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父亲的自行车
　　 我家的第一辆自行车在我的记忆里非常模糊。那时，我大概也就3岁左右（1963年）。那辆自行车是黑色的，不是漆过那种放亮反光的黑，是那种漆皮掉了，铁露出原色被氧化成的黑色，连车把车圈也是黑色的，后轴像擀面杖那么粗，后依架是扁钢做的，方方正正，坐上去硌屁股。那是父亲在神头买的二手货，据说是日本产的。推断也差不多，旧社会中国造不了自行车。但是，是进口日本的几经流落到父亲手里，还是日本侵略军使用过，真的是无法考证。
　　 我是家里的长子，倍受宠爱。大姐长我11岁，经常用这辆破烂的自行车带着我玩，后依架放不住，只能斜坐在前梁上，实在是因为我太小了，车子一颠簸就掉下来了，惊动了母亲，我虚张声势的哭了，而大姐遭到母亲的大骂。
　　 实在是太遥远了，我记不住这辆自行车哪里去了。父亲去世了，母亲去世了，大姐也去世了，无法问询他们那辆自行车的归宿。
　　
　　 二、母亲的自行车
　　 “文革”年代时兴“三转”，即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农民根本没有那种拥有这三大件的奢望，村里有自行车的寥寥无几，再说，买自行车要票，不知猴年马月供销社来上一张票，悄悄地不知给谁了，农民没钱，有票也买不起。
　　 那一年，妈妈怀孕了，应该是排行老五，由于重男轻女，打算如果是男孩正称心如意，加两个姐姐一个妹妹三女两男；如果是女孩就送人。生下时果然是女孩。父亲裹了小被子送到东河的福利院，据母亲说，里边还偷偷地放了一个纸条，企图等孩子长大找上门来认亲。自己的孩子送人了，要张罗为别人家奶个孩子，以奶水拯救这个家。一个月18块，买一辆自行车180多元，十个月的奶水钱。
　　 那一年，父亲当了小队的会计，有工分补助；当地的养路段派下临时工帮助养护备战路，就是现在的青大线（青山——大庙），工分照挣还有6元的现金收入。
　　 那一年，大姐初中毕业，回乡务农，可以挣工分。
　　 那一年，我们拔的晒干的青草卖了23元。
　　 那一年，我们家买了自行车，崭新的“飞鸽”牌自行车。
　　 那一年，几个叔叔撺掇爷爷要划工分给爷爷，父子、兄弟、婆媳不睦。
　　 那辆自行车前后两个轮子是电镀的，车把是电镀的，太阳一照亮得晃眼；横梁是黑色的，后依架也是黑色的，挡泥板是黑色的，后边镶嵌一枚红色的反光灯，黑色的底色边上，有纤细如线的金色线条；前叉有花体字母“fg”，字母上方有一只正在起飞的鸽子；前轴后轴让大姐拴上了颜色鲜艳的毛绒圈圈，车把上用毛线织了把套：车座套了套子，有丝线穗子沿边垂下，铃子一按清脆的震耳。
　　 多少年过去了，想起那辆自行车真是五味杂陈。
　　 是庆幸，我们家有了一件大件东西，似乎成为村里的“有钱人”，那辆明晃晃的车子走过村子时，那“咯楞楞”的脆响引来羡慕的目光，土墙土窑的院子里，停放着一件闪闪发光的物件。穷得叮当作响，食不果腹，衣不遮体还买一件奢侈品。
　　 是悲凉，家里养不起自己的孩子，送了人，又抱回别人家的孩子，仅仅是为了钱，贫穷的家庭找不到任何一根救命稻草，只能出卖自己的奶水、自己的伤痛。母亲先天奶水好，尽管粗茶淡饭。那个奶养的弟弟胖乎乎圆嘟嘟的。母亲忘记自己的孩子，我们也忘记他是别人家的孩子，只当他就是自己的孩子。
