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在深圳某公司上班的时候，母亲忽然打来一个电话，说：“国栋，你爸爸得了癌症，快不行了，怕是拖不过这个秋季，他这一生只养了你这么个儿子，你还是回家照料他几天吧，不然，你爸他会死不瞑目的。”妈在电话里给我说这番话时，她的那种小心翼翼的神情，和对我父亲那种爱的执着和庄重，就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赶紧给经理请了假，第二天就搭乘回村的长途客车，回到了我们天门拖市中心村老家。我回到家里的时候，父亲正躺在门前柿子树下的那张躺椅上闭目养神，那棵粗壮高大的柿子树，因为秋季的到来，正零零碎碎地凋零它发黄的叶片，它的一年之内春华秋实的全部生命过程，就跟那躺在躺椅上的父亲一样，在走过了春暖花开的春天，激情似火的夏季之后，开始步入落叶似锦，白发染霜的晚秋。
　　 父亲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近视眼,他跟村里那些戴着眼镜摆花架子的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因他早年是南河公社少有的几位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之一，早年的刻苦读书使他的视力严重近视，终生离不开这副老花镜。当我走到他跟前的时候，父亲才认出是我，赶紧对我说：“国栋，你狗日的出去就是几年，还晓得回来。”
　　 我赶紧捡了只竹椅坐在父亲的跟前，看起来父亲的生命已衰竭到了极点，但他的性情并没有因为他的生命的衰竭而发生改变，他说话的口气还是那样慢条斯理，仿佛对这个世上所有的一切都很冷淡，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父亲的个头约一米六七，圆圆的脸蛋原本生的白白净净。但他现在衰老的面容生出了大量的老年斑，前额已经秃顶，稀疏的头发一律朝脑后耷拉着。过去，他是一个酷爱吸烟的人，可现在他不得不戒烟，当我从荷包里掏出香烟递给他时，他断然拒绝了。
　　 这时，母亲从房间里取来了他的彩超检验报告单，我拿在手上仔细看了一遍，见那上面诊断为肺癌晚期，父亲虽然戒烟了，但他的肺癌病痛的折磨并没有因为他的戒烟而终止。我在父亲跟前陪坐不到半小时，他就反复咳嗽了七八次，并且咳出血来。但他并不随地吐痰，总是事先准备好了卫生纸，将痰血吐在卫生纸上，扔进纸篓里。他咳嗽的时候，母亲总是站在他的身后，轻轻地拍打着他的后背，仿佛拍打着一位烦躁不安的婴儿，母亲的个头比父亲略低，年轻时候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子，娘家位于永隆镇解放村，大概只读过初中，之前他们并不认识，是家里的一位至亲介绍他们认识，并且恋爱结婚的。
　　 本来在我父亲的眼里，方圆几十里没有哪个姑娘能够与我父亲相匹的。父亲当年是沙洋县中学的老三届高中毕业生，以他的成绩，他本可以进入高等学府学习深造的，但是那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全国所有的高等院校停止招生，红卫兵小将实行全国大串联。那年父亲随着红卫兵的潮流，先是来到武汉大学驻校作短暂停留，父亲是个多才多艺的人，能写诗，会画画，书法也十分了得，他写在校刊上的诗歌引起了学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广泛好评。一个高中毕业生，写作的诗歌超出了大学生的水平，实在了不起。
　　 后来父亲搭火车去了北京，天安门广场前，父亲站在第三排，第一排是警卫部队，第二排是扫雷车，第三排便是我父亲和他身后的红卫兵们，父亲亲眼目睹毛泽东在层楼上接见红卫兵的壮观场面。回村后父亲便成了名人，他不仅成绩优秀，还见到了毛主席，沾了毛泽东的红光，村里人都把他捧到了天上。
　　 之后，父亲先是被南河中学校长汪春树招去担任中学教师，时间长达一年。中学校址位于易家河南岸，几十年来从未迁址他处。除了校舍由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砖瓦房建筑变成如今的教学大楼之外，基本上没有挪动它的位置。那汪春树跟我父亲汪新文虽不是本家，但同是汪姓族人，一百年前说不定是同一个祖宗，自然要保举家族中人做中学教师。但在当年，文革派性观念在村里特别猖獗，汪姓人家在村里属于小姓，以至于汪姓人家在大队支部无人参政，主要成员由张鲁两姓出人组成，加上我祖父的历史问题。所以张书记和鲁副书记就处处压制我父亲汪新文，不让其有出头露脸的机会。当年的南河中学云集着附近十几个村庄的中学生，和一大批优秀教师，我父亲汪新文就是其中一位。