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身旁摆放着那台纸糊的缝纫机。伫立在山坳里，我与弟弟妹妹们，在等待见到大姐的那个时刻。葬身地下十几年，大姐会是什么样子呢？邻居们在用镐和锨，刨那座土堆。土块落地的声音，使这块庄稼地显得更寂静。外甥们将照常规准备的纸糊的衣服、家电、家具、各种时鲜水果和馒头，认真地布放在离坟头四五步远的一块儿平地上。我扭头一看，那台纸糊的缝纫机还摆放在我的身旁，没人问津。有那么一刻，我很是愤懑。但转念一想，我又马上原谅了他们。这怎么能怪他们呢！大姐早逝的时候，他们最大的才十几岁，最小的还在襁褓中呢！他们哪里能理解那台缝纫机的特殊意义！
　　 十几年来，有一副图画，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窗外枣叶间的阳光，跳耀在大姐的脸上，跳耀在锃亮的缝纫机上。自信，在大姐的脸庞上被照得亮亮的，缝纫机机头上的那只金色的蝴蝶则不停地煽动起了翅膀。大姐一双白皙的手学着蝴蝶的样子，在蓝色的衣料上，飞来飞去。追逐着，我爬上了布满野菊花的山坡，蹚过了鱼翔浅底的汾河水。这是大姐永久留给我的剪影。
　　 我们姊妹七个，没有谁会忘记这台蝴蝶牌缝纫机，是大姐拿青春“赌”来的。
　　 大姐是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中，最聪慧敦厚的人。二哥经常念叨说，大姐与他相差两岁，为了保障他上学的学费，学习成绩远远优于他的大姐，主动放弃了升初中的机会，早早帮母亲纺线织布，跟父亲春耕秋收；十七八岁时出脱得水葱似的。大姐不仅完全掌握了农村出色女子持家立业的全套本领，还学会了同村人不可企及的裁剪衣服。我记得清清楚楚，大姐在世时，我的衣裳，从头到脚全是她裁缝。这样的出色女子能没自己的幢憬和梦想吗？然而，既是有又能怎么样呢！
　　 有一年，父亲与我大哥去三百多里外的运城盐池担硝，眼看秋播来临，母亲只得雇用邻村一个姓王的出卖畜力耕地的老汉来耕种。不承想三哥是个马大哈，母亲在家做饭，预备化肥种籽，他引领赶牲口的人到自留地耕种，结果认错了地块，种在了别人家的地里。母亲是个烈性子的人，知情后捞起火炷就朝三哥打去。赶牲口的老王急忙撂下碗筷劝解，并在饭后免费为我家耕种了自留地。第二年，王老汉又来出卖畜力，吃饭时，王老汉怜爱地瞅着我大姐，又摇头又叹息，母亲纳闷，问，你伯伯，你愁啥？王老汉用下巴指了指大姐说，我大小子要能娶这样的妮子就烧高香啦！母亲爽快地说，只有你不嫌我家寒，就这么定了。母亲向来说一不二。大姐用袖子擦一把红肿的眼睛，一边刷锅一边说：除非给我买一台缝纫机，蝴蝶牌儿的，旁的不行！我大姐就这么被当做报恩的“谢礼”，嫁给了王老汉的大儿子。
　　 我第一次见这位姐夫，就在他们成亲的那日。依稀记得，他骑在一匹马上，胸前斜戴红绸花子，五官端正，脸腮红扑扑的，显得很精神；姐姐在伴娘的簇拥下坐上一辆胶轮马车；我糊糊涂涂一直搞不明白，大人们演绎的内容的实质含义，只记得一队热闹的人群远去了，六七岁的我伫立在村口泊池旁的大柳树下，心里酸酸的，第一次尝到了离别的滋味。
　　 大姐家离我们村就几十里路，出村一直往西，过一条人工河一一七一渠，再走二三里就可看见她家村头那颗独一无二的毛白杨树高大的身躯了。每年换季的时候，大姐都要捎信我去，早早给我裁剪时鲜衣裳。来来回回都要经过一棵大树，一棵毛白杨。多数情况还会坐在树下歇歇脚，乘乘凉。
　　 五六年没见过这棵白杨树了。五六年前，最后一次见这棵树是令人酸楚的。
　　 那天，看守所的老焦一大早就打来电话，说：“你那宝贝外甥到期啦！”
　　 最后一个“啦“字拖得很长，似乎还拐了个小弯儿。他是我的老朋友，我能想象出他说话时，嘴角挂着的讥讽和怨嗔。我还知道，他嘴上说“宝贝”，心里想说的是“活宝”。这不能怪他，在我众多的晚辈中，我这位外甥是个难缠的主儿，也是个趸祸的精。就拿这半年光景来说吧，几乎每个周日都要给我“布置”点“作业”，不是要衣服，就是要吃食。人关在“里边”，要穿的吃的也稀松平常，但令人气恼的是提出了一系列的特殊要求和条件。比如，食物要她继母亲自做的石头饼一一其实在里面他哪能吃上，吃不上，他也要，而且继母的手艺，他看一眼就能认出，替代品坚决拒收。再比如，衣裳也要继母亲自做。他父亲说，这时代了，花几十块钱什么款式的衣服买不下？他答：我自小穿我妈做的衣服穿惯了，买的不舒适。我逐渐明白他之所以要把“作业”布置给我，实质上是让我“督办”。
