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冬，冷得让人无处可逃。
　　 徐州中心医院18楼手术室走廊，我坐在椅子上，目光盯着手术室大门还有上边的显示屏。
　　 衡原定的2小时手术已经延长至4小时，显示屏上还是没有手术完毕的提示，手术室大门紧闭着，没有一丝打开的意思。
　　 时间拖得越久，我就越忐忑：“出什么问题了？”
　　 没有人给我答案，知道答案的都在手术室里。墙上的挂钟在滴答滴答走字，那么冷漠，每一声滴答都在挑战我的耐心。
　　 我掏出一支烟，又收起来，医院不让抽。
　　 等吧，除了等没有更好的办法。
　　 楼梯拐角处，三个人在讲话，听话音是姐弟两和妈妈。女儿在边哭边说：我这就回去借钱。
　　 妈妈说，别借了，你们也要过日子，你爸的病要好多钱，能不能治好还很难说。儿子问：那就不管我爸了吗？我们想办法借钱，以后再还。
　　 妈妈嘴唇颤抖说不出一个字，眼泪却哗哗地往下流。
　　 穷人是生不起病的，这家医院里偏偏有很多生病的穷人，缺钱少药，只能慢慢等死。我当然也知道就在这家医院VIP病房里有某个病人其实根本没病或者说他们的病在社区医院花几十块钱就能解决。
　　 对穷人来说，对生病的穷人来说，这个冬天更寒冷更难熬。
　　 许久，手术室门终于打开，护士推着病床走出来，一同走出手术室的还有主治医生陈明教授，衡还没苏醒。
　　 “陈主任，辛苦了，手术怎么样？”
　　 “手术比预想的时间长很多，不过还算成功。注意，六小时内不能喝水不能吃东西。”
　　 “好的，谢谢。”
　　 我帮护士推着病床走进病房，坐在病床边守着，我想让衡醒来时看到爸爸就在身边。
　　 第一天真难熬，麻醉药效过后疼痛开始发作，孩子一个劲叫疼，疼累了，睡一会儿，又疼醒了。病友们都很理解：“都是这么过来的，大人都受不了，不停地嚎叫，何况8岁的孩子。”
　　 手术后第三天，把病房当教室，把病床桌当课桌，我开始给衡讲新课。最困难的是用尺子画线，爷爷走上来要替孙子画，我问：“衡出院后，你能跟着他去学校替他画吗？让他自己想办法！”
　　 我转过脸对着衡：“儿子，如果你想靠自己画出这条线，你一定能找到办法，如果你不想画线，你有现成的借口，谁也不会怪你，画还是不画都由你自己决定。”
　　 病房里一下安静了，病友和家属都看着孩子。目光里充满好奇，大家好奇衡会怎么做。
　　 衡先放好尺子，右手拿着笔，用下巴压着尺子，画出笔直的线。
　　 目光由好奇变成了欣赏和赞许。
　　 “你婶子打电话给我说苏云亲妈把她送回来了，精神状态很差，看样子精神分裂症要复发。”父亲的声音在颤抖。
　　 “爸，你不要急，我来处理。”说这话时我没有任何处理方案，但我必须代替年迈的父亲扛起这副担子。
　　 妹妹是我17岁那年抱养的，二月倒春寒，姑奶奶提了一个竹篮，竹篮里有个女婴：在渡口捡的，快冻死了，收下吧，救人一命。
　　 一晃20年，这期间我把妹妹既当妹妹又当女儿疼着，我几次试探着问她想不想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她嘴上说不想但表情明白无误告诉我：想。有次和小姐妹聚餐喝了点酒就哭：你们都知道亲生父母是谁，就我一个人长这么大连自己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
　　 我便央求父母替妹妹去找：你们二老现在还活着，想找还有一线希望，你们若不在了，那一点希望都没有了。父母犹豫着，始终不松口，割下心头肉送人，谁舍得？我继续做工作：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她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不回来，那咱家就把她当作亲戚，如果她回来，咱家还把她当女儿。
　　 费了好多周折，终于见面了，人家以为是来讹钱的，冷漠得像路人，问及当年为什么要把自己扔掉，只是说生了三个女儿还想生个儿子，那口气就像扔掉的是块抹布。
　　 妹妹受不了这个刺激，常常自言自语，一个人傻笑，出现幻听幻觉，确诊为精神分裂症。住院治疗大约两个月后，医生认为可以出院，在家坚持服药就会慢慢好转。
　　 最要命的是精神分裂症患者都认为自己没病，很正常，拒绝服药。考虑到除了我谁的话她都不听，我便把妹妹接到徐州，除了督促她按时按量吃药每天做运动之外，又到处打听哪儿有能治这种病的乡下神婆，我是从来不信这一套的，可是这会儿神婆让我干啥我就干啥，只要她能恢复正常，干啥我都愿意。
　　 等她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妹妹说，我想再见见他们，我想问问他们心里到底有没有我。拗不过她，只好让她去。
