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燕：陈老师您好！最近我们“纸磨坊”文化有限公司，有幸重印您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这部长篇小说，现在网上和业内人士正在热议，有人说这是一部中国版的《浮士德》、也有说是中国的《百年孤独》、还有人说是中国的《死魂灵》、《一个人的遭遇》，还有一种说法是发生在山西的《平凡的世界》等等。我们见到业内人士的评价也很高，比如雷达先生认为此书“创造了文学奇迹，是新历史主义观念下的一块厚重的基石”；蔡润田先生则认为，此书“具有普世情怀和超越意识足堪传世的长篇史诗”；傅书华教授认为：“是新时期女性写作的新进展”；董大中先生认为：“此书对当代文学有两个贡献，一是在抗战争的描写上有了突破和创新，二是为二十世纪人类实现共产主义提供了活标本”。网上也各抒己见，认为是“中国文学上的一笔财富”等等。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一百个人看了有一百个哈呣雷特。对这些说法您是怎么看的？
　　 陈亚珍：产生热议效果让我始料不及，我认为这部书是我写作历程中比较满意的一部，好到什么程度我个人无法考量，因为我阅读非常有限。至于中国版的什么什么，那都是读者自身的感受和精神对接，但它终究是陈氏亚珍版吧。我以为善于思考的人，思想往往会像条条小河归大海的汇合。东西方国家虽然文化不同，但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人类世界，评论界说《浮士德》是德国社会的一面镜子，是浮士德一生的精神求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这部小说的艺术内涵也是这样一个格局。有人说是产生在山西的《平凡的世界》我并不赞同。《平凡世界》书写的是生存求索，关照人生励志。《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书写的是精神求索，关照的是人类生存的处境。但从视角立场和表现手法，读者可能在各自的阅读经验中取得感受，我想大约这就是上述的各种感受吧。至于各种热评，我当然很受感染，这或许是我久久的企盼吧！
　　 邱燕：您的名字并不是很熟悉，但这部书我们看了都觉得不寻常，这就更产生了一个神秘感，我很想知道您是怎样走上文学这条道路的？是纯粹爱好还是有家族遗传因素？您认为文学的真正价值是什么？
　　 陈亚珍：我走上文学道路完全是出于倾诉欲望，家族丝毫没有这方面的遗传基因，更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资源。父亲戎马出身，母亲是个服装裁缝师。我父亲一生可能最遗憾的是我奶奶一生没有吃过一个白面馍，而不是没有看过一本书。而我走上文学道路，是因为我缺少人世间最珍贵的情愫“爱”！我认为：文学就是寻找人间之爱，爱是人世间的最高法度！这种感悟来自于我自身的体验。我出生的时候正值“大跃进”，我的父母，一对夫妻，两个党员，共产党员在“大跃进”是要起先锋作用的，生孩子也得先考虑党性，据说我父亲为了革命工作不愿意让我出生，是母亲执意保全我来到人世间。估计如果我自然流亡母亲也不见得有意见，但不识时务的我就这样死切白赖地出生了，脱离母体三天之后，我父亲就把我送给奶妈，那时候我认为奶妈就是妈，去了“奶”就绝不是妈。这样从六岁回到家里，凭空又换了个完全不一样的妈。一切都是陌生的，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是冷漠的。据说我是从奶妈家回来眼泪最多的一个孩子，能把日头哭暗，房顶哭得唰唰落土。而且还企图私奔去找奶妈，让我妈揪回来一顿打。一个六岁的孩子她需要爱不需要孤独，可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个隔膜，小时候不知道，只怨恨父母心肠冷。与家庭感情还未恢复，文化革命爆发，我父亲不幸走了“资”，保姆也不让用了，人家提出来这是新的剥削行为，没人管我们了，姐妹们就各奔他方，亲戚们谁愿意收留我们，我们就到谁家去，我去的是我姑姑家，户口也落在农村，我的身份也就成了农民，在农村生活长达9年时间，在这个村庄里我是外乡人，常常受人欺负。回到父母身边，这个小城也不接收我，同学们叫我是乡巴佬。和亲情也筑起了不可愈越的屏障。