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2015年1月9日永远的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倾注了一生的心血的房子，离开了让他安慰幸福的房子，离开了房子所载的他自己创造的家。
　　 要说父亲的房子，最让他愉悦的，是位于包头市新石拐区马场村的红瓦房子，不管行政区划归哪里。马场村最早归包头市郊区后营子乡，后来归九原区兴胜镇，2012年突然又归石拐区。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建设，把地征了，现在又要征房，无非是打着新农村建设、经济适用房、廉租房、城乡一体化、棚户区改造等等眼花缭乱的旗号。开春，这里将是一片狼藉，残垣断壁，村民们将被装进水泥钢筋造的笼子里。
　　 父亲半生参加国家铁路建设，曾经在官厅水库施工，在南同蒲、丰沙线、红砂坝、神头等地方驻足，没有一个地方是他的家是他的房子，他只是一个匆匆过客，住过工棚、住过窑洞、住过农民的草房、住过单位的宿舍；后半生务农，先后在马场村——公益店——马场村住过，大部分时间住在窑洞，1981年住了知识青年回城后留下的土坯房，1997年他老人家在69岁时，原地建造了属于自己的红瓦房。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最早的“房子”是窑洞，在公益店的西南角，远离村子中心，矮矮的院墙外是邻村的庄稼地，母亲喂了一些鸡常年在地里觅食，这是家里日常的现金来源。那个年代穷恨穷，动不动就说地里要撒毒药毒死我们家的鸡，以阻止我们家的鸡觅食。春秋两季空旷的地里的上空，动不动就有“饿老鸱”盘旋光顾，抓走母亲养的鸡，母亲为此多少次嚎啕大哭。院子里除了小凉房、猪圈、鸡窝、柴伙房有一两根树枝外，主房窑洞都是泥土建的，房上地下也没有一块砖。院子里有两孔窑洞，一眼是爷爷住，一眼我家住。这种窑洞不是我们在电影电视里看到的延安靠着黄土沟崖挖的洞，而是纯粹用黄粘土和麦秸的泥券的。第一步就地取土打土板墙，第二步用水坯垒一截成半弧形的墙，第三步将“辋脊”（弧形，黄粘土加麦秸的水坯）一层黄泥一层辋脊券在墙上，第四步垫窑顶的窑岔子，第五步垒窗台装窗户，第六步搅腻（黄胶泥过筛加麦糠和泥抹在内壁），风干一春一夏，刷白，才可入住。
　　 我们家的窑洞宽不过三四米，入深不过五六米，西墙有一处用水坯券的门洞，呈拱圆形，门洞装一扇门，门外为了防西北风，用茭杆搭了半间棚子，夏天可以放一些杂物还可供我们小憩。东墙还预留了一个门洞是半砌死的，和爷爷家隔开，下边是楼台，上边留一个小窑，放做饭的调料和杂物，做饭取东西非常方便。窑洞的正面摆放着长不过五尺的躺柜，是老榆木做的，紫檀色、花纹清晰可见，最有意思的是锁具是中国式的，锁上和开锁都会发出“噔噔”回音，柜子里巧妙地镶着三个抽屉，小的时候，趁大人不在不知多少次拉开偷窥。这是父亲60年代在神头时花很大的代价买来的旧货，柜顶上左边放一只梳头匣子，右边放一只账匣子（放一些票据），每天妈妈在打扫家时都要擦洗一遍，在当地农家很显得洋气；柜的中间放着一只铜洋闹钟，因家里窘困，也不知是因为没有配件后来坏了，父亲几次试图修理，但是都未能成功，当摆设摆了一阵子，不知什么时候不见了。窑洞的南边有木方格子窗户，窗户上边糊麻纸，下部是一块厚玻璃，窗户下有一盘火炕。窑的顶部有两条电线，电线上沾满苍蝇屎，有一盏幽暗的灯泡，有电工不定时查灯泡是否超过规定的瓦数。
