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到二年级了，二位数的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还不会做，被老师送回家。正踩着缝纫机嗒嗒嗒地做衣服的娘，眼帘低垂着，视线没有离开上下飞速窜缝的针头，问道：我这儿子会不会留级？
　　 留级是肯定的，如果是低能儿的话，是要退学的。
　　 低能儿？缝纫机停止了欢唱，娘将针头下的两片布的布边拉伸贴紧，缝纫机又嗒嗒嗒地唱开了。娘说，不会吧？
　　 老师看了一眼傻傻站在一边的我说：二位数的除法，全班五十个学生都是一教就会的，就他教牛一样，一遍一遍教不会，不信你看看他今天做的作业。
　　 娘这才抬眼瞧了一眼老师，停下手头的活，打开我的书包，翻开我的作业本。本上只抄写了几个例题，没有计算过程，也没有答案。娘说，我这儿子我了解，还不至于痴傻，主要是胆小，不懂的地方不敢问老师，在家里我教教他，用不了几天，他会赶上来的。
　　 两天后再上算术课，我惊喜地发现做二位数的除法，竟是这么简单而有趣。老师看了我的作业本，把我叫到黑板前，重新出了一道题，要我当场做给她看。我把计算过程和答案写在了黑板上。老师瞪直了眼睛：前两天对着算术题还懵懵懂懂的呆子，怎么突然会做算术题了呢？
　　
　　 二
　　 娘能够教我算术，说明娘是上过学的，但我之前并不知道，娘对我兄弟几个也从不提起。
　　 娘不像其他农村妇女那样，会上山下地干粗活，会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会参加社队的批斗地主大会和忆苦思甜大会。娘很少出门，很少走亲戚，连供销社、收购站、卫生院这样的公共场合，非到万不得已也不会去，一天到晚、一年到头基本上呆在家里，除了做家务之外就是裁剪布料做衣服。本村和周边村的乡亲送来的布料在裁剪台的一角叠着，娘日日夜夜裁来缝去总不见少。我没有办法将孱弱的娘与上学识字的文化人联系起来。一次，我做完家庭作业，趴在娘的对面看她缝纫衣服，问：娘，您上过学吗？
　　 上过学的，娘读了六年私塾，起码相当于高小毕业。
　　 高小毕业，算是个有文化的人。我就读的大队小学里有五个老师，除了两个年轻老师是高中毕业之外，另三个都是高小学历。我说：做老师比做裁缝有出息啊，娘为什么不去学校做老师呢？我也好沾娘的光。
　　 老师哪有自己想做就做的？娘踩着缝纫机说，不要管娘，娘只想你兄弟几个好好读书，长大了能当老师，能有出息。
　　 大队小学毕业了还要不要上学？
　　 当然要上学，到公社去上初中。
　　 那公社初中毕业了呢？
　　 上高中呀，你兄弟几个都要上高中呀。
　　 那时候，大队有小学，公社有初中，而高中，要到二十多里以外的区上去上的，要带粮带铺盖住校的。我问：家里供得起吗？
　　 只要娘还能做衣服，就是拚了命，也要把你兄弟几个，一个一个供去上学。
　　 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上大学这回事，以为高中毕业就到顶了。我问：那高中毕业了就能当老师，就有出息了是吧？
　　 还不行，还要继续上学。
　　 那，到哪里去上学呢？
　　 娘不说话了，只是一个劲的踩缝纫机。几年之后我才明白，我不知道有上大学这回事，娘却是知道的，那时候的大学叫工农兵大学，只有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弟，通过大队、公社、区、县层层推荐上去才能上，而我及我的兄弟注定是不可能上大学的，这叫娘怎么回答呢？
　　 娘将衣服缝纫好，举起来检查了一番，就开始一针一线地钉钮扣。娘又说：不能继续上学就不好好读书了？不可作贱自己呀，学到的知识是别人拿不去的，回生产队种地照样用得上。
　　 突然，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摆在了我面前。那时候语文课本上有一首反映新旧社会对比的打油诗，我记得是这样写的：爷爷七岁去逃荒，爸爸七岁去讨饭；今年我也七岁了，高高兴兴把学上。学了这一课文，我头脑里形成这样一个概念：在旧社会，凡是贫下中农都是逃荒要饭的，只有地主才上得起学。因此，区分好人与坏人非常简单，凡是文盲就是贫下中农，就是好人，凡是识字有文化的就是地主，就是坏人。爹是文盲，所以是好人。娘呢，比爹年长很多，肯定是在旧社会上的学。哎哟，坏了坏了，难道娘是地主？这是我无法接受的现实，我又用反推法驳斥自己：如果娘是地主，公社、大队甚至我就读的大队小学，经常开批斗地主大会，怎么不见娘被押上台批斗过？如果娘是地主，那外公和大舅肯定也是地主，外公在我出生之前就过世了，不好说，大舅就在本村，却是贫农。我想来想去，头都想疼也没有结果，就嚅嚅嗫嗫地问：娘，您会不会是地主？
　　 娘似乎手被针扎了一下，突然停顿了手脚，抬头看了我一眼，没有回答我，埋下头继续钉钮扣了。
　　 娘终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第二年冬季得了一场暴病，竟去了另一个世界。