　　 自从家里有了一辆自行车，好像有了一头牲口，抑或供人役使的马、驴、牛。父亲早上去养路段干活，有时正好路过我上学的村子，我就等父亲一起走。我还小，不能像一些大孩子跳上后依架，要不是我先坐上去，父亲迈脚从前梁上骑；要不是父亲迈腿先骑上，我趴在后依架上再慢慢坐上去。这么崭新的自行车浑身闪闪发光，备受人们的爱戴，每天擦得干干净净，谁骑上它也显得精神、阔绰，也有人要娶新媳妇时上门求借，用完送一包喜糖。
　　 夏天，生产队分了豆角、西葫芦、玉米棒子、毛豆角，父亲或大姐驮到东河卖了。秋天将到时从自留地里起一些土豆去东河卖了。
　　 秋天，生产队分粮食，我们用自行车驮，上车时，有人帮助抬上车子，从车子抬下来时，由于后重前轻，往往连人带粮食摔倒。
　　 冬闲了，父亲用它驮上杀了的猪肉、猪头、猪下水到202厂卖点钱或换黑白面或玉米面。
　　 母亲为人家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肆意地吮吸着妈妈的奶水。母亲的奶水滋养着别人家的孩子，这个孩子在我的家里童真地笑着、玩着。我们的兄弟姐妹把他当做母亲亲生的弟弟，在背上背出来背进去，他长着圆圆胖胖的脸，我们点他的腋下，点他的圆肚子，只是想听他童稚的笑声。母亲忘了，我们也忘了，人家是付了钱的，人家是以钱和母亲做了交易的。他已经和我们融为一体，是我们家庭的一员。这个孩子叫小俊子，他的父母也不是亲生的，也是抱养的。当小俊子的养父母来我们家看望他们所谓的儿子时，穿的黑亮的皮鞋，在我们家的地上发出“咚咚”的响声，裤子的线笔直，头发梳的一丝不苟，抱着小俊子在地下踱步。母亲把我们支出去，不让小俊子看到我们，好让未来的父母和小孩子建立一点感情。而小俊子先是哭着不让抱，等惯了也是怯生生的，等我们跑进跑出来到他的身边时，他就探出身子要找我们。
　　 转眼到了断奶的时候，人家来接孩子了，母亲坐在炕沿上放声大哭，父亲在地下转来转去手足无措。我不忍心看母亲哭，跑到街上，有人问是不是来接孩子了，问我母亲哭了没有，我没说话，眼睛已经噙满了泪水，赶快跑回家，母亲还在那里哭。
　　 作出的决定，是父亲骑着那辆奶水换来的自行车，去东河又把小俊子接回来，不要钱再白奶一个月。等把小俊子再一次接回来时，家里再也没有那种肆无忌惮的快乐。一个月后，人家又要接走那个可爱的孩子。
　　 30年过去了，我几次征求母亲的意愿，是否想找到当年的那个母亲用奶水喂养的孩子，而不是送到东河福利院的女孩。母亲说，你们都过得那么好，那个孩子也不知长成啥样，现在干什么工作，是不是也像你们识文断字。说着她又开始抹眼泪。她老了，想儿想女一辈子，想在有生之年把儿女们都叫回来，能够围坐在一起，把她亲手做的饭端上来。像家里老母鸡把儿女们引出来、引进去。
　　 我和大姐在东河南圪洞迷宫一样的街巷转了不知多少圈，终于在一个大娘那里打听到小俊子的消息，他的养父母已经去世了，小俊子也搬走多年了，有时也来当年的院子里找小时候的玩伴。我们留了电话，传呼机号码，等待消息。
