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一个放弃去北京大学深造，决心回乡务农的知识青年——董加耕，于我们不仅是如雷贯耳，而且这个名字还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心中。用现代时髦的话说：“董加耕是我们年轻人的偶像”。为什么？因为那时，我们受着特别传统的教育，一个信息不发达的时代，所有信息都来自学校老师的教导。我们整个初高中时代，每天中午读报时间是雷打不动的。教政治课的班主任老师总是找有教育意义的材料，让班上同学读给大家听。其中董加耕的事迹是经久不衰地被宣传，他的事迹就这么潜移默化地感动了我们年轻而又单纯的心。那时，同样也接受革命的教育，把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青年当作自己的榜样。我们真的觉得到农村去，就好似抗日时期，广大的革命青年到延安去，甘愿放弃城市的优越生活，去吃苦，去锻炼，去培养革命的理想，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多么伟大的志向。于是觉得到广阔的农村去，奉献自己的青春，做一个革命青年便是当时很多在校学生的理想。
　　 我们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一贯被称为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青年学生，是被认为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的这一代，多么神圣的历史使命呀。
　　 当时，我们自觉地组织学习小组，学习毛泽东选集，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不仅用毛主席的教导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而且坚信毛主席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因为知青的典范董加耕是最好的证明。我们还用毛主席的语录来衡量自己是不是革命的：“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性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块。”
　　 于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当毛主席提出著名的口号：“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们所有青年学生几乎是毫无疑义地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义无反顾地告别亲人，告别生我们养我们的城市。在锣鼓喧天的欢送行列里，成千上万的学生戴着光荣花，奔向了广阔的天地——农村。
　　 那时我没听父母的劝告，坚决主动报名到农村去。我也相信，我们这代人的理想是做一个有志向的革命青年，不会动摇。
　　 记得父母当时说，你的表姐支边去了新疆，吃了很多苦，再也没回过家乡，很惨的。当时我压根都听不进，轮到下户口时，父母不给。我就以绝食的方式对抗，父母终归心疼自己的孩子，只好依了我。
　　 1968年12月，那是一个严寒的冬天，雪下得很大。我们是首批下乡插队的知识青年。
　　 初来乍到，我们热情高涨，没计较所处的艰苦环境。
　　 住牛棚改造的简陋房屋，睡稻草垫的床，寒风从窗缝直贯而入，那高频的丝丝的风声吹冷了整个屋子，雪粒子从瓦缝里滚落，嘚嘚响地打在铺了塑料布的被子上，落在结了冰的鞋子里。点煤油灯，吃咸菜，啃杂粮，被灶房的浓烟熏得天天泪流满面，日复一日地做我们力所不能及的体力劳动，农田里的大小昆虫时常让我们胆战心惊，插秧时被蚂蟥叮得鲜血直流，还有水塘里的水蛇会吓破人的胆，有时面对自己不能承受的经历时，也偷偷流泪……这些都是我亲身的经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我们渐渐地习惯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的春天，乍暖还寒，我们已经从一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眼不能识庄稼的知识青年，过渡到能自己跳水，烧火做饭，挑土开垦农田，种庄稼。几个月的锻炼我们有些适应了。
　　 记得，每天拂晓，启明星还在青色的天空中眨着眼睛，生产队长就在窗前敲响了铁器相碰撞的单调的“钟声”，一边喊着：出早工了！我们总是拖着疲惫的身躯起床，来不及洗脸漱口，更不可能梳头，睡眼惺忪地扛着锄头就出工了。
　　 冬季的具体任务是移土造田，把土丘开垦成平地。我们用实际行动一锄一铲的改造大地，一肩一担地搬运泥土，把坡地挖平，又把坑洼地填平。真切地体会到老农民和我们这些新农民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感觉。
