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切从星星开始
　　 事实上，我的记忆不愿意回到2003年初秋的那天上午，尽管一切依然像正在发生一样。那片盘旋的杨树叶子、疾驰而过的奥迪A6扬起的尘土、穿着高腰靴子的女人身上的香味、我拐过市委大院门口时给予门卫的那抹微笑（如今像长在我脸上的血管瘤一样难以掩蔽）；还有那天格外爽朗的云和阳光，和当时老杜眼睛里传递出来的那点兴奋，如今都已经暗淡模糊了。
　　 那天我到家以后又给老杜发了一条信息：“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真诚感谢。”老杜回信说：“让你等了这么多年，很抱歉。”
　　 老杜是我的直接领导，我能借调到市委组织部就是因为老杜。老杜到区里调查后进村改造情况。我那时在区委组织部办公室负责文字工作，当然也包括来了客人端茶送水之类。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感觉很诧异，因为他不像组织部的人。那天我们都在办公室等着，他见到我们部长时说的第一句话是：“好啊，上级领导来了你还坐在这里优哉游哉地喝茶，中午你给我准备茅台还是五粮液？我可告诉你，我喝不了酱香型的酒。”
　　 我们部长连忙迎上去说：“你还五粮液茅台，给你弄瓶小刀就不错了，你是来扶贫，照你这样还不越扶越贫。”话虽这么说，但我知道今天的茶叶是极品铁观音，水果是米蕉、小金橘和美国提子。当天上午我们组织党政主要领导做汇报，区长因为有其他活动没有参加，区委书记全程陪同，中午上的是五粮液。杜部长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多喝酒，别人劝他的时候他就说：“不怀好意啊，望都区想拉拢我党的优秀干部下水。”或者说：“下午还干不干活？你们是不是有什么猫腻？想把我灌醉了？”
　　 说真的，他最初的调研除此之外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迹象，非要较真，就是开座谈会的时候，他抽烟，我发现桌子上没有烟灰缸，及时给找了一个悄悄放在了他面前。我记得他看了我一眼，的确是看了我一眼，但直到下午也没感觉这一眼有什么特殊价值和意义。
　　 按照日程，我们去各项工作实绩突出的洋河镇调研。尽管镇上的领导说了很多比如和村班子成员促膝谈心之类措施，但我们知道根本的原因还是这个村临近一个刚开发的煤矿，村民几乎一夜之间富了，仓廪实而知礼节，村民从原来全省有名的上访村很快变成了生态文明村。
　　 晚上，镇上的领导说安排杜部长一行吃顿地方特色。
　　 “比大饭店顶用。”我们部长对杜部长说：“麻椒狗肉。知道为什么远近驰名吗？有这么一句话来形容：男人吃了女人受不了，女人吃了床受不了，床吃了地受不了。”
　　 杜部长没接他的话茬，而是一本正经地说：“不过我跟你说，我昨天看见嫂子和你儿子了，我是第一次看见你儿子，小伙子真精神。”我看着我们部长警惕的眼神，知道下面不会有好话，果然，杜部长说：“你儿子和廖局长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廖局长爱吃狗肉。”
　　 我听到廖局长这三个字的时候是有些异样的，我的回忆中依然能感觉空气中有某种波动，以至于我们部长那句“把那小子叫来”让我至今想起来仍然有某种不真实。那时我预感到这个夜晚即将背离常规，起码对于我来说，会和预期有所不同。廖局长叫廖家华，是现在文化局局长，在官场，我只有和他能谈论斯宾诺莎和希尼。
　　 廖家华来了，我看见他的时候他也在看我，我们只是相互看了一眼，并没有说什么。杜部长说：“你是不是爱吃狗肉？”
　　 廖家华意识到了什么，说：“我一般情况下是严格按照上级领导的指示行事，杜部长吃狗肉我就吃狗肉。”
　　 杜部长说：“你看，我说了吧，廖局长爱吃狗肉。”
　　 我们都笑，那笑像是被赏赐的，夸张地挂在我们脸上。我们以为只有民工才会开这样的玩笑，没想到这些领导也这样与民同乐。
　　 那天晚上我们要了一个大桌，上了三大盘狗肉，大家吃得热火朝天。我和廖局长几乎没有说话的机会，我觉得这个晚上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了，这时，廖局长突然问了我一句：“最近看什么书？”
