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学贯中西的安徽人刘文典在1928年11月29日下午顶撞蒋介石的时候，他从肺腑里发出了无法按捺的愤怒。在他的眼睛里，蒋介石只是一个不懂教育的军阀，他的国民政府主席和陆海空三军司令的领袖权威在安徽大学的校园里并不是一张自由的通行证。大学不是衙门，演讲可以，训话不行的软性盾牌极大地伤害了一个国家领袖的自尊心，因此，那天下午见面的时候，蒋主席就给了刘文典代理校长一个下马威。
　　 “你就是刘文典吗？”看到礼帽长衫毫无惧色昂首阔步走进来的书生，蒋介石明知故问，心中隐忍的怒气一下就点燃了。
　　 蒋介石安坐在椅子上没有欠身，他的傲慢失礼瞬间就激怒了刘文典。
　　 “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的称呼，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直呼的！”
　　 从未遭过如此顶撞的蒋介石显然缺少应对不利局面的准备，他恼怒地拍击桌子，吼道：“你这个学霸！”
　　 刘文典没有被对方的威怒吓倒，他愤怒地回击道：“如果你说我是学霸，那你就是军阀！”
　　 有关一个书生顶撞国家最高领袖的描述，坊问有多个不同的版本。有一种说法，蒋介石气极之下，打了刘文典几个耳光。而刘文典则飞起一脚，踢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这个说法强调了事件的戏剧性，最为人津津乐道。所有的版本虽有情节和场景的差异，但一介文弱书生无视国家元首的尊严和权威，维护大学教育的规律，坚守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却是共同的本质。所以这个事件成为了民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傲骨的一个经典。
　　 这个时候的刘文典，还没有与日后成为他终生偶像的清华国学院导师陈寅恪教授结缘，但是，他已经用独特的个性把自己独立和自由的傲骨放置在中国学术祭坛的最高点上了，他不怕以流血甚至牺牲来维护大学的尊严和独立。
　　 怒不可遏的蒋介石当即下令扣押了刘文典。即使刘文典被身陷囹圄，安徽大学学生和市民游行示威，要求保障人权，立即释放刘文典的口号浪潮般地传到了耳里，蒋介石仍然愤怒不已。当过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说：“我也办过教育，我的学生有十几万人。如果有一个刘叔雅这样的人，我会下令就地枪决！”
　　 “枪决”，这个让人心惊胆颤的极端词语，如今是和司法、审判紧密相联的一个因果，但是，在一个尸横遍野，战争频繁的乱世中，尤其是在军人执掌政权决定个人命运的特定历史时期，一个书生的生命犹如地上的一只蚂蚁，任何一只脚掌都可以将他碾得粉身碎骨。
　　 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安庆市公安局长王绍曾带人押走了胆大包天的刘文典，将他关在省政府的“后乐轩”里。八十多年后，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刘文典当时的心情，也无法从当时的新闻中寻找到记录当事人内心活动的任何蛛丝马迹。只是听到过化险为夷之后，刘文典同他的好友冯友兰回忆当年的一段话。刘文典说，当失去自由的一刻，他就作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
　　 用个人的生命换取人类社会的理想，它让我们看到了文字背后的鲜血，这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一种悲壮的情怀。因此，当“杀身成仁”四个字出现在1928年的报刊上时，半个多世纪之后的我们还依稀遥望得到被囚禁在斗室中的刘文典的怒容，他那多天没有修剪的黑髭荆棘一般地竖立起来，这是一种不屈的自然反应。刘文典丝毫没有动摇拒绝蒋介石训话的决心，在一个独立和自由的大学校园里，演讲是一种学术方式，是文人的说教，训话却是一种强制手段，是军人的命令。刘文典非常明白演讲和训话的本质区别，所以，他用演讲这个温和的动词彻底激起了蒋介石的愤怒。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在黄埔军校学生毕业典礼上训话，他的直白让每一个受训的人终生难忘。“你们赶快的去死，你们死了，你们的灵魂见了先总理，一定会得到极大的安慰。你们的父母，就是我的父母，你们的子女，就是我的子女。”
　　 顶撞蒋介石事件并没有因刘文典失去自由而平息，书生的愤怒在报纸上持续发酵。蔡元培致电蒋介石质问：“文人学士，理当优待。今先生拘叔雅，敢问何由？”胡适更是在《新月》杂志发表文章：“安徽大学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