　　
　　 三
　　 娘没了，偏偏爹又患了肾病。爹是木工，做不了重体力活了。奶奶本是和爷爷住在山上老屋里单独另过的，住到我家来了，养鸡、喂猪、洗衣、熬药、做饭……撑起一个残破之家。上初中的哥哥辍学了，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壮劳力一个工记十分，哥哥记三分。我和弟弟仍然上着学，放学之后要去拨猪草，要给自留地除草；农忙时节要帮忙收割庄稼；寒暑假里，主要是跟随大人上山砍柴。
　　 爹的肾病渐渐好转，复工了。
　　 日子流淌着，苦涩，艰难，也不乏希望。
　　 由于连年的“农业学大寨”，近处的山都被糟蹋得光秃秃的，砍柴要到外大队的深山里去才行。早上太阳还没出山，带上准备好的中饭出发，走二十多里山路到了外大队的深山，将中饭存放在就近的山民家里或山铺（看护山林的人搭的简易草棚）里，砍好柴禾去山民家里或山铺里歇脚吃中饭，再挑着柴禾回到家，天已经擦黑，人也累成一摊泥了。
　　 有一次，我跟随邻居大哥进深山砍柴，在山铺里歇脚吃饭。山铺的主人是一个胡子花白的老爷爷，问起我是哪家的孩子。邻居大哥报出我爹的名字，老爷爷说不太想得起，我又报出我娘的名字，老爷爷立刻凑过来问道：你就是贞香（我娘的名字）的儿子？啊呀呀，第二个儿子也长这么大了。老爷爷告诉我，我外公本是苦出身，从江西那边逃荒到这，靠在这一带背毛竹开纸作坊，置办了几十亩田产，土改时定为地主。
　　 既然外公是地主，那么我娘出生于地主家庭也就得到了证实。但是，娘的哥哥即我的大舅却是贫农，就住本村的东头，这是怎么回事呢？
　　 老爷爷告诉我，我的大舅也是地主，土改时集中关押在农会里。就在要枪决地主的前一天夜里，农会里有人趁黑夜打开牢门的锁，放跑了大舅和另一个地主，大舅从此踏上了隐姓埋名的逃亡之路，等到暴露身份从外地抓回来，五年时间过去了，不再枪毙地主了，改为发配到东北某农场劳动改造。随后，舅妈和两个儿子（即我的两个表哥）也被发配到劳改农场落户。老爷爷还告诉我，本村的那个贫农大舅和我娘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啊，学校里老师讲革命故事，讲到过本乡两个地主逃跑又抓回来，我以为这故事与我家毫不相干，还和同学们一起鼓掌呢。啊，我娘在亲哥哥逃亡的情况下，认一个贫农作为干哥哥，后来又嫁一个贫农的我爹，这是活命的根本啊。
　　 还好，我娘没有挨批斗。我这样说。
　　 怎么没有挨批斗呢？老爷爷叹息一声，告诉我实情：大舅逃亡之后，外婆经受不住抄没家产和独子失踪的打击，忧郁成疾，不久病逝。我娘是个老姑娘，到了三十五岁才嫁给我爹，出嫁的时候带着两大件：一是赖以自食其力的缝纫机，二是无依无靠的地主外公。那年，我哥在娘手上抱着，我还没有出生，有人要绑外公去游街，那是下着雪的冬天啊，娘把外公拦下，把怀里的我哥往奶奶手上一塞，就替外公让人绑去游街了。娘是在外公去世之后，三十九岁才生下我，过了四十才生育弟妹的。
　　 不知不觉，我已经泪流满面。
　　 老爷爷说：你大舅逃亡之后，你娘给你外公养老送终，再把你兄弟几个带大，真是不容易啊！
　　
　　 四
　　 娘之所以要对我及我的兄弟隐瞒身世，是因为担心我们在学校里受到歧视，更担心我们自暴自弃，成为扶不起来的阿斗。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家庭成份问题就不是升学和参军的障碍了，我上初中，升高中，参军，读军校，入党，提干……似乎有神灵相助，一路顺畅。
　　 记得奶奶曾经说过，我那从未见过面的大舅，只要还在人世间活着，总有一天，会从遥远的北大荒回到故乡来看我娘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大舅果真回来了，回到了阔别三十多年的故乡。大舅已近七十岁，摘掉了地主和劳改犯两顶帽子，是农业部直属的国营农场（前身是劳改农场）的退休教师。大舅在外公外婆的坟前祭拜之后，在我娘的坟前呜咽恸哭，长跪不起。那时，我正在军校里学习，哥哥在书信上告诉我这一切。我想，娘在天堂，会听到大舅声声叩谢的。
　　 回乡探亲的时候，爹对我说，你有今天的前程，该是你娘的风水应验到你身上了。我不认为这是迷信。我拜倒在娘的坟前。伴随着香烟袅娜纸灰飞扬，我的耳边竟又响起了嗒嗒嗒的缝纫机声，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时而激越、时而低沉、时而紧凑、时而舒缓，如歌如箫，如泣如诉。娘啊，这是您在说话吗？是的，是您在说话。家族遭遇劫难，身心经受重创，您有满腔的冤屈要申诉。命运多舛而抗争不休，日日操劳，勤俭持家，您有美好的愿望要表达。中年生育儿女，对儿女疼爱有加，同时也寄予了重望，您有太多的教诲要叮嘱呀。娘啊，您当年其实是有很多话要对我说的，只是我这个不争气、不懂事的儿子没有听进去，现在您就尽情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