　　 老焦与各类千奇百怪的犯事的人打了几十年交道，冷眼一瞧便看出了症候。他戏谑我：“你遇了个爷爷。”我更正道：“是老爷爷！”老焦与我同声哈哈大笑。然而，两人笑的内容相差很远。他笑我的无奈，我却笑老焦这个老江湖与我一样被我外甥“利用”了。有一档子事，我始终羞于向老焦说。
　　 我外甥在“里边”听室友说，被判拘役者按规定一个月可以探家一两次。我外甥以绝食的方式“维权”，要求探家。老焦给我打电话咆哮：“你在你家里盖个看守所，把你宝贝外甥领回去。我这庙小放不下这位大神仙！”
　　 既然人家是“神仙”，自然你得听人家的。放下电话，我借了辆2020吉普车，来到看守所，配合外甥“维权”。外甥见我后就问，车呢？我指给他看。他摇晃着光头说，换！我怒不可遏，你一个犯人，还显摆啥？这车我还是借的呢！我外甥像个权威人士似的，一只手往下压了压，示意我坐下，说，舅舅，怒则伤肝，我不是嫌车不好，而是我需要带拖斗的车。姐姐早逝留下了这根独苗，我们兄弟姐妹历来对他溺爱。当着老焦的面，我也不好问换车的理由，便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换来了一辆小客货车。
　　 停！刚到村口，外甥就叫车停住。他走出驾驶室，爬上了车斗，拍了下驾驶室的顶盖，说，走。走了没几步，他又拍顶盖叫停。这一停，几十号男男女女就围了上来，我下车一看，不知什么时候，我外甥已将印着003看字的桔黄色的犯人坎肩穿在身上。他像衣锦还乡的功臣，满脸堆笑，挥手向众人一一招呼，问好。一位中年妇女抹着泪说，世忠，回来就好，你妈在时，我俩纸厚不薄，从今后听婶儿的一句话，安安分分的。我外甥高声宣布，婶儿，我还要进去哩！一位谢顶的男人揶揄问，里面美吗？我外甥答，你进去不美，我进去就美。我急忙叫司机发动了车。第二日“归号”前，他让村长打开麦克风，大张旗鼓地广播，向左邻右舍“征集”南瓜、红薯、土豆之类的土特产，说，一位死刑号友临终想吃口无公害土产，嫫嫫婶婶嫂嫂们可怜可怜他吧！这是行善积德的事！
　　 办妥相关的手续，外甥跟着一名干警来到老焦办公室。他举起右手，向老焦做了个敬礼的滑稽姿势，老焦白了他一眼，没有理他。告辞时，我外甥一边往外走，一边对老焦说，焦所长，回见，回见！老焦还是没有理他。我们刚迈出办公室门槛，老焦就喊住了我们。老焦指着脚底下的一卷行李，诘问，你的被子咋不拿走？我外甥嘻嘻一笑，答，我还要进来呢！
　　 我真想踹死他！
　　 车停在看守所的铁大门外，外甥将行李扔到客货车的拖斗里，疑惑地往四周逡巡，好像寻找什么？我问他，咋？他问我，老家伙呢？我知道，他问的是他父亲。他哪里知道，他父亲已脑溢血瘫痪多日。我担心这个消息对他打击过大，想慢慢告诉他，就说，听说病了，恐怕是行动不便。不承想，这小子一点儿也不吃惊，反而一语道破：瘫了？我支吾着，可能有那个苗头吧。这小子一听，手指很响地打了一个响指，仰天笑了一声，说，阶段性成果！
　　 我愤懑地瞪了他一眼。
　　 驱车个把钟头，远远就看见那棵毛白杨。
　　 这是棵黄土高原上少有的高大树木。从这棵树旁绕过去，再下一个缓坡，就可以看见姐姐的坟墓了。那年我还在母校复习准备高考，二姐将我从教室里唤出来，哽哽咽咽地告诉了大姐俊兰早逝的消息。这之前回家时我恍恍惚惚听说，大姐给棉花打农药，头上有疮伤，不小心中了毒，医生开了些药，说不要紧的。
　　 我们没有赶上大姐的丧礼，当我与二姐身着孝服，赶到大姐家时，棺材已抬走。大姐殁了，这棵树还在。
　　 夏日旷野的风摇撼着硕大的树冠，繁茂稠密的树叶，发出时断时续的沉郁的声响。乌压压的一群不知名的黑色小鸟，绕树几匝，终究没有停留。
　　 那些鸟儿是否去向大姐报告她儿子回来的消息呢？
