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抽时间回了一趟乡下老家。其实每年的这个时节，无论工作有多忙，我都会雷打不动地赶回去一次。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因为我要去追随一个身影，去寻觅一种声音。
　　 小时候，家里十分贫穷。为了供养孩子们读书，维持一家人的生计，父母总是披星戴月没日没夜地操劳。可是，尽管他们吃尽了辛苦、历尽了磨难，家里的日子依旧是捉襟见肘入不敷出。
　　 父母就是生长在村里的普通农民，没有什么一技之长。实在是想不出挣大钱的办法，母亲就跟父亲商量：咱们把鸡下的蛋孵出仔来卖吧，怎么也比直接卖鸡蛋能多收入一点儿。
　　 一枚鸡蛋一毛钱，孵出鸡仔能卖三毛钱。其实细算一下，去掉损耗，一枚鸡蛋也就能多卖一毛钱。可是为了这增值出的一毛钱，母亲还是乐此不疲地投入到了那繁忙的工作之中。
　　 那年月，村里人采用的都是笨拙的孵化方法。为此，母亲专门缝制了两铺大炕被，一铺垫在炕上，把鸡蛋一个个码在上边后，再把另一铺盖在上边。尽管当下时节已经很热了，可是母亲不但要把住屋里前后的窗子日夜关严，还要早晚把火炕烧一遍，让捂在被子里的鸡蛋始终保持在三十一、二度左右标准的孵化恒温。
　　 晚上，父亲领着我们兄弟姐妹睡在南炕，母亲则一个人守在北炕。之所以说是守，是因为她的觉是睡不踏实的。每隔两三个小时，母亲就要掀开被子，在不同的地方分别摸出一个鸡蛋贴在眼皮上试一下温度。她的眼皮似乎是一个天然的温度计，哪个温度高了，哪个温度低了，只要在眼皮上就那么贴一下，她就能感觉得到。然后，根据不同位子的温度，她要把一炕的鸡蛋翻倒调换一遍。孵化这个活看是简单，可需要的就是这样的耐心和细心。一个孵化期是二十一天，期间不能出现任何纰漏，否则一切都将前功尽弃功亏一篑。
　　 二十一天，鸡雏陆陆续续地蹦壳了，那情景是我人生中觉得最为神奇的一件事情。先是鸡蛋里边“咚咚”地响起鸡雏叨壳的声音，我焦急地央求母亲：“妈，快把鸡蛋敲开吧，小鸡会憋死的。”母亲微笑着摸着我的头，说：“真是个傻孩子，敲开了小鸡会闪死的。就算它命大勉强活下来，也没有它自己蹦出来的硬实。”
　　 果然，鸡蛋大头的某个部位很快就被啄出来一个裂纹。接着，按逆时针的方向，裂纹一点一点扩大，当它与最初的啄点重合时，蛋壳大头的顶端已经被硬生生地啄开了一圈。这时，里边的鸡雏猛地用力一顶，一个圆圆的肉球便滚落了出来。起初，它蜷在被子上一动不动，毛是湿润的，贴在皮肤上。过了一会儿，它精神抖擞着站起来试探着向前迈了几步。这时，它的毛干了，蓬松了，叽叽喳喳地觅食了，母亲就把它们装进一个干净的纸箱内。我好奇地扒着纸箱看，那一只只色彩鲜艳活蹦乱跳的小鸡雏，挨挨挤挤你钻过来它钻过去的，在我的眼里，分明就是一个个五彩缤纷毛茸茸的小精灵。
　　 “小鸡唻，卖小鸡唻——”
　　 父亲粉墨登场开始走村串屯吆喝着卖鸡雏了。父亲是辽宁口音，那吆喝声是别有一番风味。尤其是那个“唻”字的尾音，向上翘着，就像唱戏一样。
　　 一根扁担，两端分别吊着大大的扁竹筐。在我看来，两筐鸡雏的重量并不是很大，但压在父亲的肩头，从他那走路颤颤悠悠的姿势上来看，似乎有些吃力。这也许和他的个头有关，父亲的身高不到一米六，两只竹筐吊在他的肩头几乎快触碰到了地面。那时，身材瘦小的父亲担着两只大竹筐奔走在村头巷尾，那极不协调的身影就是乡间一道别致的风景。一些淘气的孩子常常会聚在一起跟在父亲的身后，左右摇摆学着他走路的姿势，高一声低一声模仿着他吆喝的腔调。
　　 后来，当同学们知道了那个走街串巷卖鸡雏的小个子是我父亲的时候，就故意在我面前摇晃着身体扮着各种鬼脸阴阳怪调地学着父亲的声音叫喊：小鸡唻，卖小鸡唻——
