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坐在门槛上，将啃了个大缺口的“火烧子馍馍”含在嘴里，弯下腰，伸手放下被露水浸湿的裤管。经过昨夜柴火的烘烤，又放置一夜过后，变得硬戳戳的裤管，因为刚才去菜园的路上招惹了菜叶和路边的花草树木，此刻失去了它的硬度，皱巴巴地贴着父亲长满蚯蚓样血管和腿毛的腿。父亲将它一层层往脚踝展开，那些弯弯曲曲的蚯蚓和乱七八糟的腿毛就一点点地被遮盖起来了。随后，父亲随手拿起蛇皮一样搭在门槛上的布条，从脚踝开始，一圈一圈往小腿肚缠绕，最后逮住布条末端连着的两根细细的布绳，在小腿肚后交叉向前，在靠近膝盖的地方打了个结，将布条和裤管死死捆住。可父亲似乎还不放心，又从刚刚打上的那个结开始，从上到下，挨个扯了扯布条卷曲的边。这才从胯下拿出他的钉子草鞋，将已经绑得严严实实的脚放进去，逮住鞋帮子上那两根更粗些的布绳，从脚踝开始，前后交叉着缠住布条，将两根绳子的末端死死地栓在一起。确定无误之后，父亲直起身，伸出双手在眼前不停揉戳了几下，又啪啪地拍了两下，接着又揉戳几下，再啪啪地拍了两下。一切停当之后，父亲取下已被口水浸湿了一大块的“火烧子馍馍”，鼓足气，使劲吹了两口，似乎那上面有很多刚才还来不及吹掉的灶灰，然后一大口啃下去，咔嚓一声，脆生生的，像嚼下酒用的花生米，那块“火烧子”上顿时又出现一个更大的半圆形缺口。
　　 嗑哧，嗑哧，嗑哧……吱呀——……轰咚，轰咚，轰咚……父亲穿着钉子草鞋，走过堂屋里凹凸不平的水泥地面，推开卧室的门，踩着卧室木头地板走到床边，父亲的手还没接触到被子，我就醒了。父亲于是又啃了一大口“火烧子馍馍”，一边嚼，一边说：“你再不起来，我就走了！”因此父亲说话的声音含含混混的，像舌头不灵便似的。说完，父亲就转身走了出去，我在一串轰咚，轰咚，轰咚……嗑哧，嗑哧，嗑哧……的声响里一骨碌爬起来，窗户纸上那个小小的破洞里投射进来的一股太阳光线不偏不倚地照在我脸上，我移动了一下自己的头，才勉强睁开眼。睁开眼，一束探照灯一样的美妙光柱就呈现在我眼前了，一颗颗尘埃相互拥挤着向上升腾，飞飞扬扬，无声无息。不知道，那些尘埃是否一直在屋子里存在，一直在无声地呻吟，或者它们原本还静卧在地板、床铺或者其他它们可以停留的地方，因为父亲弄出的响动惊扰了它们，让它们不安地逃循？
　　 我用了好几分钟的时间才摆脱那束光柱和那些尘埃的吸引。此时，父亲正坐在堂屋里那张雕满老旧花纹的餐桌旁，一手往桌上放喝得精光的土巴碗，一手往嘴里送最后一小块“火烧子”。见我起来，父亲伸手抹了一下胡子拉碴的嘴，抓起桌上另一块还带着灶火温度和灶灰的“火烧子”递给我：“走，走咯。”吞下嘴里“火烧子”和“菜泡子”的混合物，顿了一会儿，父亲紧接着又说：“再不走就赶不上了。”
　　 我恍然，猛一下从那束光柱和尚未完全退却的睡眠欲望里彻底醒来。在父亲的注视下飞快地穿上衣服，又伸手接过父亲递回我手里的馍馍，在父亲的钉子草鞋节奏分明的响声里，跟着父亲跨出了家门。
　　 父亲要带我去的，是他伺弄了多年的茶园。