那种失爱的孤苦，那种被亲情遗弃的感伤，那种如浮萍一样的漂泊感，于是就有想要诉说的欲望，可是无处释放。我妈没有打过我，她最大的惩罚是冷。后来我想给我妈写封信诉说我的苦楚，可我知道我永远不敢送给妈妈看。这封信写了10年，最终写成了长篇处女作《碎片儿》。这部书出版之前我已经写了一部分作品，但走上文学道路最初的契机原于向母亲诉求爱。后来我发现我们成长的这个时代，类似我这样的家庭，父母子女的感情隔膜是普遍的，有的干脆老死不相往来，一个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但为了大爱失却了小爱，大爱也就形同虚设。这让我开始思考失爱的成因。世界上缺衣少食是肉体上的一点痛，如果人世间缺了爱，心灵就会冷！所以我的文学核心就是呼唤真情呼唤爱。没有爱的世界，是畸形的变质的世界！在我的生活经验当中，从小爱至大爱是一个慢长的扩充过程，人常说苦难可把人造成两个极端，一种是至恶，一种是至善，我大约靠近后者。当一个人内心充满了爱与善念的渴求，才会对万灵拥有怜悯之情。那么，假如人与各种关系都有爱心，社会的“和谐”才能实现。所以我认为：爱是人类的最高法度！
　　 邱燕：据知您不是科班出身，开过大卡车，当过售货员，没有受过文学上的专门训练，我想知道您的文学之才从何而来？你的文学环境又是怎样的？
　　 陈亚珍：是的，我开过7年车。当过10年售货员，此后调到晋中文联《乡土文学》任编辑差不多二十年了。我不是科班毕业，也没有机会得到文学方面的正规训练，可以说，哪班列车也赶不上，也许这恰恰成全了我的独立。我说的独立，不是指离群索居的外性生活态度，而是独立思考的空间。人一旦有“遗弃”感就有了思想的巨大空间，也有了反观社会，反观人群的力量。现在看来不是科班出身，恰恰对我的语言创造是个巨大的释放。一个写作者有讲故事，有想像能力是先决条件，但这只是初始写作阶段。具有独创性往往需要思想、精神、情怀、视野等等的诸多元素。只有站在人群的高端，才能发现人群的异端。而我的文学智慧的开发，源于我的“精神父亲”孙光明先生，他是个著名导演，曾执导过60部影视剧，也是《三国演义》导演之一，他这个人学识渊博，胸襟、情怀、人品是我效仿的典范。1994年我们合作过一部电视剧叫《路情》，书写的是养路工的生活，他拿到剧本后很惊讶，说过么一个平常的题材，让你写的有悲有喜不容易，而且说我很有艺术天份，我当时为这样的赞赏很满足。此后我们常通信交流，主要是我对文学方面的请教和互动，我惊异于他对文学难题解答的耐心、认真，诲人不倦的态度，引经据典开启智慧。我觉得他的艺术心灵就是文学的宝典。我的长篇处女作《碎片儿》还是手稿的时候，首肯者是孙光明先生，他说虽然影视基础很好，拍出来既感人又省钱，但一定先出书，否则就浪费了这么好的文学语言了。此后我的每一部每一篇小说、散文都在共同探讨成败缺失，主要是艺术心灵的审美惊人的一致，非常难得。我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还未出版，他看了说，你的头脑和笔一定是上帝亲吻过的，处处都是神来之笔，一定会有雪花满天飞的一天。可是前四部长篇出版非常顺利，恰恰这部书出版受挫，八个出版社拒绝出版。我很痛苦，孙导说，请相信我的预测，你的文学会有一个好前景的。你的哲思、文字力量都是不同凡响的。这话说多了就失去了效力，我说也许是您的偏爱吧。孙导气定神闲，如同一个通透世事的哲人，说你正经受着一个作家应有的磨难，一个优秀的作家不经过精神折磨成不了大器，刀不磨不快，斧不磨不钝！一部好作品往往会挫折重重，一个是认识问题，一个接受问题，（类似的话董大中老师也曾说过）别急。你等待的只是个机会，是一个更有力的拍乐来发现。俭以养德、静以养性、淡以明志，送你一个字：静！现在回想起来，我低沉的时候给我鼓励，我膨胀的时候给提醒。我这么多年默默耕耘的力量和智慧都是我有这么一个“精神父亲”的鼓励，这么一个高级读者的首肯，这么一个艺术知遇的交流，才得以一步步前行。因为他一直给我编织一个童话般的美梦。我似乎感觉到我的艺术智慧才刚刚开始。
　　 邱燕：看你的童年是不幸的，但成年又是这么幸运，我觉得他不仅是你的文学导师，也弥补了你父爱的缺失是吧？从你幸福、满足的表情，我看出了这一点，很羡慕你有这么一个艺术导师、精神父亲的相助，我大致了解了你的艺术环境了。那么我想请您谈谈您的《羊哭了，猪笑了，蚂蚁病了》为何会起这样一个标题？这是很多人想了解的一个问题。