　　 这就是父亲遭人暗算举家出逃走西口后，在塞外的包头郊区公益店自己亲手建造的属于自己的房子，非常逼仄。窑洞因为是拱形的，靠着墙成人不能站直。冬天地下点一只火炉子，让出拉风箱的地方，地上就更加局促。大人忙的时候就让我们上炕。随着我们的长大，晚上睡觉已经挤不下了，父亲借了一块床板一个长条凳子，晚上时，一头担在柜顶，一头担在长条凳子上睡觉，早晨他不起炕谁也无法起炕。过春节的时候要打扫卫生，把被褥、烂垫子、席子搬到院子里，内壁要用白泥刷一遍。锅里熬着白泥，父亲和我们刷，先横向刷，再竖着刷，干了有隐约的白格子。刷房子的时候说话回音很大。换上新麻纸的窗户纸，劳累的妈妈靠墙坐下，很有兴致地剪几副红斗方子，圆斗方子，下脚料剪几只蝴蝶，贴在窗户上，顿时家里有了生气、有了年味。
　　 我一直在想，房子恰是鸟之巢，犬之窝，鼠之洞，不管怎样简陋，都是孩子们的归宿，有了这个家，全家人就可以团聚在一起，一起欢笑，一起忧愁，一起面对困厄，一起分享每一天的收获。作为农村的孩子，亲眼看檐下的春燕一粒泥一粒泥地筑自己的巢窠，小雏燕每天探出小脑袋，张着嫩黄的小嘴巴索要父母哺食的小虫子，当小燕子们长大再也不能盛下时才飞离。家犬不管生下多少小崽子，总是紧紧地搂在怀里，度过冬天每一个夜晚。秋天有时打开鼠洞，红溜溜的小老鼠顿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瑟瑟发抖。我们姊妹六个人都生于斯长于斯，全家人蜷曲在这里。夏天的夜晚能闻到汗味、能闻到父亲的旱烟味、能听到父亲的鼾声、能听到母亲的劳累的呻吟、能听到其他孩子们的磨牙声；冬天，能听到风沙击打窗帘子（水泥袋子的牛皮纸糊的）的声音，能听到家犬无奈的长吠声，能听到秃斯怪（猫头鹰）恐怖的哭声。这个家，这所房子，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在这里等待长大，等待飞离。
　　 在这间窑里父亲得过一次大病，我的记忆非常模糊。父亲卧炕不起，腿疼下不了地，大汗淋漓，睡在炕头在被子里呻吟，缺医少药，也没有钱请医生或住院，只是村里有的人说，用井台上的淤泥疤在后背，拔出寒气就好了，有的说用鸡蛋清和上红糖，再用手掌沾后背，也是说能拔出寒气，这两种方法都试过，都没有疗效。在无奈下，让村里的一个能人请神送鬼。那一天母亲请来人家，用红布包了父亲的衣服，念念有词地在父亲的头周围绕了几圈，烧了几张黄表纸，由母亲和我（长子）拿着到村口的十字路口跪下烧了纸，不能回头回去，回来后将衣服枕在父亲的枕下，可想而知没有任何效果。是父亲撑着病体，一页一页地翻看明朝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对着穴位针灸，银针如刺猬布满周身，当点燃的艾蒿烤灸针时，父亲的汗珠如豆，一颗一颗地滴下来，没过几天父亲就好了。
　　 在我五六岁时，随着孩子们的长大，父亲着手建造第二间“房子”。一下雨，父亲就挖（打）坯子，半干时立起来晾干，天晴时再码起来，用草苫上，用土压住草。妈妈因为给同村的一个女人奶孩子，作为报偿，这个女人的丈夫帮助父亲打辋脊，我也帮助铲泥。和这种泥是非常重的苦力，胶泥和上麦秸，一遍遍用抓子捯。那个男人安慰父亲：“男娃不吃十年闲饭，再过五六年就长大了，有小不愁大。”谁能想到，随着我的长大，15岁就离开家上学，从来没有机会替父亲做过这种重苦力，也就是说我不仅吃了十年闲饭，而且吃了直到父亲去世也没能帮助父亲做重苦力的闲饭。