　　 我在学习中国现代文学时，读到了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我一遍一遍地默诵，每默诵一遍泪水流淌一次。“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在你搭好灶火之后/在你拍去了围裙上的炭灰之后/在你尝到饭已煮熟了之后/在你把乌黑的酱碗放到乌黑的桌子上之后/在你补好了儿子们为山腰的荆棘扯破的衣服之后/在你把小儿被柴刀砍伤了的手包好之后/在你把夫儿们的衬衣上的虱子一颗颗地掐死之后/在你拿起了今天的第一颗鸡蛋之后/你用你厚大的手掌把我抱在怀里，抚摸我。”
　　 当三十多岁的奶儿子站在母亲眼前的时候，母亲一眼就认出来了，一遍又一遍地端详，一遍又一遍地抚摸曾经躺在她怀抱里、曾经吸吮过她的奶水、曾经在贫穷的土窑里荡漾出童声笑声的奶儿子，抽泣不止。奶儿子只读了小学，脸色因长期酗酒毛孔张开，没有固定的工作，喝完酒给自己吹牛也给朋友吹牛。他的养母在他小的时候经常打他，母亲说：“肚子没疼过，打也不心疼。”这就是她朝思暮想的奶儿子，这就是她用奶水喂养大的奶儿子，这就是她用奶水换回自行车的奶儿子。
　　 1979年，我考上中专，家里没有钱给我买日常用品，母亲说，你自己去自留地起土豆卖了，买东西。我每天下午去起半麻袋土豆（多了我自己抬不上自行车），第二天，我用那辆自行车驮到东河卖了，再到东河百货大楼采买秋衣、秋裤、裤衩、背心、球鞋、袜子、洗脸盆、漱口杯、牙刷、牙膏、肥皂、香皂、被单、床单、棉花等，为父亲订做了一件灰色涤卡褂子，为我订做了蓝色涤卡褂子和的确良裤子。在我最后一次去东河下黄草洼大坡时，因为自行车后重前轻，车把左摇右摆和别人撞了，前梁拘歪了，去了东河已经错过早晨卖菜的高峰，土豆卖了一半，另一半送给大姐。
　　 经过了这一次事故，这辆自行车可能是伤了元气，尽管父亲把梁矫正了，也经常拿轮、上油，但总觉得骑起来有些飘移不定的感觉，这时它11岁。
　　 1984年，父亲在承包田种了黑豆、黄豆、绿豆。1985年，整整卖了半年豆芽，院里放了几口缸，每天把生好的豆芽簸箕簸、清水漂，直到把豆芽收拾得干干净净，父亲和母亲一起抬上自行车，用绳子捆好，到东河卖了，供妹妹复读。母亲的手由于经常在凉水中浸泡，风湿加重侵蚀她的骨头，手指呈横向弯曲，由于经常浮肿，褐色的手更加粗糙厚实。
　　 这辆自行车也到了风烛残年，不再容光焕发，不再默默无闻，总是今天漏气了，明天机腿子活了；今天掉链子了，明天车把活了。车圈让闸皮磨得生了锈，后依架磨出铁的白色，护链板也掉了，后支架由于金属疲劳，连自己也支撑不住只能靠墙放着，骑上有时总是咯吱咯吱抱怨。
　　 在妹妹复读那年，那个在我家服务了近20年的自行车被人偷了。我更想它是老了、走失了、找不到家、找不到它的亲人或主人了。它太旧了、太老了，偷自行车的人卖他也卖不了多少钱，不过是临时有急事骑一下没有还回来。它被遗落在那个角落里，被风吹被雨淋。
　　 年末了，该算账了，我大姐文革期间初中毕业再无书可读，参加生产队劳动，有了一些工分；父亲除了养路段补贴的工分，还有6元的进项。我们拔的青草晒干卖了23元钱。自行车进进出出不仅引起了村里人的眼红，也激发了几个叔叔觊觎，他们联合起来要给爷爷划工分，那时他们的家庭收入都比我们家强，无非是给懦弱的父亲出难题。如果给爷爷划了工分，我们家由于孩子多还要欠生产队的，尽管增加了姐姐的劳力。因此，家族内部争的鸡飞狗跳，兄弟、妯娌、父子、婆媳互相猜忌、争执，使本来贫穷的每个家庭，埋藏的口是心非的不睦种子生根发芽。
