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杰：您的长篇小说《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以下简称《羊》）被列入2012年长篇小说排行榜，该书出版以来，诸多国内著名评论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可以说，有点横空出世的感觉。作为作者，您怎样看待这样的轰动效应，您是否预料到会有这样的反响？
　　 陈亚珍：我没有预料到这种反响，但我知道这是我书写“乡土命运、苦感文化”这个话题比较深入而宏阔的一本书。有评论家认为是，以冷写热，以黑暗写光明，有着深切的人道关怀和强烈的批判精神，并且具有宗教般的情怀，这种看法是对的。轰动还谈不上吧，它不过正在传播当中，我没有预料到的是，这部书不仅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爱看，而且年轻人也爱看。有人说，看到过去的苦难，应当珍借今天的太平。有一个哈尔滨理工大附中的教师，无意中看到这部书，写了篇文章贴在网上，让我泪流满面。她说原以为文学趴下了，但看了《羊》书之后，她又回到文学当中找养份。她说她手不释卷，夜不能眠，这是一部从灵魂深处流出来的文字，激活了她的心灵记忆。她的高见是：一个社会和一个人一样，只有把负能吐尽，正能量才能输进。《羊》书通过国家命运，透视人类的终极命运，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工匠。她并且说作者大舍大合，大悲大爱的情怀感染了她等等。这些陌生读者的直接感受，更让我知道写什么，怎么写。
　　
　　 杨东杰：那正好谈谈写什么，怎么写这个问题吧。
　　 陈亚珍：这个问题各有各的说法，有人说怎么写重要，有人说写什么重要。对我来说两方面都重要。写什么是“内容”。诸如：表现主体、立足点、着眼点、感情向度、精神气质等。怎么写是“技法”。如：视角、语境、结构等等。这是个长期修炼的过程。再好的内容没有过硬的技法，就像一个主妇有了米面，而蔬菜、佐料配置不好，口感就要受到排斥。“饭菜”再好，不想吃，还是得不到养分。然而，现代人又过分注重技巧，忽略了内容，就像孔雀身上的羽毛，看似漂亮却无法飞高飞远。这里面一定缺少真挚的感情、纯正的灵魂、高岸的精神性合成——骨力。文学说到底是心生命而不是物生命。虽然人性有弱点，但理智上都崇尚“真”“纯”“正”，如此心与心才会共振，才能抵达文学的真正意义。小说需要虚构，但叙事伦理一定是真诚！所以，作家的生活态度和创作态度达到“合一”之境，才会流淌出自然真诚的感情。人格分裂，文字也会充满虚伪性。读者的心是不可欺骗的，作家的文字失去真诚就是大骗局，流入人的血液当中，人类就病入膏肓了。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时时审视我的感情向度，警防自己被世俗同化，变得世故圆滑，所产生出的文字充满朽气、臭气、虚假气、市侩气。
　　
　　 杨东杰：著名文学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您的小说如女版的莫言作品。我觉得这隐含着两个方面，一是您行文的敏感，女性的庞杂和缠绵；二是您的作品显示出视野和主题的开阔，这两方面您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
　　 陈亚珍：其实这不是有意结合，而是自然形成，凡是从灵魂深处自然流淌出来的文字，注入了真诚与真实的感情，从一个针孔透视整个世界，视野放大，如此，在主体演进当中，就有一种说不尽道不完的话题。它不是理性判断，而是心验、体验、超验。情节可以虚构，但细节必须真实，它是丰富小说的血肉。尤其是我的小说往往是心理细节，如比种种，作品就产生多义性，你所说的缠绵庞杂秘密就在于此。
　　 至于大视野和主题的开阔。这是立足点的问题，比如一个人站在高处，你所看到的高楼大厦只不过像一片瓦砾，你站在楼下就必须仰望它。高楼把视野挡住了，只剩下了寸光，书写空间当然小了。我虽然写了战争、饥饿、政治禁锢等等大事件，有着强烈的批判锋芒，但我不是把视点放在一个政党、一个历史时期的过失来看，而是放在整个人类进程中，各个民族都在寻找自已合适的生存方式，记录这个过程中对人性的建设与毁灭。无论哪个政党，崇尚什么主义，都是一个目的：人类如何活得更合理。当然，争权夺利、英雄情结是人的宿命。但作家必须从中剥离开来，具有大关怀、大悲悯、大叩问。我认为历史的演进不应该出现政权频繁地推翻与被推翻的血腥场面，而应该有机会有耐力改善与革新，一代一代从中获取经验，探索最合理的生存方式。所以，作家出版社总编张陵先生说：这部作品的历史观，不是得出正确与不正确的结论，而是以细节诚实地展现出来。我是认同的。我做了时代的记录员，如能为社会提供参考，当是我最大的快乐。
　　