　　 那一天，请了会券窑的另一个村的老乡，几个壮劳力，有和泥的、有背辋脊的、有传递辋脊的。我在背辋脊的时候，因为太小，辋脊太重，小跑到半路被辋脊压倒，蹴得满口流血。我倒算了一下，那时父亲三十五六岁，正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但是，谁也帮不了他的忙，除了为生产队干活，他只能利用下工后叼工摸夫的零星时间。垫窑岔子要把土拉到窑跟前，一锨一锨地撂到屋顶，上房再夯实，再和大泥，再抹上墙，套里子等等，我的记忆里，大姐二姐和我妈妈都给上过泥。待我们稍稍长大一点，我们每过一两年都要抹房（窑），我们一起动手，倒土、上麦秸、和泥，往房上扔泥，尽管我们没有力气，但是，我们这些虾兵虾将，也一样帮助父亲，父亲只管抹，从早到晚一天完工，不会担心今年大雨冲刷。
　　 文革开始后，大姐毕业回村，不时有村里的年轻人来家，也带来了一些颜色艳丽的宣传画，原来那间窑正面贴了一幅毛主席穿大衣的画，旁边有林彪的字：“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因为是行书，又是繁体字，我认不得，父亲一个字一个地教我。炉台上贴的是毛主席在卡车上接见红卫兵的照片，右手四指并拢大拇指张开，左胳膊只有一半戴着黄颜色的三个字“红卫兵”袖标，眉头紧锁。第二间窑的正面，立着一块塑料板的毛主席标准画像，两边四张条幅画，是包头市知名画家白铭的花鸟工笔。每年过年，家里总是更换一两张新画，旧画上布满苍蝇屎，用热莜面沾一下贴到空地方。
　　 我们在一天天长大，父亲为我们筑造的巢窝也在变大，屋里屋外有了笑声，屋子里因有了花花绿绿的画变得生气盎然。
　　 公益店大部分是老户此地人，每家都是用木头盖的房子，我们小孩子经常互相去家里玩，有时内心疑问，为啥我们家的房子和人家的不一样，但是从来没有羡慕过，因为我们的房子也一样温暖，也一样喜气洋洋。1971年，在邓小平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中，回乡一年的二姐被学校举荐参加高考，实现了鲤鱼跳龙门，上了包头师范，不仅实现了农转非，而且不久的将来，将成为一名国家正式老师。公益店的老户们羡慕、嫉妒、无奈。父亲给我建的是土窑，在这里他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和未来，不因它是泥土做的或是木头做的，不因它宽大或是拥挤，我们在这里展现着我们的天赋和与生俱来的灵气。在这里我们品味艰辛，品味坚韧，品味受人歧视、品味被人伤害，品味度过压抑和屈辱的岁月后，一个崭新的风景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憧憬。这个狭小的空间，只是父亲为我们建造的容留生命的空间，真正的空间，是站在窑顶瞭望村南一望无际的远方。
　　 父亲只上过一冬天的私塾，文化是参加工作后自学的，写一手俊秀的毛笔字，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名贤集、论语；会珠算，能用算盘做留头乘法和除法的大剥皮；会算土地面积和土石方体积；熟读明朝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并给自己孩子和村里的很多人看好腰腿疼；会简单的铁匠和白铁匠活，给生产队打过马掌、笼头、铣钎子等，家里的火铲、簸箕、擦子、土豆刀、锅盖都是父亲做的，用起来非常顺手。搪瓷盆漏了，也是父亲用焊锡补漏。