　　 那一年，不管怎么掩盖，春节也显得黯然失色。
　　 母亲缠过脚，但是山西土改工作组作完动员工作后，她拆了裹脚布，恶狠狠地撕得粉碎，投在灶炉里烧了。缠脚给她留下一双“解放脚”，走路不稳。她曾试图学骑自行车，但脚有残疾和年龄关系找不到平衡点，费了很多气力没有学会。母亲随父亲修铁路走过无穷多的地方，住过无穷多的土窑、凉房、工棚；没有交通工具，也买不起自行车，就是靠两条腿，两只有残疾的脚，去务农、去做家务、去东河卖鸡蛋，培养我们兄弟姊妹六个人读书，一直读到工作、成家、儿孙绕膝。
　　 这就是我们家的第二辆自行车，是用妈妈的奶水换来的，是用妈妈的心灵伤痛换来的，是用她亲生的女儿送了人换回来的，是用30多年的思念换回来的。这辆自行车供我们役使，没吃过我们家一粒米，没喝过我们家一口水，载过我们家每一个人，载过我们家不知多少东西，和我们家同甘共苦共患难，老了、丢了、去哪了。
　　
　　 三、我的自行车
　　 1985年，厂子里分配自行车票，科里分配了一辆24寸的小自行车。当科长看见我时，问我要不要自行车，24的，我说太小了，我不要。但是科长突然说，我给你和后勤科说一下，换成28的。我说行，试一试吧。科长拿起电话给后勤科科长打电话，说行，一会儿派人送过来一张28自行车的票，收回了24自行车的票。
　　 我提了自行车后，到公安局打钢印，当钢印的锤子“咚咚”地砸在前把、后圈、轮盘中间的车叉上时，心里好心疼，又从商店买了转锁。骑上属于我自己的自行车。大链盒、抱闸、轻便飞鸽自行车，链盒在不蹬时发出那种“嗡嗡”的回响，紧急刹车时发出“吱”的爆响，铃铛和老式的不一样，不是那种震耳的声响，而是细碎悦耳的声音。星期天，我骑行两个多小时回家。母亲前后端详，又是抚摸，她想听到自行车转动的声音，可是，这辆自行车是斜支架的，加前后轮三点着地，不像老式的后支架可以打起来空转。我给斜支起来，蹬一下脚蹬，自行车欢快地转起来。
　　 包产到户后，家里的粮食多得吃不了，谷秷子、糠、玉米、土豆、萝卜和上饲料，每年能喂两口猪，鸡下的蛋吃不了，过年时一口猪、一只羊、几只鸡加上我们买回去的鱼、牛肉和各种新鲜蔬菜，买很多二踢脚和鞭炮，全家人沉浸在幸福之中。
　　 每到周末我骑着自行车回家，有时给家里买上一麻袋猪饲料鸡饲料，有时买一些肉、蔬菜；走时带上一些农村的玉米毛豆给科里人。我也到了嫁娶的年龄，每次回家，妈妈总是问有对象了没有，我搪塞甚至顶撞母亲。
　　 骑着这辆自行车与姑娘约会，载着如花似玉的姑娘，奔驰在城市的大街上。尽管我有了自行车，穿上了城市人穿的流行衣服，说着蹩脚的普通话，但是，那时我们年轻，不懂爱情。记得有位姑娘，和我回家见父母，妈妈把她引到猪圈旁边，指着两口肥猪，憧憬着杀了猪，年底用自家的猪、自家的鸡蛋、自家的麦子面、自家的黄米面为我们办婚礼时，那个姑娘面露愠色和不屑。母亲不是看不出她的表情，只是为了儿子，仍然面带喜悦。岂不知当我与别的姑娘结婚时，农村的院子里，放开录音机，从下午两点多跳舞一直跳到黄昏，引得村子里的人围着院子里看热闹，迟迟不愿回家。幸福原来可以这么简单这么淳朴，与铮亮的自行车没有一点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