　　 杨东杰：之前的史诗性作品，比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大部分都是男性的视角，您的小说应该说总体上倾向于女性视角，这当然跟您的性别和体验有关，这样的角度也更新了人们习惯的期待，也给了您的作品一个独特的伦理深度，在您的作品中，您对女性有哪些新的理解和发现？
　　 陈亚珍：我们的民族自从“五·四”时期以来，对生命完善有三个阶段，一、男女平等，二、人人平等，三，众生平等。这三个演进再好不过，但需要漫长的时间才可能实现。比如，男女平等，首先是男人的性别觉醒把女性“解放”出来，走向社会。我有时发现他们后悔了。因为男人与男人竞争，失败的一方是能力问题，但，男人与女人竞争，男人失败了也不服气，往往气急败坏，以男不跟女斗，猫不跟狗斗来维护他们的尊严。社会体制是维护男女平等的，但从深层文化基因并没有彻底改善。然而，女性在社会上起到的作用就如同深厚的土地一样，她是具有建设性、孕育性、创造性的。可我也有一个新发现，女性进入社会成为竞争者，从而也就有了名欲、利欲、权欲、势欲等，种种欲望。如此，也就有了破坏性和伤害性。比如书中的玉米、久妮婶即是。有时我想，最初老祖宗的男耕女织是有分工的。可男权之后，他们就认为女人是男人的附属，他们无视于女性的生、育、纺、织是个艰辛的工作。女性经济不独立就受欺压。性别觉醒的先驱就要让女人参与社会，企图自救。这似乎是一个进步，但是否合理有待于探讨。当创造者、孕育者也变成了伤害者和破坏者，人的心理是否更加混乱？一个剑拔弩张的母亲养育子女，对后代的心灵建设是否有益处？“浮躁”这个说法从何而来？社会上女强人层出不穷是可怕的。过分理性，人的感情就会板结。这是否是感性生态失衡的问题有待思考。我最讨厌“权”这个字眼，男和女本是一个“好”字，加上“权”就离间了他们的关系。包括爱情都充满了功利心。这是我在这部书中，梳理乡村女性性格形成，所思考的问题之一。
　　
　　 杨东杰：小说主题的深度，往往意味着作者思考的力度和广度，是什么启迪了您对人生的思考？
　　 陈亚珍：人性与社会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人心在恶的深渊中不能自拨，在苦源中无法自救，到底是为什么？善良与正直怎么总是受伤害？元凶是谁？由此，我产生了灵魂的拷问和终极关怀。
　　
　　 杨东杰：您的小说名称比较奇特，怎么会想到起这个题目，有哪些寓意？
　　 陈亚珍：这我不能告诉你，它肯定是一个隐喻，但每个人看了作品都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我要说了等于定格，读者没有看书的兴趣了，出于这个损失我保密。
　　
　　 杨东杰：有评论认为这是一部经典之作，您如何看待经典，经典小说应该具备哪些品质？
　　 陈亚珍：有人评估它是经典之作，出于作家的理想我很高兴，但它还必须交给历史去陶冶。至于经典小说的品质，我个人认为，它必须具备如下品质：心灵的共振，获取人生经验，具有普世价值和思想的启示性，对灵魂的拯救意义，并且具有大关怀。
　　
　　 杨东杰：主人公亡灵（惠儿）来到人世间，是寻找身份，爱和亲情的，这一构架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在小说中，过去和现在双重现实的惨烈与黑暗交织在一起，并在亡灵惠儿那里引起回响与碰撞，这样一种感知历史和民族的角度，它跟您的经历或者某种情结有无关系？
　　 陈亚珍：有！我的父亲、母亲的婚姻就是真实的，当时推翻封建包办婚姻，随之兴起了组织包办。我在想：夫妻本是性情的合理结合，难道一个凯旋归来的英雄，就一定该让一个女子以共产党员的觉悟去框定她的婚姻吗？这对人性是不是一种伤害？关键的问题是，母亲宁愿包着这种强行的义务终了一生，都不愿意正视一下有关“爱情”这个生命的含义。我从中体会到任何一种文化，有闪光的一面，同时也有带毒的一面。我的父亲就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他当时的确带走村里的好多男人参加了八路军，带走的人全部阵亡，就他一个人光荣地回来。在太行山一带这样的原形太多了。
　　
　　 杨东杰：您曾经做过大卡车司机，也做过售货员，您如何看待比较特别的经历，这些经历对您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陈亚珍：这正是我的写作资源。这些经历夯定了我的写作立场和感情向度，他们的一声叹息，一个表情，都会让我心动。从一个贫民中走来，永远理解贫民的心态和感情，很多人都说我的作品感情自然真挚，大约与之有关吧。
　　
　　 杨东杰：接下来您还有创作计划吗？您对下一步作品有什么期待？
　　 陈亚珍：作家永远在攀登中行进，如果没有攀登的能力和勇气，立即撤退，绝不能打着写作的名义充当作家这个称号。这对我来说是一种莫大的耻辱。当然，这并不是下决心就可以做到，必须等到下一部作品出来再作裁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