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理完父亲的丧事，我邀三哥去县城。村子离县城只有二十里的路程。时值晚秋，正午的太阳还是热辣辣的。地里的秋庄稼已收割得接近尾声，大多数地块湿漉漉的，泛出褐赭的颜色，有一条条的浅壕，显然是种上了麦子。路边杨树的叶子，一阵风落一层，只有柳树看似柔弱则不逊松柏，顽强地摇曳一身深绿。那时，通往县城的路还没拓宽改造，坑坑凹凹的，很颠簸。我与三哥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边走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谈天说地。三哥话不多。他的口音杂了，普通话不标准，老家话又忘得差不多了，对流起来，彼此都吃力。我推测，他话不多，口音调整不顺溜，怕是次要的原因，他自幼就是个豪爽耿直的人，若不是心里郁结什么东西，不至于此。我提议下城洗个澡，其实就是想与三哥聊聊。
　　 三哥十八岁就应征赴新疆当兵，近三十个年头，他只在结婚和女儿三四岁时探过亲，就连母亲突然病故，他也没赶回来送殡。那时，交通不便，搭火车一趟要七天七夜。大哥做主说，太远，把钱都撂到路上了，就别惊动老三啦！
　　 搓澡时，我无意间瞅见三哥后脑勺上有一道伤疤，像一条蚯蚓趴在刚理过的发根。在弟兄五个中，我心里与三哥贴得最近。记得他入伍不久，便给我寄回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我当时穿上可神气了一阵子。后来，他买的那辆自行车，捎回的廉价电工工具，我只要用，他从不说个“不”字。洗毕，我好奇地问他是咋回事？他靠在被子垛上，眼神空茫，没有焦点，盯着遥远的仿佛看不见的地方，沉默着，过了好一阵子，才如梦初醒般地咕哝了一句，谁还敢打我呢？
　　 不言而喻，他指的是母亲。
　　 因为我感同身受，只有她才下得了这样的狠手。
　　 做为她身上掉下来的肉，我出生三个月就被她送了人。而且，一次未遂又二次给人。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从我出生到十八岁外出求学，她从没给过我一分钱，一件衣裳，甚至未吃过她的一顿饭。我本姓王，送给了现在的董家。两家同处一村，一家在村南，一家在村东，相距一二里的样子。记得有几回，眼看卸笼掀锅，她却撵我，去，去，回你家吃饭去！我养母打马虎眼说她是我的奶娘，我认定奶娘也不会如此心硬！幼时，我曾几次做梦，梦见她将我推下了山崖。有一次，梦见日本兵追我，眼看就要抓住我，猛然碰见她出现在我面前。我喊，娘，救我。不承想，她拔出手枪照我就是一枪。那枪管射出了一个大红蛋子，发出了雷鸣般的呼啸，我惨叫一声，扑向养母的怀里。
　　 几十年间，在我心目中，母亲专指养母，只有养母！
　　 她，够心硬的！我回应同病相怜的三哥。
　　 想不到三哥瞬间沉下脸来，狠狠地瞪住了我。我感到疑惑和惊悚。三哥自幼脾气暴躁，好打架，出手狠。他书包里装的不是书，而是半头砖，随时准备迎“敌”出击那些比他大许多的对手。他是我的保护神，我敬他，也怕他。那决眦般的眼神，使我马上联想到他在火车上“出招”时的那股“杀气”。据他的战友讲，一次，他们在返回部队的火车上碰到一个小青年行窃被发现，他自恃强壮，竟对受害人动武。旅客还没反映过来，出手神速的三哥已将那小青年摁到脚底下。接着，三哥又哗地拉开车窗将那小青年塞出车外。这话大概有演绎的成份，但基本事实应该是有的吧。
　　 我给三哥点了一支烟。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游戈的目光注视着飘浮的烟圈，幽幽地说，你根本不懂的母亲。