　　 我是个胆小的孩子，却有着强烈的自尊心。那一刻我仿佛感受到了巨大的屈辱，而这种屈辱竟然是父亲带给我的。我委屈地跑回家，抱着母亲的大腿，哭喊道：“妈，别再让爹出去卖小鸡了，同学们都笑话我。”
　　 母亲很无奈地把我搂在怀里，红着眼圈说：“咱们不偷不抢，凭本事赚钱，有什么怕人笑话的。儿子啊，知道你上学的书本钱从哪里来的吗？那可是你爹担着竹筐一声一声吆喝来的。”又抓起衣襟抹了一下眼角，捧着我的脸意味深长地说：“你可要好好学习，不能辜负了你爹的辛劳，别像妈一样，没有文化总是被人欺负。”
　　 母亲说这话的意思我是明白的。原来，她还在为一个月前发生的那件事情耿耿于怀。
　　 母亲孵化鸡雏的确是挣了几个辛苦钱，但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多，可这还是引起了街坊邻居的羡慕甚至嫉妒。于是，心胸狭窄的人开始暗中算计起母亲来。
　　 我家前院的张婶是个爱凑热闹的人，不知从什么时候也效仿着母亲孵化起了鸡雏，但是由于不够专业又不精心，孵了几茬都以失败而告终。一天，她对我母亲说：“孙嫂，我家攒了一些鸡蛋，也吃不了，不如卖给你孵化鸡仔吧。”
　　 母亲是个善良的人，没有丝毫的犹豫，就花三块钱买下了张婶送过来的三十个鸡蛋。听说张婶家的鸡品种特别，母亲还给这三十个鸡蛋都用铅笔画上了记号。
　　 七天后，按照程序，母亲开始照蛋。就是借助蜡烛的光亮，利用投影的原理，把没有胚胎的鸡蛋挑选出来。这样的程序，整个孵化期一共要进行两次，分别在一周和半月。淘汰出来的鸡蛋被老百姓称作“头照蛋”或“二照蛋”，而它的专业名称应该叫“脱温蛋”。
　　 结果，从张婶手里买来的三十个鸡蛋都被淘汰了出来。母亲怀疑，这些鸡蛋是张婶孵化期间挑出来的“脱温蛋”，于是就嚷嚷着要去找对方讨个说法。这时，一向温顺的父亲拦在了母亲的面前，说：“算了，都邻居住着，我们就忍一忍吧。不就三块钱吗？就当买个教训了。”
　　 父亲毕竟是一家之长，说出来的话还是有一定的权威性。最终，母亲只能忍气吞声放弃了讨要说法的念想。可是，母亲却为此大病了一场，嘴唇起满水泡，嗓子在一段时间里也沙哑得不成样子。她对我们兄弟姐妹说：“你们可要好好上学，这没有文化就要挨人欺负。”姐姐说：“妈，这不是有没有文化的问题，这是良心和诚信的问题。”
　　 其实，小时候的我是一个比较听话比较懂事的孩子。母亲的那次训导后，我不再理睬同学们模仿父亲恶作剧似的表演了，反倒是每天主动帮父亲把鸡雏装到竹筐里。然后倚在门框上，目送着父亲肩挑竹筐的背影消失在路口，倾听着父亲那悠扬的吆喝声渐渐沉落在村外。父亲的身影和他那别一样的吆喝声一年又一年陪伴我成长，并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底。
　　 这种日子持续了好多年，直到我初中毕业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母亲才把那两铺炕被收藏起来，陪伴了父亲多年的那根扁担和那两只扁竹筐，也被静静地放在了仓库的角落里。
　　 再后来，我参加了工作，又成了家，当上了父亲。这时，我才真正感受到了父母当年那种艰辛和操劳里所体现出来的现实意义。一炕的鸡蛋啊，那是母亲对生活的期盼和希望；扁担下的两只竹筐和那让我魂牵梦萦的吆喝声啊，是一份沉甸甸的父亲的责任。然而，此刻我的父亲母亲却早已离开了人世。
　　 如今回到乡下的老家，再也寻不见卖鸡雏人肩挑竹筐的身影了，也听不到那悠扬的原生态的卖小鸡的吆喝声了。取而代之的是停靠在热闹集市上的一辆辆装满各种鸡雏的机动车，还有那从扩音器里传出来的嘈杂的贩卖鸡雏的煽情的广告语。可是，那种根植于心底和血液里的浓浓的情愫，使得世界无论如何变化，都无法阻挡我回家追根溯源的脚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