　　 在下令释放刘文典的时候，蒋介石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尴尬。一个星期的时间，国家领袖就收回了自己的成命，更令人不可理喻的是，刘文典不肯被释放，他要蒋介石还他一个清白。刘文典说：“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
　　 书生意气，是要靠骨头来支撑的！
　　
　　 二
　　 一个浑身傲骨，目无权力的书生，他的内心却是柔软的，他的心中有无法动摇的偶像。
　　 在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课堂上，刘文典不只一次地竖起大拇指，说这是陈先生，然后又翘起小指头，对向自己，说这是刘某人。
　　 刘文典说的陈先生，即是因顶撞蒋介石被迫离开安徽大学来到清华园任教之后认识的陈寅恪教授。如果不是这次惊险的遭遇，刘文典也许将会失去同陈寅恪结缘的机会。
　　 岳南先生所著《陈寅恪与傅斯年》一书中有与此相关的记载：“刘氏出狱后，根据蒋介石‘必须滚出安徽’的释放条件，受罗家伦之聘来到清华出任国文系主任，成了陈寅恪的同事兼上司，也成为在国学领域惟一可与陈寅恪过招并有一拼的重量级大师。尽管如此，刘文典对陈寅恪却极为尊崇，不敢有半点造次，公然坦承自己的学问不及陈氏之万一，并多次向他的学生们云：自己对陈氏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而是‘十二万分的敬佩’。”
　　 如果不是碰到陈寅恪，恃才傲物，不可一世的刘文典绝对就会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了。当他后来在西南联大得知学校要晋升新文学作家沈从文为副教授时，顿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在西南联大，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400块钱，我该拿40块钱，朱自清该拿4块。可我不会给沈从文4毛钱！如果沈从文都是教授，那我是什么？我不成了太上教授？”（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在一个讲究学历、学位、著作，论资排辈的大学里，只读过小学的年轻小说家当然没有同刘文典争辩的资本，沈从文的沉默和回避也许就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法了。沈从文不可能不知道刘文典在安徽大学校园里顶撞国家最高领袖的出格行为，因此，一个弱势的大学教师显然是无法抵挡刘文典的锋芒了。
　　 在许多次斗争中，刘文典总是胜利的一方。面对沈从文的落荒而逃，刘文典脸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清华园中和以后西南联大时期的刘文典，对陈寅恪的敬佩不仅仅来自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渊博学识，陈寅恪独立和自由的人格魅力，更是刘文典五体投地的根源。
　　 1937年9月，日军侵入北平。为了保持自己的名节和抗议外族的侵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绝食绝药，用生命张扬了一个中国人的骨气。这个瘦骨嶙峋的同光体诗歌领袖，让他的后人深刻而疼痛地体验了民族的危亡之痛和生命死亡的意义。刘文典在陈三立用生命之火熄灭宣示骨气的庄严仪式中感受到了唇亡齿寒，联想到10年前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应研究院同仁推举为死者撰写的碑文中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闪光名言，刘文典瞬间就听到了骨头撞击时的镗鞳之声。
　　
　　 三
　　 因为当众顶撞自己，蒋介石下令逮捕刘文典并指示枪毙的时候，没有谁真的会认为刘文典小命休矣。蒋介石的一时之气，为他带来了持久的负面影响。从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学界名流的表态中，蒋介石作为党国领袖的形象显然遭到了损害。
　　 数十年过去，后人从蒋介石的日记中看到了他的反省和自责，他对自己暴躁的脾气屡有检讨，但是，一个掌握着国家政党和军队大权的独裁者是不可能通过自我反思脱胎换骨的。
　　 文人与军人，对待相同的一件事情，自会有文化和人格上的巨大差异。刘文典终生都没有忘记同蒋介石那次剑拔弩张的冲突，但是，对代表着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他总是坚持一种客观、公正的评价。一介书生的心中，总是有骨气构筑的人格标准。