　　 冬天，虽然我们都穿着厚厚的棉衣，但几十斤的担子压在肩上，还要走一段不平的路，总还是觉得担子很沉重，步履阑珊。爱开玩笑的农民，有时故意给我们的筐装得满满的，实打实的泥土该有多沉，我们不好意思说少挑一点，于是就是憋足了气想直起腰来，即使憋得脸红脖子粗地用劲，也还是直不起腰来，这不，还惹得一圈农民呵呵大笑。一个冬天全是干这种重体力活。不多时，肩开始生痛，后来火辣辣的痛，再后来是碰都不能碰的痛，连起床睡觉穿衣服脱衣服都成了一件很困难的事。每天收工后，谁都不想动，做饭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头倒在床上就能睡着。
　　 在农村没有周末，生活是极其单调的。不得不每天出工，披星戴月也是常态。我们也只能咬着牙硬着头皮忍着，挺着，挺不住也得挺。好在有同学可以换换工，今天你挑，明天我挑。但是，拿锄头掘土，也不是什么好差事，总免不了双手打出大大小小的血泡，这轮血泡消了，又起了新一轮血泡，周而复始，时间长了才能长出嫩茧。
　　 夏季来临，是农忙季节。
　　 令人欣喜的是田野里到处是麦浪滚滚，金灿灿的麦穗昭示着丰收的景象。这是我们第一次亲眼看到了自己艰苦劳动换来了丰收的果实，喜悦的心情无以言表。深深懂得喜悦是用艰苦的劳动换来的，那样的艰苦也是自己有生以来第一次所经历的，也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
　　 印象最深的是割麦子。
　　 原以为是用镰刀割麦子，其实不然。农民教我们用一种推的铲子，双手握柄，铲子的刀口向外略微凹弧形。开始是农民帮我们磨刀口，他们磨得很锋利，还教我们让其紧贴地面，双臂用力往前推，麦子伴着擦擦声一排又一排地倒下，另一个人在铲子的前方，用镰刀把麦子拢成一堆又一堆的。第一次收割麦子，确实领教了麦芒的厉害，像针扎似的，蛮疼，于是，无论多热的天，我们也穿厚厚的长袖衫，以避麦芒的针扎。一个人铲，一个人拢，两个人配合好，速度很快。只是我们的速度总也比不上农民的快。
　　 人都说插秧很累，我感到收割麦子更累。因为我自己磨的铲子不快，所以铲麦子也不快。于是就只好弯着腰拢麦子，一天下来，腰像铁板似的硬，腿似灌了铅一样的重，几天抢收，腰像断了似的痛，腿也抬不起来了，整个人都不灵活了，痛不堪言。好在那时人还年轻，睡几个晚上也能渐渐恢复精神了。
　　 还记得蛮有趣的是：在田里干活，人累了，口渴了，忍受不了，一到了田头就找水喝。没有水杯，摘下荷叶，趴在地上，用荷叶从水沟里兜上水，根本不顾及水是否干净，埋头就喝，顿时觉得清凉的水滋润了干渴的咽喉，荷叶的清香沁人心脾，舒服极了。喝足了，又去兜了一兜，送给同学喝。她们也开心极了，还说这方法高明。
　　 来到农村半年的时间，我们初步完成了从学生的脑力劳动到农民的体力劳动的过渡。我们真切地体会到劳动给予自己的磨练。
　　 又到了冬季，这个冬季是兴修水利，在知青中挑少数人参加，我被选中了，打包行李，坐船到长江对岸的大堤上，工棚是用棉秆插入土里作为漏风的墙，工棚顶是茅草铺的，工棚的门是挂的草席帘子，床是稻草铺就。吃的是大锅饭，谁吃的快谁就能吃饱。米饭特别硬，我没法吃的快，常常没吃饱。
　　 工地上分生产队包工完成任务，开展竞赛，由大广播报告各生产队完成任务的情况。工地上彩旗飘飘，民工推着装满土的独轮车，吱吱呀呀推到堤边，由打夯的民工夯实，打夯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工地一片繁忙的景象。二十多天后，突然下起大雪，工地照常施工。所有人顶风冒雪坚持着这项伟大的兴修水利工程。我终于没能顶住恶烈天气的考验，瘫倒在工地上，站立不起来了，被送回知青队，躺在床上多日，腰腿都不能动了，我害怕了，担心自己会瘫痪，那是一段非常难熬的日子，在农村没有医疗条件，只能靠同学用最简单的方法，用热水袋敷我的腰和腿，十来天，我的腿渐渐有知觉了……很庆幸，我没有瘫痪。
　　 ……
　　 一年多过去了，我们一直重复着一种真正的原始劳动，每个人挥动的都是简单的农具，付出的是汗流浃背的体力，农村的机械化谈何容易，与大自然搏斗岂是一朝一夕。年复一年，农村在我们的手中没有任何的变化，我们应该相信，我们不具备有改变农村面貌的能力。
　　 虽然，我们的身体对体力劳动强度的承受能力渐渐地增长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流失，在无止境的简单的艰苦的劳作中，没有文化生活，革命的理想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心存的革命激情也渐渐地被消耗了，再没有来时的激情：更没有像董加耕那样干出成绩的信心。
　　 令人苦恼的是我们的眼光变得短浅，思想感到空虚，简单的劳动改变不了农村，更承载不起理想的翅膀。在农村大有作为，以当时的状况是值得怀疑的。
　　 不过，我们所经历的，到底还是给了我们一些认识，克服困难的勇气以及练就了吃苦耐劳的精神，曾经为理想做过一些奉献，回想起来也是值得纪念的。这一点也是自己当知青唯一值得无悔的。
　　 应该说，我们比内蒙的知青，北大荒的知青，云南的知青幸运多了。我们只锻炼了一年半就回城工作了，而他们中的大多数，把自己的青春全都奉献给了那贫瘠的土地，那是灵与肉的代价，青春与生命的代价。
　　 明年，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50周年的纪念。谨以此文向自己同龄人的知青战友送去诚挚的问候：你们好！愿你们的晚年在愉快和健康中度过。也向长眠于地下的知青战友表示诚挚的敬意：好好安息！
　　 知青走过那段不寻常的路，是知青人生命中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愿知青战友的今天，岁月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