水，井水在水缸里可以放一个星期不腐败，而塘水两天就臭得一塌糊涂。
　　 彭大娘是不屑吃塘水的，她给谁说媒，谁得供她每天吃井水，包括洗澡，也是井水浴。这样奢侈的人家，村庄里只有她一家。
　　 彭大娘生就一张“说媒”嘴。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把死的说成活的。赞扬男方富裕有文化，就说人家戴“双手表”，挎“三只笔”。
　　 干旱以来井水愈发浅了。挑水的人也越起越早。我必须赶在人们起床前到达现场打第一担水。我每天五点以前爬起来，把一担水挑回来大约六点左右，而彭大娘通常这个时候才起床，她打开厨房的门，我把水倒进缸里才回家吃饭。不管刮风下雨，我都是踩着这个点“上班”。
　　 终于，我的努力感动了彭大娘。一天早上，她问我，你想找本队的女孩呢还是外村的？我扭扭捏捏地说，都中都中。最后怯怯地补充一句，我想，兰子，不错。
　　 我不知道我对彭大娘说出了我的图谋之后，她是一种什么样的想法。仔细推敲一下，我与兰子的差别，主要是家庭因素，这是我的软肋。
　　 我爹的爹也就是我的爷爷有三个儿子，大伯、二伯和我爹。我爷爷五三年驾鹤西去，临死前给三个儿子分了家，我大伯分到一匹马8亩地，我二伯分到一头黄牛8亩地，我爹分到一架纺车5亩地。我爷爷含泪说，老三你念过两三年的书，你两个哥哥没有上一天学，你少分一点不怪爹偏心吧？我爹点头说，不，我上学花了爹的血汗钱，理应少分点儿。
　　 后来，我爹被区里招为供销社的营业员。此时区里正在动员农户加入合作社。1955年初我母亲抱着我带着一架纺车入了社，但我大伯、二伯却不肯入社。区里干部问其原因，我大伯说他欠着老三（我爹）300块钱，要卖了马还了钱再入社；我二伯也是同样的说法。我大伯、二伯确实向我爹借过钱，我爹也是有少无多地给他们面子，但绝对没有达到上百元的债务。我大伯、二伯要卖马卖牛根本不是为了还我家的钱而是私心。此事造成的影响巨大且恶劣，当时有65户人家卖牛、卖驴、卖马，然后“裸体”入社。区长、县长都为之震惊，下令开除我爹。我爹不仅失去了工作，还被县公安局“劳教”二年。
　　
　　 我的小草驴就这样挣扎着嘶鸣着。我不敢放开缰绳，我怕它突然离我而去。挨到晌午时分，有一匹黑驴和一匹灰驴先后跑来。二驴刚接近我的小草驴，就从腹部抽出一柄黑黑的橡皮棍，用力地敲打着自己的肚皮。
　　 在这个十里长堤上，驴子并不多见，尤其是这么强壮的叫驴更是稀少。二驴争相讨好我的小草驴，它们拨开草驴的尾巴，伸出浅红色的长舌舔舐草驴的屁股，每吻一次，还伸长脖子向着太阳呲牙咧嘴，就像人们打喷嚏时要寻找阳光刺激似的。二驴驱动夸张的橡皮棍，把一个原本软体的肉质东西坚挺得油光铮亮。如同一架轰炸机的机腹上，挂着一枚巨型空对地火箭弹。
　　
　　 近来生产队加强夜晚“护青”行动，重点防范本生产队的“夜猫子五嫂”。民兵排长把我和碾子分到一组，我们成了看守庄稼的“黄金搭档”。
　　 碾子姓孙，排行老大，也是我们村像稀土一样稀少的外姓。碾子不是天生的“二”。三岁时，他患急惊风，高烧不退。有个乡村医生前来施救，那人用银针刺他耳后的什么穴位，又给他吃了一粒“宝儿丸”。结果他烧退了人却“二”了。
　　 对于“守夜”或者叫“护青”，我看得很崇高。这是我在尽一个社员的责任。也说明生产队把我和我爹区别开来。我爹被生产队“管制”，没有资格护青，但我有。这让我心里充满了感激。
　　 与碾子做搭档我十分乐意。他很听话，叫干啥就干啥。碾子跟我一样，不偷村里一粒粮食。我和碾子就像鲁滨孙和“星期五”。
　　 这一天晚上，我和碾子照例来到村北的秫秫（高粱）地。碾子扛着我的草席和被单，我自己挑一担木桶，扁担上挂着汲水的绳。我准备明天一早，直接去挑井水。
　　 生产队的秫秫地，在一片低洼处。这里紧挨着一条小河沟。一到盛夏，小河沟就涨水，内涝水淹没了洼地上的庄稼，两天水不退就全部泡汤了。秫秫个子高，水涨到它的肚脐却无法窒息它的生命呼吸。把它种在这里叫做“因地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