　　 十年前，也就是我五岁那年，父亲从生产队承包下了村里原先属于集体当时无人问津的茶园，“年产承包，责任到户”，人们期盼已久的拥有自己的土地的愿望终于变成了现实，人们可以一心一意耕种自己的希望了。土地可以种植玉米、大豆，种植稻谷、马铃薯，以及很多人们想种植就种植的东西，惟独不需要茶树，茶树结不出玉米、稻谷，只长茶叶，茶叶是填不饱肚皮、喂不大牲口的。于是太阳山那一百多亩茶树就成了人们和乡村干部眼里的烫手山芋，乡村干部们想尽了各种办法也没能够找到一个心甘情愿接管茶园的人，于是他们想到了我父亲——更早些年头，作为生产队长的父亲带领乡亲们种下了那些茶树，伺弄它们一截截长大长高，然后长出一片片绿油油可以加工而后饮用的茶叶——在他们眼中，父亲是继续管理茶园最合适的人选。他们以每年几百元的承包费作为诱饵，他们对我父亲说，除了你，再没有更合适的人选了，承包费嘛，就表示一下。那几百元的承包费后来因为茶园日渐看好的前景，以超过当年物价若干倍的速度年年递长，可父亲没有丝毫犹豫，就让乡村干部们如愿以偿。我那时还是个懵懂的孩子，这些细节，是我后来通过父亲和人们之间的零星话语总结、提炼出来的，我的回忆看上去和父亲当年接手茶园一样，很是不得要领。多年以后我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要接受那块烫手山芋，父亲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说，难道就让它荒芜下去么？
　　 就这样怀着对未来的憧憬和担忧，父亲毅然决然地开始了自己的茶农生涯。
　　 茶园的所在有个相当诗意相当叫人浮想的名字：太阳山，父亲说过，那里一年四季都有很好的阳光。我不知道这是否就是这个名字产生的原因。我一直没弄清这名字是谁的手笔，也不知道它脱稿于何时。就此我问过父亲和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不止一次，可没有人能说出它哪怕是简单的生平来。除了有自己的名字，太阳山和溪头沟里其它那些无名的山川一样，古老，来历不明。事实上，太阳山还有另外一个名字：花果山，它的来历与当时热播的电视剧《西游记》和我的一位远房堂哥有关。我的那位远房堂哥，高高的个头，黝黑的脸蛋，很粗的手和腿，在父亲接管茶园以后就一直跟着父亲一起打理。我不喜欢孙猴子，它太狡猾，这一点最令我讨厌了，而我的远房堂哥那么高高大大的，我不能理解，人们为什么要把他和瘦小而狡猾的孙猴子扯到一块儿，我更不明白，好端端的太阳山干嘛要叫这么个恶心的名字呢。那时候，不管大人还是小孩，见面总是爱讲到《西游记》和孙猴子，《西游记》和孙猴子是溪头沟最流行的话题。看人们如此热衷，我不由在心里对自己不喜欢孙猴子产生了动摇。有很长的时间，我怀疑父亲是否洞悉了我的想法，要不，他怎么总不让我和他一起去太阳山，去他的茶园呢，父亲说，你去做啥哦，写你的作业，我晚上回来检查。我一直是个听话的喜欢读书的孩子，那些作业对我从来都是小菜一碟，手到擒来的。事实上，父亲每天天不黑不回家，回到家也总是吃罢晚饭就呼呼睡下了，检查作业成了空头支票，也是父亲对我唯一未兑现过的许诺，但每一次我说要和他一起去太阳山的时候，他总是这么说，仿佛太阳山是个少儿不宜的场所，害怕沾染了一丝不良习气，或者那里弥漫着某种具有强烈传染性的病毒，我一靠近，就会中毒似的。
　　 那个初夏的星期天早上，我拿着火烧子跟着父亲跨出家门，就被铺天盖地的阳光笼罩起来了。直到此刻，我仍然不敢相信，父亲是否真的要带我去他的茶园，直到爬到家对面那个小小的山坡，走过几条岔路，向着通往弯弯拐拐曲曲折折的山路尽头的太阳山那条独路进发时，我才确信，我的父亲是真的要兑现他的诺言了。