　　 大槐树烈士亭上镌刻着我二舅的名字。他叫贺根海，当年是洪赵支队的侦查排长。每次二舅到家乡一带“活动”，几个随行的战友就隐蔽在马牧村石头桥东边的庄稼地里，他只身回家筹集干粮。母亲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她十几岁时外祖母就病殁了，外祖父给马牧的许财主家赶大车，终年走南闯北，家里的重担几乎全落到母亲的肩上。当时，我们一带是典型的“三交子”，日本人，闫锡山的二战区，八路军三方犬牙交错，轮番出入，形势极为复杂。二舅警觉地潜入家中，吩咐过母亲预备干粮，又转身返回村外的庄稼地。母亲烙好饼放到篮子底下，上面盖几件衣裳，一手挎着篮子，一手攥着槌子，回避着行人，悄悄向石桥走去。睃巡四周无人，按约定的暗号，在桥头的青石上敲三下，舅舅他们便蹿出来，将干粮接走了。多年后，母亲曾念叨，家里的灰炉窝里，土炕的烟道里，多会都埋的有手榴弹、子弹。有一次，刚出阁几个月的母亲，听娘家村里人来报信，说娘家出事了。母亲赶回娘家时，墙壁上随处可见枪眼弹孔，二舅倒在血泊中，已经牺牲。邻居私下里嘀咕说，是与阎锡山军方熟识的张财主小老婆莲花告的密。那日，阎军几十号人马包围了姥爷家。双手会打枪的二舅，在房顶箔上的窗口，向阎军射击，投弹。弹尽声息，阎军抱来玉茭桔杆，堆在墙根，架起火想把二舅烧死。楼梯噼噼啪啪的燃烧着，滚滚的浓烟直往上窜。情急之下，二舅在房顶扒开一个洞，钻了出去，想跳到邻居的房顶逃走。结果中弹跌下房顶。这时节，喜爱打鼓吹唢呐的大舅，因参加地下党组织的八音会，被人夜里捉住打死在汾河滩。这个团体一共十三人，只有一人上茅房躲起来，幸存了下来，其余皆遇难。母亲拭净二舅浑身的血迹，置办棺椁，等姥爷赶车出门归来时，她已将后事料理妥当。老年丧子的姥爷木雕泥塑似的瘫坐在门墩上，一口一口地长出气，逢人不搭言。母亲对妹妹说，你在本村寻个婆家吧，咱爸一年比一年老，跟前没个人哪行？接着又扭头对弟媳说，妹子，你年轻轻的，又没后，没守头，另找个人家吧！又说，就到我村吧，挨得近，我也能管管你。果然，不久由我母亲牵线，我这位妗子改嫁到我们村。她也是个不幸的人，改嫁后，丈夫留有一子，又病死了。我记得她住在石南村南沟的沟北土窑洞里，摆个“眼睛人马”，酥麻糖块之类的小食品摊子哄孩子们。她究竟活了多大岁数，谁也说不清楚。邻居问，姆姆，今年多大啦？她将弯成一个勾儿的食指在面前晃晃。邻居又问，九十？她摇头。又再次伸出弯勾儿食指。邻居省悟了，哦，九十九啦！年年问，年年如此答。母亲先于这位妗子过世，她健在的时候，曾笑着对子女们说，你舅舅的阳寿全让她折了，让她好好活吧，她活等于你舅舅不死。受母亲指派，哥哥姐姐们都在过年时节，给妗子送过“年食子”。村里唱戏，哥哥姐姐就把面条端上送到她的“摊子”上。后来，母亲殁了，但这个传统一直被哥哥姐姐们保留了下来，没有中断过。
　　 母亲是个“英雄妈妈”。她生了九个子女，夭折一个，剩五男三女。她不仅有“英雄”的生育能力，还有“佘太君”的抱负——大儿取名国喜，二儿是国祥，三儿是保国，我出门了，不问“国家”的事，但“民事”你得管，所以我叫爱民；我弟也给了人家，你要了我的孩子，不建设祖国，成败家子你愿意？因此我弟就叫建国。遗憾的是，父亲却不是个“英雄爸爸”，他养活这帮“国字号”孩子的本领远远低于他的生育能力。“生产”过剩和生产力的低下导致的结果是，我与弟弟在襁褓中，都被送了外姓旁人，以“逃活命儿”。母亲曾呛白我娇生惯养的二嫂说：生娃娃算个啥，放个屁就吐噜下了。然而，生容易不等于养轻松。往往是“吐噜”的前几分钟还纺线织布，“吐噜”的两三日后又下地做饭洗衣裳。