　　 我们将车停在毛白杨树不远处，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田间小路，向大姐的坟地走去。再转一个土崖就是坟地了，这时，隐隐约约传来一个女人的哭嚎声，外甥耸耳听了听，脸上浮现鄙夷的神情，说：“那妖精婆姨。”
　　 我知道，他指的是他继母菊香。
　　 外甥与继母的怨仇，在我大姐出殡的第二日就埋下了种子。那是个傍晚，邻居们打扫完垃圾正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喝茶，与大姐相好的腊梅手中的茶杯，突然掉到地下摔碎了。只见她双眼紧闭，脸色发白，身体由弱变强地颤抖起来，猛的好像打了一个寒颤，哇地哭了起来。越哭越伤心，哭了几分钟开始说话，大意是：菊香勾引她丈夫，她喝毒药自尽了，留下儿子年幼无人管，她真后悔。说罢又哭。大家问，你是谁？她答，我是俊兰……
　　 大姐的死因有两个版本。一个是给棉花打农药中毒；一个是她发现自己的男人给“妖精”菊香偷偷送沙糖，她为了保卫爱情而死。但不管那种原因，“结果”却对我家造成了难以熨平的伤痕：那天，我们全家人正在地里割麦子。突然有人慌慌张张报信：在我家养病的大姐（母亲耳闻我大姐中了毒，就唤她来娘家静养）昏倒了。大哥扔下镰刀，撒腿就往村里跑。闻讯赶来的邻居们七手八脚用耙绑了个担架，风风火火徒步二十里路，将大姐抬到了县医院。大哥的两只鞋丟了，他浑然不知。到了抢救室，大姐醒了，她瞅见大哥一蓬乱发里粘着横七竖八的麦秸、草屑，就从口袋里摸索出两块钱，说，哥，去理个发吧。话没说完又昏迷了。医生们连忙着手给大姐洗胃抢救。但就在这时，全城停电……我姐的两个小叔子扑到大姐床前，口对口地从大姐嘴里往出吸痰……打这后，我们家有人生病，宁愿到更远的地方去，县医院我们是不去的……
　　 我外甥将这笔“账”不由分说，牢牢记在菊香（他后妈）的头上了。
　　 ……十二岁上他将他父亲的摩托车偷卖了；十三岁我介绍他给一位乡镇书记当通讯员，他又将书记的小车开到了沟里，自己折了七根肋骨；十六岁上到一家私营小煤窑上当保安。去年，县上整治私开小煤窑，要抓几个典型“重判”。纠察队突然袭击，半夜抓住了他的老板。我外甥冲到警车前，两双手一并，伸向警察，凛然正气地说，错啦！我是矿长，他是给我打工的。于是，老板手上的铐子铐到了他的手上。临上警车，他对老板说:“让我爸捞我。他有的是法子。”
　　 我们来到了姐姐的坟前。
　　 坟头摆放着馒头、水果、红红绿绿纸糊的衣服。
　　 我知道，这天是大姐的九周年忌日。我们这里的风俗，九周年是个最隆重的纪念，比平素要多烧许多纸钱、纸器皿和纸衣服。那跪在地上荒草里的女人缓缓地扭过头来，这是一个满头白发的女人，脸颊上爬满细密的皱纹，腮帮上的尘土不知被汗水还是泪水冲刷得一道一道的，污秽不堪。瞥见了我们，她很慌张地起身。大概是动作过急，起身时，两条腿摇摇晃晃地，就要跌倒；这时，我外甥扶住了她。
　　 在焦急和畏怯的等待中，我们听到从一丈来深的土坑里传来一声闷钝的声响。
　　 岁月无情，几十年的光景，一位贤良端庄，肌肤丰腴的女子竟成了一堆白骨……东一个骷髅，西几节胫骨，这就是那个喂弟妹们饭吃，缝衣服给弟妹们穿的那个姐姐吗？
　　 弟妹们哽咽着，在泥土里捡拾着曾经支撑姐姐走完短暂一生的骨殖。我没有哭，我顾不得哭，我在寻找一样东西：一棵针。
　　 几十年间，我一直没有忘记那件事：姐姐是早逝后，婆家人担心她变成厉鬼游荡，在她脚心里别上了一个针。这是一把插在我们全家人心上的一把刀啊！要不是当年母亲极力劝阻，我们还不知道要捅出多大的乱子来呢！
　　 然而，我始终没有找见那棵针！
　　 也许，那就是个传言！但愿是个传言！
　　 难怪几十年来，大姐老是飘荡在我们的梦中！
　　 今天，她就要与她用生命来捍卫的心爱的丈夫，合葬在一起了；我遵照母亲的临终嘱托，给大姐纸糊了一个缝纫机带来了——大姐，想必你在那边，眼也花了，手脚也笨了，你就慢慢地裁缝吧，你的亲人们，过若干年才穿呢！不要着急，大姐！
　　 蝉声砉然传来，一只花尾巴喜鹊呀的叫了一声向山外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