　　 我愣了一下，但我马上看到了命运抛过来的眼色，我领会了，读懂了，抓住了，我说：“在重读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人们的目光一下子聚集在我这里。我觉得自己应该说读《资本论》，或者萨谬尔森的《中间道路经济学》，这和这个场合更匹配。有一瞬间我的心情非常灰暗，甚至有点懊丧，我觉得似乎能听见狗吠的声音了，我认为自己因为书生气和那么一点虚荣心把这个机会放过了。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是歪打正着，杜部长是人大哲学系的，他读过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问题是他以为在瀛洲市这个小地方，只有他自己读过。
　　 大家自然不说狗肉了，我们开始谈论诗歌、生死和存在，连镇长都说自己上学的时候背过《查拉图斯特拉》，这真让我们刮目相看。
　　 杜部长说：“哎呀，我到瀛洲工作这么多年，还没有遇到读罗素的人呢，怎么样？你们部长重用你吗？如果不重用我就把你调市委组织部去。”
　　 我不置可否，我感觉他只是在说酒话，顺嘴说说，活跃一下酒场气氛。即使他说的是真话，我也不能立刻同意，那会让我们的部长罗祥和很不高兴。但是，我当时的确是被那个渺茫的愿望引诱着，像看见饵食的鱼。我当然不会说不同意，我能做的就是微笑，对每一个说起我的人微笑，用微笑回报和呼应他们对我未来命运的假设。
　　 还是廖局长说起我工作的事。廖局长说：“杜部长，迟红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区里也不错，你们组织部从发现、培养女干部的角度把她重点培养一下啊。”
　　 “领导们吃狗肉。”一个副科级科员不合时宜地说了这句话，桌上的人一下子沉默了。过了一会，杜部长突然忍不住笑了起来，狗肉从他嘴里喷出来，一时大家笑成一团。
　　 我没有笑，我知道他们笑什么，我装作什么也没有听懂，专心致志对付一块狗排。
　　 那天晚上我们吃完饭后出来，入夜的秋风吹来，让我的精神为之一爽。晴空如墨，繁星点点，旷野上呈现出远离城区的寂静和悠远。关键是我们刚才谈论过罗素，这为我们宣泄那种形而上的情绪找到了通道。我看见了满天的星星，我说：“看，星星。”
　　 廖局长说：“星星真好。”
　　 杜部长说：“很久没看见这么好的星空了。”
　　 那天的星星的确好，很长时间我总想起那天的星星。我后来到了北京，成了一家出版公司的编辑，我可以肆意渲染我对文化品位的坚持和痴迷。我到过南方，白色的栉子花，觉得那花瓣上的露珠就是那天的星星；我在罗马教堂前看见觅食的鸽子也想到了那天的星星；在新加坡，一个孩子追着自己的妈妈要巧克力，我听见那孩子的奶声像从那天的星星里喊出来的。
　　 一周以后，我被借调到市委组织部，但是我的工作关系调不过来，我一直是市委组织部一个编外人员，提拔没有我，评先没有我，甚至下面人员来请客也很少带上我，我就像放在亲戚家的孩子一样，被不冷不热地搁置着，一搁就八年。我来组织部的时候28岁，1米66的身材体重只有52公斤，我穿着一套纯毛驼色套装，风姿绰约，意气风发，上班的第四天就听见市委办公室的一个人说：你已经成了市委大院五朵金花之一了。
　　 八年过后，我已经36岁了，我的眼角出现了再不能消失的皱纹，皮肤暗淡，腰围从原来的一尺九长到如今的二尺四，我那件驼色套装已经送给苏志国老家的一个表妹，他表妹如今在集上穿着那套衣服炸油条。
　　 问题是我原来区委组织部的同事都已经提拔了，有的到局里，有的到街道，当年那个让领导们吃狗肉的科员如今到洋河镇当了一把手，他上任以后请我们组织部一干人等去吃狗肉，我推说有事没有去，而且，我再也没有去过。
　　 很多时候我也在想，我到市委组织部其实是因为一个玩笑，至今我仍然知道那只是一个玩笑，这个玩笑改变了我的命运，当然，不只我一个人的命运。
　　
　　 二、树上的风筝
　　 我上市委组织部的时候，苏志国是不同意的。他说：“你在区里很好，清闲，工资也不少挣，可以照顾家。”如果他换一种表述方式我也许会考虑一下，关键是他说这话的时候我刚在他的呼机里看到肖捷的电话号码，我知道他们还在联系，我因此对他这种劝说我对家庭做出牺牲的话很排斥。我才28岁，我需要有点重要的事干，这种重要的事像葵花，只能在高处、更高处。不会是在区委组织部这种基层部门。我不会错过这个机会。
　　 苏志国说：“你要走就要办手续，把调令拿下来再走，借调风险太大，一旦出了问题前来不得后退不得，将来自己难受。”
　　 我说：“不就是一张纸？”
　　 他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也不过是观音菩萨的一张纸。”
　　 我不置可否，况且我没有退路了，我已经答应了杜部长“人先过去，慢慢办手续”的要求，我认为已经不可能出尔反尔了。
　　 我有时想，我对那个上午记忆的拒绝其实在很早就开始了。从洋河镇回来的第三天上午，我又接到杜部长电话，杜部长说：“你好好想一下，现在正好缺一个编写组织史的人，你最合适。”我当即去找我们部长。我记得部长当时正喝茶，极品铁观音的香味。我说：“罗部长，杜部长又来电话了。”