　　 父亲的脚步开始时很快，不一会就将我甩出了老远。在家对面的那个山坡顶上，父亲似乎发现了有什么地方不对劲，猛一下转过身，看到身后老远的半山腰正气喘吁吁的我时，父亲笑了。父亲那样的笑容，我只见过两次，另外的一次，是在我后来顺利考去了一所中等专业学校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晚上。随着嘴角的抖动，豆大的汗珠滴滴答答地从他的脸上滚落下来，父亲的笑说明他发自心底的高兴，说不定，他还想起了“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乡村古训，父亲从来不对我说这话，但我坚信他那时一定想起来了。
　　 我气嘟嘟的，加快步伐向前追赶。更多的汗珠从父亲的脸上从他长着茂密的胡子林的嘴角滚落下来，但父亲依然没有说话，只是笑。见我走拢了，父亲就收住笑容，转过身，继续向前走去，脚底下的钉子草鞋不时碰到路上的小石块，发出齐嗑齐嗑的声响，低低的，像极了家里那架只剩下一个喇叭在响的老旧收音机里唱出的残缺乐章。我和父亲保持着不到五步的距离，踩着这乐曲的节奏，我能感觉到，父亲的脚步在时缓时急地变化，那要不是又在爬坡或者上一个更高的坎，要不就是我又在不觉中被父亲甩远了。我又在不觉中被父亲甩远的时候，父亲就又停下来，吧嗒吧嗒地抽烟，看着我，嘿嘿地笑。
　　 站在茶园那茅草搭就的屋檐下，父亲的笑声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父亲手搭凉棚望了望眼前那一梯梯梯田一样的茶园，抹掉脸上不住地滚落下来的汗珠，然后在柴油机的轰鸣声里去屋里走了一圈，父亲出来的时候，头上冒着热气，我的头上也冒着热气，我和父亲头上的热气像两块正在蒸饭的饭蒸。我学着父亲的样子，抹掉不断滚落下来的汗珠子，手搭凉棚望着远处，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那梯田一样的茶园，接着是覆盖其上的阳光，那阳光，严严实实地覆盖在太阳山上，覆盖在一梯梯排列整齐的茶树身上，然后又横着向躲在屋檐下的我挤压过来，让人估摸不清它的厚度。
　　 父亲摸了一下我的头，指着身后一个高大的身影对我说，叫二哥。那就是父亲和乡亲们反复说到的我的远房堂哥，他的个头甚至比我父亲还高，手臂上的肌肉一块块条索分明。我抬头望着他，除了黝黑的脸，我想象不出，人们为什么把他和孙猴子联系在一起，在他面前，我瘦瘦的胡子拉碴的父亲和更瘦小的我才更像孙猴子呢。远房堂哥也像父亲一样伸手摸了一下我湿漉漉正在冒着热气的头，转过身，继续去伺候正在柴油机的带动下不断飞转的茶叶加工机去了，他滚烫的手掌硌铁一样，硌得我头皮生疼。后来我知道，我的那位远房堂哥和我同岁，我弄不明白，他为什么没和我一样去上学，却要跟着父亲呆在太阳山这个鬼地方，而且还被人们给取了个“孙猴子”的外号。
　　 父亲无意中布置的这道课外作业题，我至今没能找到确切的解法和答案。
　　 在太阳山，我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从茶树上采择下来的新鲜茶叶，是如何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和不断飞转的烘干机里变成轻飘飘干瘪瘪的茶叶成品的。