　　 父亲绝不是刘禹锡《陋室铭》的室主，我们的窑也没有文雅之气，不仙无贤，一介草民盼望的只是儿孙满堂；窑洞也绝不是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父亲在山西已经遭过一劫，避难逃离于塞外，连自己都顾不了，还庇什么寒士？有人描绘那种窑洞冬暖夏凉，那只是为了安慰，真正的感觉是从建造到居住，苦得让人痛彻心脾。
　　 在我十一、二岁的时候，爷爷搬走了，父亲又打通了腾出的一间窑洞，我们家成了一进两开的三间窑，在父亲的带领下，我们逐步盖了草房、羊圈房、鸡窝，换了一些门窗，我们有了相对独立的学习空间，除了学习，我们每天出去拔草，晒下的干草够羊冬天吃；捡谷穗糜穗足够猪吃。每年过年杀一头猪杀一只羊，还有鸡、兔子。火炉子上经常炖着土豆粉条子酸菜，有时有肉有时没有，那是父亲最爱吃的饭菜。院子里一会儿鸡跑出来了，一会儿羊跑出来了，我们把院子扫得干干净净，一起玩耍的伙伴这个来了那个来了。大姐二姐因为接触到城市的气息，带回来城市的衣服，吃的，用的，还有外边的消息。我们可以将农村的玉米、豆角、土豆驮到东河区卖掉，也可以用小米和202厂的市民换黑白面、大米、玉米面，甚至用我们吃不了的酸蛮茎和202厂的市民换旧衣服。我们已经开始跃跃欲试，梳理自己的翅膀。
　　 父亲一生木讷沉默，寡言少语，内秀外拙，但是，对正义的追求信心坚定，他对在山西所遭受的不白之冤一直耿耿于怀，文革期间不断地写材料反映他所遭受的屈辱，但是，一直信息如沉大海，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谁还为一个草民伸冤。有了这三间窑，他能把当时他的一些证件和工作记录摆开，结合当时的政治口号，写一稿费一稿，也是限于父亲的文化水平，写出的东西不符合官样文章，一直杳无消息。
　　 1978年恢复高考的第二年，二姐考上了大学，1979年我考上了中专，喜事连连，1980年代一场否定反右、文革的政策不断出台。大姐是单位的打字员，二姐也为父亲的冤情写材料，打印好的材料寄往铁道部、铁路局、山西省、太原市，外调的人员也来到马场了解情况，母亲也带着小妹妹到父亲曾工作的单位讲理翻案。同时，我们家从公益店搬到了马场，住进了知识青年回城后留下的房字。这座房子前墙是砖包土坯，后墙和山墙半边干打垒半边是土坯，檩子是正经松木的，椽子是柳木的，从房子里边能看到柳巴上有稀稀拉拉的黄草。我家住上了和别人家一样的用木头盖的房子。房子两间，进深不过六米，宽十三四米，因为家中三个孩子离开显得很大。没有院墙，没有凉房，没有羊圈，没有猪圈，父亲一个人把住房修整了，垒了灶台、春炉子，另一间房有打了一堵墙，留出了独立的厨房，垒了猪圈、鸡窝，羊圈是假期我们帮助盖的。
　　 老记得我们假期帮助父亲干完农活，院子里灯火通明，母亲在院子里的春炉子上做饭，铲子和铁锅碰撞的声音“刺啦刺啦”，很晚才结束。我们洗完脸洗完身上的水洒在院子里，院子里有一股肥皂味。漂亮的小伙子、漂亮的闺女进进出出，马场的人们啧啧称羡。这时，农村已经包产到户，我们家欠生产队的1200元钱，也不是什么逼上门的债务，家里打下的粮食放不下，在院子里挖个窖，窖起来，还有多的就喂了鸡和猪。看来，不是家里人口多，父亲一个劳力不能养活我们，年年欠生产队的，而是父亲一个人足足能供两个孩子，一个上大学一个上中专三个孩子上高中初中。这个时候父亲真是扬眉吐气，六个孩子三个已经变成了市民，三个小的一个比一个学习成绩优秀，再也看不到父亲给生产队打石头（采长石、英石，）回来口干唇焦连唾沫也咽不下去的样子，也看不到父亲从翻沙厂回来满脸煤灰唯露白牙的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