一段时间，我父亲曾经在这所中学尽情地施展他的才能，他特别能创作诗歌，搞绘画，为中学生文艺演出编写剧本，写快板书、三句半，学校里的墙报都由他出刊，文艺演出都由他当编剧。父亲一时间成了当地的文化名人，远在荆州、沙洋城区的中学校长，都向我父亲发出邀请，叫我父亲去他们中学担任教师，还有这几个城区的画像馆也邀请我父亲去他们馆里担任画师，但这么多能让我父亲升迁的机遇，都被大队张书记给回绝了，并说我父亲是中心村的人才，不能外流，他必须服从大队党支部的安排。紧接着，他们生怕我父亲获得升迁的机会，赶紧将我父亲从南河中学要了回来，到他们中心小学担任教师，去教那些一二年级的学生学识字，读加减乘除，这样的小学教师在村里随便都能扒出几十位来。
　　 后来我父亲在中心小学任教不到一年，就又被南河中学校长汪春树抽调去中学任教，到这个时候，我父亲这个大才就有了被别人相互争夺的倾向。从文化大革命开始1966年至1972年，短暂的五年时间里，父亲从中学教师降为小学教师，又从小学教师升迁为中学教师，调动的次数多达五六次。尽管有如此之多的频繁调动，父亲从未放弃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编写剧本，和各种说唱文本。当年中心小学有位名叫杨海枝的女教师，特别钦慕我父亲的文采，她比我父亲的个头稍微低了一点，她不仅是小学教师，同时还是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唱歌，跳舞，演出节目，《白毛女》、《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样样精通，同时还能演出由我父亲编写的节目。我父亲当年依靠他能写会画的本领，不仅在南河中学有许多崇拜者、粉丝，在中心小学也有许多崇拜者和粉丝，杨海枝就是其中一位，她不仅是我父亲的崇拜者，同时也是我父亲的初恋情人，她虽然只给我父亲写过一封情书，但我父亲许多年后仍清楚地记得，那情书中最激动人心的句子，后来杨海枝约我父亲外出去幽会，我父亲终于赴约了，他们在村子的北边那条小河边见面了，那小河边有一片温暖舒适的河床，松软而又干净的草地，他们相互拥抱了对方，后来他们在草地上躺了下来，杨海枝依偎在我父亲的怀里，说下许多温柔的话语，表达了她对我父亲的爱恋。那天傍晚，我父亲向杨海枝讲述了自己一个特别大胆的想法，他想组织同学会，成立民主党，要是建党成功，未来中国将是一个民主、自由、人人享有平等，友爱的国家，远离政治的争斗，派性的欺压，那该是一个多么理想的国度啊。父亲给她说着这些，把他的头高高的抬起，仿佛进入梦境一般，一下子陶醉了。杨海枝睁开一双好奇的眼睛问：“那，毛主席他老人家能答应吗？”
　　 我父亲听到这个问话后，先是一愣，随后释然笑了起来：“会的，毛主席他会答应的。不过咱也不能瞎嚷嚷，村里的坏人那么多，一旦被别人使坏，弄不好会功败垂成。”我父亲对杨海枝说着这些，轻轻地拍打着她的后背，就像安慰着一个睡梦中的孩子。杨海枝使劲地朝他点了点头。尽管他们在这条僻静的小河边深谈许久，但我父亲当年是处子之身，把爱情看得特别神圣，最终没能偷吃人间禁果。正当我父亲同杨海枝谈恋爱已发展到如胶似漆，难舍难分的时候，杨海枝的父亲和母亲忽然在村里放出话来，说他们家海枝是要留在身边招上门女婿的，跟她谈恋爱的人要做好当上门女婿的思想准备。这番话传到我父亲耳朵里，给了我父亲一声当头棒喝。恰在那时，族人汪春树同大队支部商量，要将我父亲调往南河中学任教，我父亲匆忙上任，从这段情感中抽出身来。那年正是1970年，我父亲48年出生，那年已满22岁。
　　 二
　　
　　 中心村距离南河中学仅两里路远，父亲汪新文每天早晨六点钟到校七点钟上课，下午五点钟放学回家，都是骑自行车行走，每天傍晚回家时，总要经过大队部旁边那个土戏台子，那是大队安排所有的五类份子用土筐挑土填起来的一个土戏台子，高出地面大约两米，平时大队青年男女在土戏台上演出节目，台下的村民大都能观看清楚，不搞演出的时候，土戏台便成了大队革委会组织民兵斗地主的好场地。那时村里尚未通电，民兵们就在土戏台前的两边各挂一只铁壶，里面装满柴油，往壶里塞进去一根粗壮的棉花捻子，点亮后照亮整个土戏台，然后，连长或者别的什么干部就在那里斗地主。文革初期，斗地主或揪斗别的什么对象都兴五花大绑，反剪着手臂就跟架飞机一样，斗完了还要在村路上游行，呼口号。有时候，地主被绑来时，会场没布置好，或者村民没有完全到会，地主会被暂时关押在土戏台附近的大队办公室，或者学校教室里。 我父亲当年也常常参加斗地主。尽管祖父历史有污点，但父亲当年随红卫兵上北京时曾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在村里是响当当的红派人物。但他在担任中学教师期间，因为教育体制跟大队有些脱节，其活动受限于南河中学教务处，参加斗地主的活动自然就不会找他了。那天傍晚他经过土戏台时有些好奇，每次斗地主或者文艺演出前，土戏台会有民兵在那里布置，如今怎会如此冷清？
