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镇的南北大街上，当街矗立着一座古迹，人称“石牌楼”。这牌楼，通体青石雕刻，完全仿照木结构，有卯有榫，有斗拱有耍头，有房檐有屋脊，在月光下远远望去，没人会相信那是青石板建造的；柱底前臥着一对一人高的石狮子，那么高，不知被什么人砸去了一只耳朵，看来神兽也有保护不了自己的时候；牌楼每处构件都浮雕着情态各异的花卉、人物，整个建筑显得巧丽而古朴。前些年，牌楼门楣上的字用石灰涂着，写着与那个时代相宜的标语，现在原有的“龙章石显”几个遒劲的大字才重见天日凸显了出来。那几个字是明代的首辅严嵩写给小镇出生的在朝担任工部侍郎李果嘉的，这牌楼当然也是为这位侍郎所建。传说，有一天夜里，巡察御史登上小镇的城楼望见南边一片通明灯火，就问侍立身后的官员，那是什么地方？官员回答，是李果嘉李侍郎的府邸。说完，又嘟囔着补充了一句，“当地人称紫禁城”……后来发生了什么，当地人谁也说不清，他们只晓得李果嘉的府邸被官府抄了，大火烧了三天三夜，几百年过去了，直今那地方的残垣断壁上还依稀可见烟熏火燎的痕迹。县志上记载，李果嘉是明朝的一个拔贡，人说，那人书读得好，别的就不清楚了。
　　 这牌楼就那么高大上地杵在那儿，街东街西那些铺面，有加二层的，有贴瓷砖、制作板面裝饰的，大都市时兴什么，这里就匆匆赶趟儿，可这座牌楼就树在那儿，像位弯腰驼背、咳嗽气短的老人，坐看世事兴衰变迁。好像这牌楼压根就不存在，有它没它没什么要紧的。它的存在只是映衬小镇的“日新月异”。小镇的年轻人只是在说到方位时会提到它，比如，“我家住在牌楼下第几家”、“我在牌楼下的大个元宵那儿等你”等等。这里的“下”，其实专指石牌楼北或南不出几十步的地点。这个功能真是作用不小，这些年街巷两边商铺林立，你能用得着的，甚至你能想得到的物什这里都可以买到，而这些铺面的外裝又那么大同小异，哪个是哪个，真是不好辨别。有石牌楼在那当然方便多啦！
　　 可上岁数的人说到石牌楼，就不单单指范围了，他们的心理就复杂多啦，他们会牵三挂四地说到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而说得最多的还是“白色俱乐部”事件。我推测这后一件事一直在我堂叔心里隐藏着，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他想躲，想绕，始终没能如愿。在叔叔氤氲着忧郁之气的散文集子中，我曾经看到过几篇涉及此事的文章。文章披露，他当年曾经写过一篇题为“白色俱乐部的灭亡”的稿子，登在那时的“晋阳之声”上。文章记述的是，一拨年轻人与“白色俱乐部”针锋相对，创建了“红色俱乐部”，编写剧本，上演话剧，把“白色俱乐部”彻底铲除了。这篇文章，一炮打响，叔叔被推荐上了大学，并经过几十年的修炼，创立了“新乡土散文”流派，成了知名的大作家。近几年，社会上兴起了国学热，我堂叔又成了国学大师，先是在全国各地讲学，后来又去欧洲、美国演讲，忙得不亦乐乎。但忙是忙，叔叔还是会抽空回老家看看的。不过，我发现，他每次回来都是为吊唁某些个人而来的，而那些人，邻居都称是“白色俱乐部”的成员。经多方了解，我搞清了他们的底细。
　　 这些成员有四人。
　　 “群主”叫张根记。
　　 张根记住在石牌楼往北二三十步的西边。他开着一家药铺，叫石牌楼药铺，他是个老中医，医术平平，为人却厚道热情，脚地的小木头方桌上，成天搁着几盒一角来钱的廉价纸烟，一个搪瓷缸子，里面焖着大叶茶，谁喝谁倒。这些条件吸引来了几位善于谝搭的常客。一位是王玉怀，他擅长讲说一些文人轶事，楹联题跋，尤其对当地一位举人出身担任过五县知县的乡贤张瑞玑既崇拜又熟悉，把他撰写的《再上袁内阁总理书》《谁院记》洋洋洒洒上万字，背的滚瓜乱熟。然而，这些玩意虽有些文化品味，终归零碎不系统，人就叫他“杂七杂八”，或“杂八儿”。另一位叫高宝贝，说的是整本子，比如“三侠五义”“包公案”“铁公案”“绿牡丹”，当时人称是“黄色”书。他完全用的是说书的口气，“身穿什么”“脚蹬什么”“嗖的一声就飞到了房顶”……一说就是一本，吸引的年轻人天天往这里泡。最后一位叫冯兔子，黑大个儿，非常魁梧，很长时间以来，我认为冯兔子就不是谈古论今的“把式”。有一天，我路过冯兔子家去我的发小朱虎家商量个事儿，碰见冯兔子正给新盖起的房子油漆大门，我就搭讪着说：
