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二大娘，可是三里五店有名的农活好把式，什么时间，什么节气，种什么农作物，她都如数家珍。她还有一个“特异功能”，早上看晨露知天气，路上看晚霞辨风雨。她抽烟、喝酒、大嗓门，荤话、俚语、半掉子。往往这样的人都是大大咧咧不拘小节，但二大娘吃起饭来很文雅，每次都是两腮微动，细嚼慢咽。她还有一个习惯性动作，总是用右手托在腮下，我以为是怕假牙掉下来，或者怕食物掉到地上。
　　 我就问二大娘这个问题，她总是说习惯了，再细问，还是说习惯了，这个习惯性的动作是如何形成的呢？习惯性问题不能习惯性地问，得到的永远是习惯性的回答。这里面肯定有深层次的问题，只是大人们对小孩难以启齿，不想对小孩说罢了。
　　 为解开这个谜团，我想到了本家的三爷，他长期主管本门的红白喜事，我从小就是个乖孩子，很受三爷的器重，三爷逢人必夸，这孩子长大了，肯定有出息。上班后，每次回老家都给他带点小东西，什么腰带、茶叶、剃须刀等等。三爷也知道我返城的时间，早早地就把时令瓜果送到门口了。周末，我吃过晚饭，估摸着三爷还没有出去纳凉，就提着两盒酥饼走进了三爷所在的北屋。根叔也过来凑热闹，三句好话再加半包烟，我就把他打发走了。
　　 三爷问我：“啥事啊，还得把根支走？”
　　 我说：“我们文联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让我写一篇关于50年代当地生活状况的小说，我想问问，那个时代咱村的事，听说咱村还出现过饿死人还有人自杀的事？”
　　 “不要打听这么多，谁告诉你有这事，这事不能说，天煞啊！”
　　 不等他说完，我打了个停的手势，说道：“现在提倡言论自由，中央也在正视这段历史，历史能让人明白一个真相，总不能再让后来人走弯路吧！你放心，我的小说不用咱村的名字，我可以说是河北魏县、山东莘县，反正又不远。”
　　 我在三爷面前说话还是有份量的，就直奔主题：“别的不说，就说说我家对面二大娘一家就行。”
　　 三爷开始了他满满的回忆：你二大娘是城东大户人家的姑娘，被日伪军头目抓到炮楼里，强娶成了小老婆。解放后，几经转折，才嫁给你二大爷，你二大爷比她大十几岁，当时你二大爷跑西口，又不在家，她是抱着公鸡入的洞房。这样的人往往让人看不起，她婆婆看得很紧，给她立了不少规矩，不准单独外出，更不准上街赶集，防止有人背后戳脊梁骨说闲话。吃饭时，必须用手接住，防止食物掉在地上，否则不给饭吃。58年大跃进，社会上乱起了一股浮夸风，人都像疯了一样，丧失理智，说大话，吹牛皮。说什么“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口号，咱村也不能落后，也放卫星，说空话，虚报产量。当时，生产队长是你二大娘的公公，因完不成公社定的征购任务，遭到上级组织的批斗，开始是训斥、站桌子、过筛子，时间长了受不了，就开始乱说，一会说粮食埋在西过菜地里，派人去挖没有；一会说埋在打麦场，一挖也没有，最后说是在家里，家都翻底朝天了，还是没有。这样没完没了的批斗，再加上挨饿，他实在受不了，晚上就跑到村北地里，身上挂上自制的土雷把自己炸死了。当时，给他的定的罪名是畏罪自杀了
　　 公公已死，丈夫又在外地，还有四个孩子，你二大娘家就更惨了，亲戚邻居家家都穷，谁也接济不了谁。当时有一个不公开的秘密，可以把家里一些值钱的东西，到山东荷泽换些红薯干面，回来自己偷着喝稀饭，伴菜团子吃。听说她从炮楼里带回一些银器，私藏了起来。大冬天，她把孩子安顿好，趁着夜色怀揣着银器和衣服就上路了，一百多里地，走了一天一夜，到黄河边上再趁着夜色坐小船到对方山东菏泽。据说领村有几个人去换粮食，晚上遇到黄河发大水，掉在漩涡里淹死了。换到粮食后不能背着回家，得把裤腿、袖口绑起来，把粮食装进去，扮成走亲戚的摸样。白天走小路，大路各个路口都有民兵站岗盘查，晚上再走大路。身上绑着粮食走路，迈不开腿，好不容易快到家门口了，她又累又饿，想休息一下，躺在路边就睡着了。天刚亮，被乡里巡逻的民兵发现了，真接拧进了公社，从菏泽换来了粮食也充公了，还挨了批斗。当时，社员每人只有二两半口粮，每天吃饭只能分到一马勺稀汤，个个都饿得骨瘦如柴，面呈菜青色，许多人都得了浮肿病，眼睛肿得咪成一条缝，腿上一摁一个坑，坐下来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不久，她的两个孩子得了浮肿病死了，婆婆为了给剩下的两个孩子留点口粮，拒绝进食，活活把自己也饿死了。
　　 你二大爷老实巴交，为了多挣钱去了内蒙，好几年都没有回趟家。你二大娘变样了，大大咧咧、不拘小节、婆婆妈妈、疯疯癫癫，见谁骂谁，村里的干部也骂，乡里的干部也骂。谁都看她可怜，也没有人追究她的事。那几年只要是能吃的，又吃不死人的东西她都吃，树叶、树皮、草料、水草自已先嚼碎，再用手接住，强塞进孩子嘴里，就是这些，现在连猪都不吃的东西，把孩子养活了。
　　 有一次，队里的种的萝卜都掘地三尺了，不可能再有萝卜头和萝卜须，她还是把孩子放在地头，孩子哭时哄哄，等孩子睡着了，她就借着月光把地横着翻一遍，再竖着翻一遍，看到小萝卜头和萝卜须就捡起来，一晚上就捡到几个萝卜头和一把萝卜须，第二天给孩子炖汤喝。还有一次，生产队用麦秸和红薯秧磨成粉分给各家，她去晚了，最后才分给她，她嫌分的少，坐在地上抱着生产队的腿又哭又闹，生产队长拿她没有办法，只好从各家各户分到手的粮食中这个抓一点，那个捏一点，给他添上了，才破啼为笑。有时候，她也去偷生产队的庄稼，趁着看庄稼的人打盹，上厕所的间隙迅速拔两颗就跑。庄稼快成熟了的时候，生产队天天派人天天盯着她，她走到哪里人就盯到哪里，她也有办法，就假装脱裤子，趁机跑掉了。
　　 62年，农村恢复了自留地，她为了多分点地，就主动要去村北头的老坟场，就想多开点荒多种点地。秋收的时候，为了怕人偷庄稼，她在坟头上方搭了庵棚，每天踩着坟头上下，晚上一个人睡在上面，守护用心血换来的果实。
　　 ……
　　 我明白了，生活最艰难的时期，经常吃这些酸性的东西导致了胃病，她吃饭时细嚼慢咽原来是胃病惹的祸，她右手放在腮下接食物的习惯性动作，至死未变。二大娘前几年走了，每年清明，我都去给她燃一柱香、烧一叠钱，祝她老人家在天堂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