　　 后来父亲回到家里，我祖父祖母才对我父亲讲起，说今早上队里那个地主婆陈所英上吊自尽了，地主婆的男人请了几位亲戚和村民将她抬埋在坟地里了。那时，我们江汉平原一带尚未实行火葬，人死之后还是装棺抬埋。陈所英的女儿汪存香上午曾经来找过他，说是邀请他去为她自制的花圈写一副挽联。
　　 当晚，父亲来到汪存香家里，其母陈所香早已抬埋，花圈也已烧化在坟地，亲友们早已散去，家里只剩下父亲汪梁周和汪存香、汪存国一对儿女，那年汪存香年方二十，小学毕业，汪存国年方十七，初中毕业。因旧时青年男女结婚年龄偏早，陈所香去世时年仅四十，因她是附近几个村子姿色很好的女子，地主的祖上才肯娶她为媳。其实陈所英的娘家也是贫苦人家，只因旧时父母贪图汪家富贵，才将女儿嫁了汪家，哪知后来竟成了贫下中农斗争的对象，当年划分阶级成分时，大队部叫她与汪家划清阶级界限，但她只是个普通的女人，又有了汪家的儿女，哪里做得到那些呢，也就任由他们去了。
　　 我父亲想到陈所香只是个普通农妇，她能懂得多少时代变迁，政治风云呢，如今竟遭此不测，心里感慨万千，唏嘘长叹。因为中午汪梁周在家招待亲友，酒菜尚有剩余，汪梁周就留我父亲在他们家吃晚饭，汪存香也执意挽留，所以家父就入坐在了他们家的饭桌边，汪存香姐弟坐在他的左右，始终不说一句话，气氛有些沉重。汪存香也出落得跟她母亲一般标致。汪梁周在饭桌边因喝下两杯白酒，情绪有些激动。回想起家父解放初期被政府在严家湖那片荒地里，同其他一群地主执行枪决，等候在一边给他收尸的汪梁周和陈所英夫妇最终用板车将死去的家父拉回汪家坟地埋葬。母亲那年年仅四十，跟陈所英差不多大的年龄，之后母亲在坟地里大哭三天三夜，其哭喊之声凄厉惨烈，形同喊魂，之后绝食身亡。那时汪梁周和陈所英结婚不久，尚未生育，本想家父被处决，家母亡故，政府部门应该息事宁人才是，所以陈所英就一门心思地同汪梁周生儿育女，安安稳稳地过他们的小日子，哪里想到时间一晃就是1954年，村里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划成分，汪梁周和陈所英又被冠之以地主和地主婆的身份，刚开始那几年只是斗了几回，但到了文革期间，村里人就变得疯狂起来，因陈所英平时对村干部言语有些反感，故而长期以来，大队部每次斗地主，就拿陈所英开刀，想到两代人的遭遇，汪梁周心里难免悲愤激动，后来，汪梁周借酒浇愁，在屋子里大声吼道：“我以为是什么正经人，原来是几堆狗屎。”
　　 我父亲放下碗筷道：“叔，话不能乱讲，他们可是贫下中农哩。”
　　 “喔，他们贫下中农就兴为所欲为呀，你婶子虽是地主婆，斗争她可以，但那连长张大年在大队办公室趁无人之机，对她进行人格侮辱，极尽猥亵淫邪之能事，后来你婶子躲在墙角，张大年又掏出下体朝她头上撒尿，每次斗她都是这样，还有那个民兵排长，治保主任都先后对她进行人格侮辱，真是无耻之极呀。”汪梁周一边骂着一边涕泪横流起来。
　　 我父亲眼见着梁周家里的状况，心情沉重到了极点，后来父亲十分肯定地对他们父女说：“婶子是个好女人，这一点村里的老少爷们心里有数，没他们说的那么严重。”
　　 后来汪梁周又对我父亲讲到上午给孩子他妈办丧事时，因为没请到家父为他们题写挽联，所以他们去请了村里的彭先生彭玉为他们题写挽联。彭玉出生地主家庭，早年因学习成绩优异，其父曾送他就读于荆州师范，后转入黄埔军校深造，毕业后在湖南省国民党军区任职，后任军官，内战后期来不及撤走台湾，全部军政人员被围困于一个山顶，后被送往劳改农场服刑将近二十年，两年前才被遣返回乡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彭玉当年已有四十多岁，建国前夕就已结婚，后生下一子一女，但他的大部分时光都是在监狱和劳改农场里度过，妻子在家独自抚养着两个孩子，只是近两年才团聚在一起。彭玉为汪梁周的妻子写下挽联后不久，小学校长和民兵连长就带着几个民兵来到他们家的门前，将那些花圈上的挽联撕了个稀巴烂，并且赶走了彭玉，还指责他们说，一个地主婆死了，还永垂不朽，万古长青，简直是胡说八道，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汪梁周当时心里一想，说的好像也有几份道理，于是只好简单地抬埋爱妻，亲戚们送来的花圈也拉往坟地销毁。 父亲听完汪梁周的讲述，心里难免引起几份感慨和悲愤，连一个死去的人都不放过，那帮人也太不仗义，太不道德，也就一副挽联而已，她要真能永垂不朽、万古长青倒好了，犯得着在一副挽联面前那么严肃认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