　　 “兔子叔真有钱，盖的房子好气派！”
　　 兔子说：“有钱（前）？我有后儿”。
　　 “哪咋还能盖起咱村数一数二的房子？”
　　 “你叔没钱，不等于没人出钱。”
　　 “谁出钱？”
　　 “贼！”
　　 我看出兔子有道出原委的兴致，就问：
　　 “哪个贼？”
　　 兔子把漆刷撂回漆桶，掏出烟给我，我谢绝了，他靠墙蹲下，招手示意我坐到他对面的马扎上，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又从鼻孔里“吐”了出去，才缓缓地说：
　　 “先说大贼，大贼在焦化厂车队上班，我老伴找他去，在他家住了两日，说家里盖房子，这贼只给了他妈一块钟山牌手表。我说，一块钟山表充其量就三十块钱，你哄你妈还行，哄你爸可不行！第二日，一大早我就咕咚咕咚喝了半瓶子烧酒，连忙坐了辆顺路车，直奔焦化厂。进到院子里，我东倒西歪地顺手在地下捡了根木棍，高喊，点娃，你出来——点娃就是我儿子那贼。边喊边往门里冲，一冲到房里，就那立柜上的玻璃，一棍子下去，哗啦一声，一棍子下去，又是哗啦一声。点娃——，点娃——，我一声接一声地喊。我儿媳妇跪下问，爸，你儿点娃不在，你老说这是为啥呢？为啥？要钱哩！你说，三十块钱的钟山表我还得卖去，卖上三十块钱能盖起房子？没钱？没钱借去，三百块钱少个边也不行。——你知道，那年代三百块钱就是个事儿。最后？最后她连忙给我借来了三百元。我把钱揣在兜里，扔掉木棍，折转身边走边说，搁上些日子再送回三百来。”
　　 “二贼”当然是指二儿子。说到“二贼”已是几年以后的事了。这一天，我又路过冯兔子家，听人说冯兔子的老伴病了，就去顺便看望。进门就看见冯兔子老伴坐在炕上，身后靠着被子垛，冯兔子躺在一把老式木躺椅上。
　　 “婆婆子，”见我进了门，冯兔子就对老伴说，“架火，烧水，焖茶，让我给咱爱民谝谝。”
　　 老婆婆艰难地挪下炕，踉踉跄跄地去烧火。
　　 我诧异地问：“我婶子咋啦？”
　　 “瘫了咯，还能咋？”冯兔子说。
　　 “好好的咋就瘫了呢？”
　　 “好好的？好个屁！叔也瘫了，不然，你来了叔还不该起来招待？”
　　 我这才知道冯兔子也瘫痪了。
　　 “咋回事，叔？”
　　 “咋回事？”冯兔子一脸悲情，“咋回事？气得！愧得！”为了增强效果，说着他还双手拍打着椅子扶手。“去年底，我说老二咋一年了都不回来看看我们老两口？不错，东北是远，但远也没远到外国去呀。咋？看见我们老了没用项了？你咋大的？不行，你狗日的不回来，咱就找你去！”老人沉默了，头仰着，两颗泪珠在眼眶里打转，过了半晌又接着说，“坐了一天火车，一下车我就叫了辆出租车飞也似的到了他家。他家在三楼，我几个箭步就蹿了上去。我飞起一脚咣的就将门踹开了。进了门没人吭声，以前是在车站接我哩，现在，我儿媳妇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老二呢，老二躺在床上的被窝里照样一动不动。说说，你生气不生气？我三步并作两步，跳到床前，掀开被子，扬起巴掌啪啪啪就是几个耳刮子。我说，你爸，千里迢迢来到东北看你，你竟然躺在被窝里不起来，什么东西！儿子还是一动不动，只是两眼流泪。儿媳妇在旁边说，爸，他病了……没过几日，死了，得癌症死了！你说，儿子得了绝症，你还打他，你不瘫痪还能由得你吗……”
　　 不几日，冯兔子也死了。
　　
　　 这几年，村里人们一下子对地方文化产生了兴趣，有的修庙，有的建祠堂，有的敲锣鼓唱老戏，在这种背景下，村干部决定编写一部村史。这个“决定”很得人心，村民好像一下觉醒了，一下明白这些年日子里缺少了什么。但写村史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许许多多的人和事，见仁见智，比如，有人问“三个堡子七座桥，五个戏台十座庙，一个泊池八眼井，四座鼓楼十分高”是谁人毁坏？有人马上回击：“破旧立新，不拆掉这些破房烂屋，就能建起那么多焦化厂，我们一个地方就能支撑起全县财税的半壁江山？”……吵了两年，村史的初稿总算刹青了，接下来又开始争论让谁写序言。又吵了两三个月，最后议定让我堂叔撰写。
　　 我奉命去北京找我堂叔。
　　 酒过三巡，我堂叔哽咽着说：“我哪有脸充数呢？最有资格写序言的几位前辈都不在了，都不在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