我奶奶心痛地预言，国喜娘，你迟早会成个“起面馍馍”。后来果然被奶奶言中——母亲五十多岁就虚胖异常，裤腰的宽度与裤腿的长度一个尺寸，惊诧得裁缝不敢下剪刀。操劳也还罢了，一窝孩子可以穿补丁衣服、透窟窿鞋，可无米下锅却是个“硬道理”呀！有一年腊月，雪下了足有一尺多厚，父亲挑上担子去西山一带“跑山”，除夕未归。邻居家的娃娃已穿上新衣燃起了鞭炮，我家的一群“熊猫”还不知“明日的早餐在哪里”。这个问题像座山，压在瑟瑟发抖的孩子身上，更压在“起面馍馍”心头！但她始终僵硬地微笑着，让孩子们围在跟前，给他们讲二舅打伏击战的故事，讲姥爷赶车遇到土匪脱险的传说。故事情节大都曲折离奇，但其中一点也不涉及吃饭穿衣的细节和字眼儿，免得这杆子没出息的“籽蛋子”流口水。鸡叫二遍的时候，父亲象个雪人似的跛着脚回来了，挑回了几十斤土豆、红薯之类的“年货”。哥哥姐姐们把两筐子货物翻来倒去，都皱起了眉头。母亲朗声宣布，今年咱变个法儿，过年不吃饺子了，就吃土豆，看老天爷能不能把咱搁到年这边？
　　 母亲健在的时节，我们姊妹们在背后都嘀咕她是“暴君”。
　　 哥哥姐姐哪个没被她“制裁”过？
　　 二哥说，食堂化时，有一天，大姐打回来全家的饭，当时的定量是一人只有一截红薯。二哥饥饿难耐，一把抢了两截红薯就往嘴里塞。母亲捞起灶台上的火柱就朝他背上抡打起来，但为时已晚，第二火柱还没落下，两截红薯已没了踪影。大姐说，娘，别打了，他没多吃，我那一截已在半道上吃了。——多年过后，年过花甲的二哥忆及此事，眼圈总是红红的，半晌不吭一声。有几个年头的清明节，他总是领着弟弟妹妹们去给大姐上坟。在野草覆盖的坟头，他脸色凝重，长时间跪着，大概又向大姐忏悔吧？！
　　 叙述完这些片断，三哥的思绪仿佛从幽邃的远古，踅转到当下，自嘲地说，逃学被捉，还能不挨打？又轻描淡写地说，咱娘，火柱打的。
　　 三哥呷了一口茶，似乎突然觉察到了什么，眼睛瞅着我狐疑地问，你记恨咱娘？
　　 “从小到大，我从没端过她的碗。”我嘟嚷着抱怨了一句。凭心而论，到任何时候，我在感情上都嗔她，怨她，甚至恨她。做娘的，一个“弃儿”内心的痛楚你能感知多少？有一天，我与几个小伙伴在一个石碾上玩，我养母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横眉立目地诘问，你把我的布票偷上给了南边家了？又伤心绝望地喟叹，蒿睢睢当黄雀的养哩。我愕然，浑身乱颤。我年幼，但我隐隐约约地能猜出，养母是在怀疑儿子身在曹营心在汉，并断定自己是个为鸭孵蛋的憨鸡儿。布票第二日找见了——养母忘记了存放的地方——但这件事永远烙在一颗幼小的心灵上。
　　 当时，娘，我真的恨你，恨死了你——你生下我，却抛弃了我，抛弃了也还罢了，由于你这个符号的存在，又使我失去了养母的信任；使我的归属感瞬间消解，使我幻化为精神的流浪者，从此没了根，断了源，无所依，无所靠。
　　 三哥瞟了我一眼，摇了摇头说，你哪里知道，每次撵走了你，父母都要吵架？父亲怪母亲忒心硬，不近人情，说再穷也管得起娃一顿饭；母亲说，哪里是一顿饭的事，招惹孩子，孩子心就野了，还会跟人家董家贴心？再说，人家董家知道了还会对娃一心一意吗？
　　 三哥的话，使我缄默无语。
　　 三哥转业后安置在了大新疆。相隔几千里，弟兄见面不易。每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头一件事就是给三哥打电话拜年。时差的缘故，我打电话他往往还没起床。他问讯最多的不是我，而是我的孩子。他每年都嘱咐，给娃说个好话，让娃好好学习。听了这话，妻子总是笑，老三真可好笑，大人咋给孩子说好话？唉，她哪知道三哥半生吃了多少无文化的亏！几次提干都泡了汤，最后凭技术转了个志愿兵，转业到地方，厂子又开开停停，他的退休金一个月一千六百元，嫂子是一个月七百元，一家四口，生活景况可想而知。