　　 再次相见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我只知道，过了半个月他们把妹妹送回我的老家，家里没有一个人，衡手术后父母来徐州帮我照顾孩子。邻居婶子打电话给我说他们把苏云扔下就走了，什么都没说，苏云的精神状态很差，比上次住院之前还要差。
　　 我最担心的就是复发，一旦复发，病情就会呈几何级恶化。我气得直打哆嗦，操起电话就打给她亲爹：你他妈的，你但凡还有一点人性就做不出这种事来，你连个人都算不上。
　　 立马驱车回家，妹妹蜷缩在角落，蓬头垢面，浑身一股怪味，眼神中惊恐呆滞无助混杂在一起。
　　 “他们要杀我。”妹妹指着四周。
　　 “没人想杀你，别怕，起来，先洗澡再吃饭。”
　　 “哥哥，求求你，你先去死我再去死，好不好？”
　　 “我不死，你也不要死，我们都要好好活着。”
　　 迫害妄想，用刀子一样的语言对待最亲近的人，是精神分裂的典型症状。
　　 “哥哥回来了，别怕，我们去医院，哥哥倾家荡产也要把你治好。”我把妹妹搂在怀里。
　　 这边儿子摔伤动手术，那边妹妹在老家精神分裂复发再次住院。老天，你这不是在考验我，你这是要玩死我呀。
　　 “你妹妹这种病想彻底治好很难，要用进口药，奥氮平，很贵，而且要长期吃很可能是终身服药。有好多病人出院后因为经济原因停药又复发的。”扬州五台山医院戴医生这么说。
　　 “戴医生，我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换回一个正常的妹妹，你就告诉我能不能治好，有几成把握。”我知道我的话很幼稚，但我还是希望能得到某种程度肯定的回答，毕竟虚无飘渺的希望也是希望，起码心里能有一丝安慰。
　　 “我不敢保证，谁也不敢给你保证。”
　　 “麻烦你尽力吧，我就把妹妹交给你了。”把预先准备好的红包塞进戴医生的办公桌抽屉里，不塞红包心里总是不踏实。
　　 安顿好妹妹，又赶回徐州，儿子还在住院呢，我得把孩子落下的功课补上去。
　　 把病房当作课堂，语数外轮着来。
　　 半个月后，衡出院，正赶上期中考试，衡考了全班第三。老师说原本还想着给衡补课，现在看来根本不需要。
　　 出院后一边上学一边进行康复治疗。
　　 康复科胡大夫说由于长时间打石膏缠绷带导致肌肉萎缩且肌肉和韧带粘连，胳膊很难恢复到正常人的水平。简单来说就是胳膊伸不直，像周总理那样，这种情形通常就叫总理手。
　　 孩子才八岁，就这么残了？
　　 白天我带孩子去做康复治疗，胡大夫在伤口按摩，衡疼得满床游走，浑身是汗。晚上我带着孩子在小区拉单杠，用自身的重量尽量把胳膊拉直。
　　 旧的血泡还没结茧，又起了新的血泡。最多的一次13个血泡。
　　 “儿子，疼吗？”
　　 “疼。”
　　 “爸爸知道你疼，很疼很疼，可是我们必须坚持住，你想得到你从未得到的就必须付出你从未付出的。”
　　 “爸爸，我会坚持，我不怕疼。”
　　 多年的好友劝我：两头只能顾一头，你妹妹那种病治不好的，再说又不是亲妹妹，没血缘关系，不如算了吧，还是先顾着儿子。
　　 “养几个月小狗，人与狗还会有感情，何况我妹妹叫了我20年哥哥，她叫我一声哥哥，我就要对她负责到底！”
　　 我是全家的最后一道防线，白天我必须把所有的忧愁恐惧绝望全部收起来，我必须从容不迫，家里人才不会慌乱；我必须胸有成竹，家里人才会看到希望；我必须坚守阵地，家里人才不会溃退。
　　 只是夜里，我常常睡不着，睡着了，又惊醒，一个人呆呆地坐着，陪伴我的只有手中的香烟。
　　 衡才八岁，我如果不治好他，他的胳膊就废了；妹妹才20岁，我如果不治好她，她这辈子就废了。
　　 这两样任何一样我都不能接受，我知道自己的处境，我不能后退，后退一步是悬崖！
　　 每天早上九点，戴医生查房时，我准时打电话给他了解妹妹的状况，然后请他把电话给妹妹接，我要让她知道哥哥就在电话那头。
　　 这个冬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漫长且更加寒冷，我像个后爹那样狠心逼着孩子进行康复训练，直到衡的胳膊和正常人比较看不出异常，连医生都说这是个奇迹。我像个赌徒一样给自己打气，不到最后一把绝不认输，直到妹妹出院。
　　 有人问我：你死扛着不松手的时候，就不担心劳而无功吗？我问他你上牌桌之前你能保证一定赢吗？和老天爷赌骰子你还想着能赢？只能尽人事听天命而已。
　　 半年后，接妹妹出院时，妹妹问我：哥，你怎么多了好多皱纹还有白头发？
　　 看看眼前的妹妹和儿子，皱纹算什么？白头发算什么？能跪着熬过了寒冬已经是上天眷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