　　 陈亚珍：这部书最初的标题叫《死灵魂手记》，后来考虑到俄国有部小说叫《死魂灵》，让人觉得好像受名著的影响，有蹭份之嫌，觉得不够独立，文学创作贵在“创”字，没有独创感将不是成功的作品，包括标题。有一天外出散步一个朋友说，我们都是上帝的羔羊，所有的羊都必须经过这个门。我突然想到既然上帝造了我们，让人一生中只完成一件事：“爱”！那为什么人间还要有战争，制造邦与邦之间的恶性仇恨？撒旦是邪恶之神肯定是撒旦的主意，那既然上帝是全能的，为什么要把“羔羊”交给撒旦让“羊们”相互摧残？消灭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民族三足鼎力，国民党、共产党、日本侵略者，三家都需要人民成为彼此战争的力量，能认清谁是未来的领头羊，并不普遍，男人们在前方流血，女人们在后方流泪，这就有了“羊哭了”的定意。也就是第一部“天问”。战争是全人类的灾难，所以我要问天。全书分三部写，我比较理性地思考了新的历史时期的三大战争：武力战争，政治战争，金钱战争。“猪笑了”可谓政治战争，反思解放以来，从“大跃进”、“三年饥饿”、“文化革命”等特殊年代，人们的头脑、心灵、嘴巴、眼睛、耳朵都不过是破碎的零件，不能发挥自己应有的功能，一但功能生效就有可能犯错误。公共空间占有了私己空间，集体无意识，精神大狂欢，这就真应了“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句名言了吧。“蚂蚁病了”，我认为金钱也相当于一场战争，金钱调动了人们最大程度的欲望，什么都可以不顾。欲望蛀空了人的灵魂，如同匍匐在地下爬行的蝼蚁，自动放弃了一个人应有的尊严，用金钱来衡量一切是这个时代的特征，这个时期什么都可以用来消费，身体、灵魂，才华、名份等等，一切都是交易的资产。我认为这是人文衰败的最大危机，可以说，人类战争消灭的是人的生命，政治战争消灭的是人的意识，而金钱战争消灭的是人灵魂。而且，这种消灭是泛化的，是针对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普通弱小民众的。返回来我又要提到“爱”的字眼了。武力战争有爱却不能爱，政治战争高喊着爱却没有爱的自由，金钱战争有了爱的自由却由于个人欲望过纵失去了爱的能力。所以我才发出天问、地问、心问。人类到底怎样生存才最合适，至今没有找到，如何找到人最好的生存方式还是个凝难问题。标题大致是这些考虑。
　　 邱燕：这么说“猪、羊、蚂蚁”原来是人的生存隐喻与象征，很有意思。那么您的这部小说最初构思是源自于什么？有没有创作原型？
　　 陈亚珍：这部小说当中的那个“灵魂”是源自于我的一个同父异母的姐姐，这个姐姐，走路的时候总是姗姗而来姗姗而去，只怕发出声音惊动了别人，看人的时候不敢理直气壮，只要别人发现了她的目光她立即游离而去。从中我看出她的自卑，畏惧，好像每一天都有人要审判她一样，她自动把自己推向家庭亲情的边缘，她从来不敢成为中心，甘愿接受别人的冷落。我每看到这种目光就觉得有无穷的故事。有一天一个亲戚说，这个姐姐神经出问题了，总是一个人在地里劳动，片刻之后就哭开了。我心一紧！我觉得她的心是空的，冷的！这位姐姐去世的早，她的遗照那双怯生生的目光更加触动了我的心，而且久久困扰我的情绪，我觉得她是真正可怜的人，因为战争父母分离，之后生话窘困，婚姻不幸，都与社会动荡，对家庭个人的冲击有关，但她无力抗拒，造就了她这样的生命状态。是什么消灭了她的自信、尊严、意志？我久久思考。其实每一个人身上都有社会的影子。我的小说就原于这一双目光的启发。
　　 邱燕：您的小说写得很不好读，不易快读，得细嚼慢咽才能品出味道，可是现代人的节奏太快，看长篇本身是个困难，看您这样细致的作品面对真正读书的人才行，创作的时候是否考虑过读者与市场？
　　 陈亚珍：没有！我创作只靠内心的冲动，从来不知道读者需要什么，也没有考虑过市场。因为创作是心生命不是物生命，物生命是应他者需要而生，心生命是应自身体验感悟而生，能否引起他者共鸣和需求，那要看你是否具有普世价值，触动他人之感才有存活的生命，否则是短命的，它必须来自作家生存生活的体验。我始终认为，创作过多考虑外在的东西是巨大的负担，必须服从自己内心的声音真情所至。好的作品真不一定好读，它必须是细嚼慢咽才能品出味道，一字一行，而不是一目十行。比如阎连科的《日光流年》那才叫难读。可你仔细品，那味道才叫浓。《百年孤独》一目十行是对它最大的侮辱，它也绝对不会给你带来滋养，因为你没有尊重它。它不属于快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