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三十，我们贴上春联和斗方、挂楼钱之类的东西，就蜗居在家里剁馅儿包饺子，说说笑笑，等着穿新衣服，放鞭炮。唯独父亲还在院子里忙碌着呢。大门旁那块青石上，他要贴上“青龙大吉”，西北角那几棵椿树上要贴上“根深叶茂”，窗户与大门之间的砖柱上会贴上“春光满园”，当院贴在一爿木板上的“天地爷”两旁会贴上“天高悬日月，地厚载山河”，房门旁的土地爷窑上会贴上“土能生万物，地可发千祥”，小平车的辕杆上会贴上“日行千里”，堂屋里那一溜瓮上会贴上“五谷丰登”，最后返回家里，在炉台侧上方的灶王爷旁贴上“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才很满意地舒口气，说：“可以过年了。”
　　 每年过春节，父亲都用这样的方式告诉儿女们，除了左邻右舍，在那看不见的地方，还有一班邻居在那儿住着呢。而且从他虔诚的态度，和书写在梅红纸条上祈求、称颂的内容，可以看出，那不是一般的街坊，而是手握大权的“大婉”。给他们你只能曲意逢迎，得罪不起，否则，就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后来年龄大了一点，活动半径大了，胆子也大了。但始终有些地方不敢去，有些事不敢做。现在想来，那些地方和事情，都与非正常死亡而变成鬼的人或成精变怪的物有关联，由于这些人和物，我们要么亲眼见过，要么熟悉他（她）的家人，所以，他们做的“崇”，威慑力就很大。那时候，农村里有没有路灯，一到夜晚，到处都是黑觑觑的，一堵墙，一棵树，一个麦秸朵，一条狗，一头牛，在我们的眼中都可能幻化成青面獠牙的鬼或美艳无比的精怪。不知什么原因，大人们还总在不断的强化这种效果，茶余饭后，劳动间隙，人们麋聚在一起聊着聊着，就聊到了“鬼”上或“精”上。
　　 聊的人津津有味，绘声绘色；听的人聚精会神，心惊肉跳。
　　 除此以外，“集体”还安排我们系统地听鬼怪故事。
　　 那年月，村里平时没什么文化娱乐，只有一年一度的正月十五打锣鼓闹红火和仅有几次的公社组织的电影放映，能给人短暂的欢乐。按理看戏也是一种享受，但看戏要买票，只有值勤人员和帮剧团打杂的人可免票，村里人只舍得掏钱看一两场，大多的时间是在场外转悠。再就是偶尔有耍戏班耍猴的光顾，完了还要挨门挨户讨些粮食和吃食，村里人是勉强接受的。唯一不用花钱且能经常欣赏的就只有听说书了。
　　 对于生产队来说，，全队几百口人的耕地全靠牲畜，牲口自然成了宝贝，那头牲口怀了崽，从队长到饲养员，耕地拉车时也照顾，吃草料也偏待。倘产下新崽，为了祈求平安，便于管护，队里再困难也要拿出几十斤粮食请人说段书，全村人也跟着乐呵乐呵。生产队给些玉米、豆子之类的食粮，算是说书人的报酬。说书的成员多则五人，少则不过三两人，基本都是又聋又瞎缺胳膊少腿的残疾人，没有劳动能力，靠说唱养活自个。
　　 届时，吃过晚饭，我与有海、朱虎们就一溜烟奔向饲养处。散发着牛马粪味的饲料处的当院摆着一张桌子，上岁数的老人早已围桌子周围，各自坐在自带的板凳上唠嗑。不一会儿，妇女儿童坐在靠前的位置，青壮年们围在四周站立，那不太大的饲养处场院黑压压的全是人。那些劳累了一天的庄稼人得到了暂时的松懈，男子们吸着旱烟，烟袋锅的红光一闪一闪，满场的呛味；我们小孩们在人群里钻来钻去，不知碰到了那个男人的要害处，召开一顿喝责；小伙子们打忽哨，说俏皮话，逗得姑娘媳妇们嘻笑声嗔骂。直到队长带着说书的人进场，坐定，人们才有了些许的安静。
　　 队长宣布开始，紧接着说书人的三弦弹起，刷板响动，先说几句开场白，无非是“我们今天来到X村，给大家说段评书”或“父老乡亲静一静，我们说书大家听”之类的。然后再来一个小段子，说书便正式开场。
　　 说的内容大多是紧跟形势的顺口溜，自编的小段子，也唱段蒲剧，道情，眉户的小段子，也充满了“革命”的味儿。尽管说书人摇头晃脑，嘻笑怒哀，表情夸张，但人们逐渐就没了兴味，听众的声音很快就盖过了说书声。不知谁喊道：“来段古的。”“就来段聊斋，不然扣住四音子不让走！”好多人附和。队长崔百川磕掉烟锅里的烟灰，胡茬围一圈的嘴巴，说：“就你的话了吧，聊……聊……斋。”众人欢呼。于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近了蒲松龄……
　　 在经历无数个惊悚和无限遐想的夜晚，我们成长为戴红袖章的红卫兵。我们拆庙毁像，砸狮子、捣房脊，把一切牛鬼蛇神挤出了我们的脑海。
　　 在我烧掉我家祖宗牌位，抡起斧头砸土地爷窑的时候，父亲暴怒了，他说：“你们是一群疯子！有你们的好道！”
　　 现在想来，没有神鬼相伴的路子，实在不好走啊！
　　 翻开中国的历史看看吧，有多少帝王将相，想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老百姓！村里人，没有与你对抗的力量，不得不佯装着很恭敬的样子，背诵他们那一套，把他们那一套，写在墙上，刻在碑上，但他们在心里却不买账。他们鞭策自己，教育儿孙，自有他们的一套。他们尊奉的那些神或鬼，凝结着他们的信仰和道德追求，他们尊敬这些神和鬼，愿意与他们祖祖辈辈为邻，任何强加给他们的意识形态都是长久不了的，也是可笑的！
　　 草木需要的是充沛的雨水，而不是滚烫的开水或岩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