　　 大前年，我二哥二嫂退休后专程去新疆看了趟三哥。二哥回来说，三哥三嫂也内退了，给人打工安修管道，女儿上了大学，儿子正上高中。三哥对孩子的学习格外上心。打工时，见谁家做了道好菜，回家就亲自下厨给孩子做。他两口子辅导不了功课，但每天都陪坐在旁边守着孩子写作业，孩子睡了他们才休息。临別时，三哥有些感伤地说，我俩口子身体也有毛病了，趁还跑得动，总还想回去给大人上个坟哩！
　　 说来也巧，送走二哥二嫂，全家人正品尝三哥托他们捎回的新疆葡萄干、哈蜜瓜，就接到我二姐的电话。我与二姐也有着特殊的感情，她是最呵护我的人，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出生于国家三年自然灾难时期，落地三个月就给了人家。那家的媳妇没哺育孩子的经验，也不排除饥饿的原因，半个月光景，我就奄奄一息了。二姐去看我，回来给娘哭着说，咱娃圪肘窝里都烂了，哭都不会哭了，像猫儿叫。娘咬牙说，抱回来吧，要死死在一起！在家吃了半年的浆糊，第十个月的时候，我才被给了我现在的董家。
　　 二姐在电话里说，院子里种了些西红柿，茄子，豆角，不上化肥，不打药，是健康食品，要我回去一趟釆摘一些。撂下电话，我连忙与妻子开车去二姐家。二姐继承了母亲的精明和果断，还多了些善解人意和克己利人的胸怀。我推断姐姐家准是遇到了什么麻烦事，不然，不会为那点子蔬菜惊动弟弟。
　　 进门就看见二姐脸色白惨惨的，说话也有些气喘。二姐家是村里最早的万元户。姐夫原先是个祖传的木匠，手艺精细，活儿不少，但给熟人做家俱多半是尽义务，忙活一年落不下几个钱，后来就给县酒厂代收玉米，两三年后，又开加油站。那时，打我们村边擦过的大运路刚开，加油站没几家，二姐家抓住商机很快完成了原始积累。世上也许真有气数一说，手头有了闲钱，姐夫心就大了，山里一个朋友撺掇了一下，他就包了小媒窑。眼看就要见炭了，他骑摩托赶路，在山路的拐弯处撞上迎面驶来的卡车。命算保住了，但腿部骨折，更意想不到的是，手术在小医院遇到了庸医，连着转了几次院，作了几次手木，拖了五六年，原先的积蓄花光了，还留下了残疾。这期间，把个健健壮壮的二姐拖成了两鬓苍白，脸颊塌陷的“老女人”。
　　 二姐见到弟妹们总是满脸春风，似有一股母爱般的气息在周身氤氲。但这次，她只是盘腿坐在铺漆布的炕上，见到我们只是疲倦地笑了笑，搁在以前，见到我们，定会朗声谈笑着，一边捅火做饭，一边将好吃头全端出来，恨不能一下子塞进弟妹的肚子里。我能觉察出她像将要燃尽的蜡烛，能量近乎殆尽。她咳嗽着，缓慢地半跪着打开炕上那口棕色的箱子，从里边掏摸出一个古铜色的包袱，一层一层地解着，最后露出一个红标布包裹的小枕头似的物件来。二姐庄重地捧起那物件说：咱村里有个老风俗，当母亲的都要将孩子的脐带保存下来，一年包一层红布，孩子生日的时候，在菩萨跟前献一献，烧柱香，磕三个头，提醒菩萨老人家不要忘了保佑孩子。咱娘病重的时候，把你的脐带托付给了姐，要姐年年包红布，献菩萨。按说，这规矩，到你十二岁圆满就算结束了，但娘却要长久地做下去。娘的执拗，你又不是不知道，谁敢违背？这些日子，姐老是头晕，咳嗽气短，吃药也不顶事，现在就把脐带交给你媳妇保存吧。说到这儿，二姐双手捧着那个红标布包着的物件，送到我妻子眼前。又感伤地嘱咐，再忙，别忘了腊月初五献菩萨——腊月初五是我的生日。
　　 秋日的阳光，透过窗玻璃将二姐家老式的窑洞照得格外明亮。一切都寂静无声，仿佛只有和煦、安详的秋辉充满天地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