　　 1931年，清华园里的刘文典接到了主政广东的“南天王”陈济棠的热情邀请，约他到广东小住休息。刘文典当然知道陈济棠是拥兵自重、独霸一方的军阀，但是治理南粤时热衷教育，善待知识分子的口碑却让刘文典产生了许多好感。刘文典心情大好，偕同夫人张秋华兴致勃勃地来到广州，住进了陈济棠精心安排在小岛上的一幢别墅，每天在专人伺候的吃喝游玩中流连。一段时间之后，刘文典知道了陈济棠邀请他的目的是反蒋。刘文典当即拒绝了陈济棠丰厚回报和官职利禄的许诺，他公开表示，蒋介石曾经是他的私敌，但日本侵略军是全体中国人目前的公敌。
　　 陈济棠对刘文典的了解是合符情理和逻辑的。刘文典从内心厌恶蒋介石，但是，在“九一八”的枪声惊醒了酣睡中的中国人，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了东北国土，中国军队放弃抵抗的残酷现实面前，刘文典己经没有了私怨。陈济棠错误判断了一个书生在国家危亡面前的价值选择，他对刘文典的了解实在太肤浅，他以为在他反对蒋介石的棋盘上，刘文典可以胜任一只勇往直前的卒子，却不料刘文典是一个清醒的爱国主义者。
　　 回京之后，刘文典毫不掩饰对陈济棠的失望，他说：“正当山河破碎，国难深重之时，理应团结抗日，怎么能置大敌当前于不顾，搞什么军阀混战呢？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刘文典的表述彻底拧去了掩藏隐饰的水分，每一个文字中只剩下了坚硬的骨头。刘文典之后的言行和作为，更是成为他这段话的有力注释。
　　 刘文典多次远渡扶桑，对于日本这个国家的现实和文化有非常深刻的了解和洞察。他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其他各国迥然不同，在明治维新以前固然是大将军秉政，就是维新以后也还是军阀总揽一切军政的大权。”他断言，日本的国策就是军阀，军事侵略是日本的必然选择。
　　 书生的睿智是一种文化的审时度势。刘文典知道，在一个经济落后，军阀混战的时代，国人对日本的侵略野心缺乏洞察和审视，对亡国的危险麻木到了骨髓。在许多个不眠长夜之后，刘文典找到了一个文弱书生抵抗外族侵略的最佳选择。
　　 在许多人的疑惑和误解之中，刘文典开始翻译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的《告全日本国民书》，刘文典夜以继日，他熬红了的双眼，透过近视镜片，洞穿了日本的侵华野心。刘文典在译者自序中说：“自从沈阳的事变发生以来，当局和民众把日本误认为一个欧美式的现代国家，以致应付无方，把国事败坏到今天这样，推原祸始，全是由于对日本的认识错误。然而从今天起痛自悔悟，也还不算过迟，所以我以一个学问知识思想都落伍的人，凛于‘侨将压焉’之惧,把那些支离破碎的线装书暂且束之高阁,来翻译荒木贞夫的这部书。无论大家怎样的不了解日本,不肯了解日本,我总要尽我的微力。”
　　 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刘文典，目光穿透了未来的时间。几年之后，日本侵略军全面侵华，北平沦陷，没有来得及转移的刘文典身陷日军恐怖之下。留学日本的经历和精通日语的特长让刘文典担心和忧虑，果然，己经变节成为了汉奸的周作人找上门来，三番五次劝说刘文典为日军服务。刘文典终于恼怒了，他义正词严回绝说：“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懂得爱惜自己的羽毛！”
　　 日本人没有料到刘文典是一个与周作人迥异的人，侵略者也不相信一个书生的骨头比刺刀更硬。日本人派出了宪兵队，凶神恶煞闯入刘文典住宅，将刘文典珍藏的名人字画、珍贵典籍和私人信件一抢而空。刘文典身穿袈裟，毫无惧色，怒目而视。面对日本人的问话，刘文典不发一言。日本人走了，刘文典才用中国话表达一个书生的愤怒：“国难临头，我以发夷声为耻！”
　　 刘文典知道，晚清同光体诗歌领袖，他十二万佩服的教授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几乎是与此同时，遭到了与他相同的利诱和威逼。陈三立老人怒骂上门游说他出任伪职的人，毅然绝食，用生命宣示了不同侵略者合作的信念和骨气。
　　
　　 四
　　 逃离北平，辗转万里之后，刘文典同陈寅恪在云南蒙自重逢。在西南联大简陋的校园里，两个惺惺相惜的朋友百感交集。在日本侵略者的恶行面前，两个学术巨人失去了许多许多。陈寅恪先生，更是失去了父亲的生命。但是，他们保存了中国人的骨气，他们骨头里的钙质，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流失！
　　 这是1938年5月的云南。西南联大文法学院设在滇南重镇蒙自。光绪十三年(1887年)，蒙自被辟为商埠，设有海关、法国银行、法国领事馆，风光一时。刘文典陈寅恪任教西南联大时，蒙自经济己经凋蔽。根据学校安排，刘文典住进了已经歇业的歌胪士洋行。与刘文典同住一起的还有闻一多、陈寅恪、陈岱孙、陈序经等十几个人。
　　 刘文典没有想到，与他同住一个屋檐下的闻一多教授，五年后竟不顾多方劝阻，丝毫不留情面地用一纸文书，解聘了恃才傲物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