那些茶叶成品被父亲装进大麻袋，背到几公里外的茶叶收购站，经过一双双眼睛和手掌的估量，被划分成不同的等级，然后在收购员们意味深长的笑容里，为父亲换来一叠数目有限的人民币，这时候，在父亲的再三央求下，那几位茶叶收购员跟在父亲身后，像我跟着父亲去太阳山一样，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向乡场上最好的那家餐馆走去，当然，他们不会听到来自父亲脚底的钉子草鞋发出的美妙乐章，在跨进茶叶收购站的大门以前，父亲早已将他的钉子草鞋藏了起来。父亲知道，钉子草鞋发出的美妙乐章是仅仅属于溪头沟属于太阳山的，在乡场上，它不会有听众或者会有很多的听众。从餐馆出来的时候，不胜酒力的父亲怀揣着余下的那些人民币，黝黑的脸上泛着红晕，脚步也变得不再稳健，轻飘飘、东倒西歪的，像踩着松软的棉花。余下的那些人民币，父亲将在另外的日子买回大米，填满一家人一日三餐，或者存着为我和弟弟妹妹交来年的学费。
　　 那是我唯一一次去太阳山，去父亲的茶园，从那以后，父亲就又和以前一样，以我赶早已不用他挂心的作业为由，拒绝了我要再去太阳山的请求，父亲的这方法后来又用在弟弟妹妹身上，像一副灵丹妙药，被父亲见病就使，而且每每药到病除，尽管，我和我的弟弟妹妹对太阳山的好奇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不了的病症。
　　 中学毕业那年，我跳过农门的喜悦甚至没能持续到那个冬天，父亲的茶农生涯便嘎然而止了。父亲没告诉我为什么，很长时间里，父亲甚至一句话也没说，只是默默地跟着母亲，去他十多年前放弃耕种的玉米地，一声不响地干活。父亲花去十多年的时间，完成了一次由普通农民到普通农民艰苦卓绝的回归，我猜测不出，父亲心里是否掂量出了宿命二字的重量。
　　 现在，父亲用过的蛇皮一样的布条和他的“麻窝子”草鞋就悬挂挂在大门旁的玉米架上，沾满了泥土和厚厚的烟尘，看上去一如既往的，有一种脆弱的坚硬。它们被父亲很随意地丢弃在大门旁，与墙角那些镰刀和锄头一起，等待父亲的手，不同的是，布条和“麻窝子”草鞋的等待将是漫长的，甚至是永远、遥遥无期。父亲会不时地坐在门槛上，但父亲已不再是个茶农，他已经很少再需要它们。父亲坐在门槛上的时候，照例会含着烟，像那个春天的早上含着“火烧子馍馍”一样。父亲的身边还会有一只茶缸，茶缸里冒出的热气，总让我想起那个星期天我和父亲头上不约而同地滚落的汗珠和热气，茶缸里面浮浮沉沉的茶叶是我特意从城里给他带回去的，父亲做茶农的时候很少喝自己种植加工的茶，现在他不再做茶农了，他当然只能喝别人做的茶叶了。
　　 父亲抽着叶子烟，偶尔举起身边的茶缸，浅浅地喝两口，然后又放下。父亲口中吐出的层层烟雾和茶缸里冒出的热气氤氲在父亲憔悴却平静的脸上。更多的时候，父亲的眼睛静静地望着龙门口，望着那里并排立着的那三株茶树，那是结束的茶农生涯的时候，父亲从他精心了多年的茶园里移植过来的，我一直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只种了三株，而不是一株、两株，或者四株、五株，或者更多？我也不知道，父亲为什么偏偏把它们种在他日日必经、早晚必见的龙门口上？莫非，父亲是把那些茶树当成了我们——他的三个孩子了么？
　　 父亲守着那三株茶树，在一个又一个早晨或午后无遮无拦的阳光里，孤零零地，与往昔形影相吊。父亲是渐渐地老了，不再急匆匆地赶路，在父亲眼中，时光变得缓慢而悠长，像阳光下他投射在地上的影子，安静，一动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