　　 罗部长说：“动作够快的。”
　　 我没有说话，我觉得罗部长当时基本算面沉似水。“你自己怎么想？”他接着问我。
　　 我说：“我听组织安排。”
　　 “鸟攀高枝。”我看见罗部长说这几个字的时候很深地喝了一口茶。“借调也去啊？组织部最长的借调十几年了，你可要想清楚。”
　　 我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好想的了。我对市委组织部心存向往，我觉得那个地方能让我的生命更有价值。我在那里不会像在这里一样，写这些没有多少实际内容的文章，这些文章大都从其他报刊随处可见，开头都是“为认真贯彻落实”之类，然后加上我们望都区的数字，比如新发展党员N个，其中某某村发展入党积极分子Y名，等等。我从毕业就干这个，已经干了六年，我几乎不用脑子就可以把这点事弄得花里胡哨、文采飞扬，我想干点重要的事，这个事显然不会在区里。
　　 我说：“罗部长，我知道您一直很关心我，但是我还年轻，还希望能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
　　 罗部长说：“你如果愿意走我很支持，毕竟那是大机关，更锻炼人。”然后他说：“以后我们的迟红同志发达了，可记住苟富贵毋相忘。”我记住了他的笑容，像是女人的假睫毛，看起来很好看，但随时担心掉下来。果然，我快要出门的时候他接着说：“我们本来准备提拔你当办公室主任，你这一走这个指标就腾出来了。”
　　 我一下子如梗在喉！我回头看见了他依然挂在脸上的笑容，那个瞬间我觉得他的眼睛已经没有睫毛了，只有褐色的眼珠在滴溜乱转，那笑容已经像子弹一样出膛，我如果不走，马上就可以射出来，杀伤我。
　　 我回到办公室，只是坐着，没有一点力气。我在这里干了六年一直希望能提拔，但是，当我决定要离开的时候，机会来了。我给廖家华打电话，告诉这件事。廖局长听完后说：“要我说你只有走。事情到了现在，你不走这个办公室主任也不会给你。你用实用主义的哲学观点说服自己。”
　　 实用主义是什么？人的生存活动就是人的本质，问题是我现在走得心有不甘。我说：“我能不能带个正科走？”
　　 廖局长说：“按说不是不可能。你提拔不占区里指标，他们就是走个程序，是个顺水人情，问题是他们愿意给你办吗？就是愿意办，你提了正科市委组织部还愿意要吗？组织部压了那么多干部，突然来了一个正科，往哪放你？而且还是一个女正科，明摆着是抢人家饭碗的。再说这事要杜部长来操作，我看你们的关系他未必就帮你。”
　　 “要是你来组织部当部长就好了。”我说。
　　 “要那样还有问题吗？问题是我不是组织部长啊。你再好好想想，大主意还要自己拿。”廖局长说。
　　 我最终没有和杜部长提任何要求。我独自收拾东西离开了区委组织部。以往组织部的人走，大家都要组织一个场合欢送一下，但是，我走的时候去和罗部长告别，罗部长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说：“祝贺高升啊。看看谁有空，送送，我就不送了，我这还有点事。”
　　 一把手的态度使单位上的人都显得很不自然。他们不送显得不合情理，送又觉得没有多少必要，罗部长的冷淡让他们都在适度表达别离。
　　 关键我是借调，我像一只风筝，看起来飞得比鸟高，可是鸟可以到任何一片天空下，而我的线还在望都区拴着呢。我只能围绕一棵树转悠。
　　
　　 三、一个人的葵花
　　 12岁那一年，快过年的一个星期天，我看够了书想到院门口看看。那天风很大，把门口槐树上最后几片叶子都吹下来了，我的围巾根本不能抵御狂风的侵袭，冷得我缩着脖子。我正要回家时看到了一张报纸，被风吹得哗哗作响，那张报纸已经不堪大风的劫掠就要席卷而去。我立刻就冲了出去，我追逐着那张报纸，和狂风较量速度和毅力。那张报纸显得无辜又软弱，被风裹挟着，迅速翻卷着，一直向远处滚去。前方是迟家河，尽管已经结冰，但如果报纸到了那里我是不敢上去的，因为去年冬天二婶子家的老二就是从冰上掉到河里淹死的，我必须在报纸飘到河里之前追上。风把我的围巾吹下来了，我顾不上重新围上，提着围巾继续追；我觉得风也在和我一样喘息，但我们谁也不想停留，一个要被梦想带走，一个要把梦想留下，我们互不相让，你追我赶。我已经快跑不动了，汗水把棉裤和皮肤粘在了一起；我的肺也已经不堪重负，随时都可能被点燃和爆炸。可那张报纸还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我绝望了，嗷嗷地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