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每晚散步的路上，都会发现一些小小的变化。
　　 在去大稿村的岔路口，有一支唱歌的团队，经常在那里唱歌。唱歌的男女人员，最近有些变动。
　　 新增了几个年轻点的男女。在苍老声音的扫荡下，突然有娇嫩的歌喉插进来，它挠痒你的耳朵，你的精神为之一振，好像世界亮堂起来，黑夜不再黑暗了。
　　 我每次是走到京哈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再折回来，当走到去大稿村的十字路口时，就站在路边看一会儿他们唱歌。
　　 有时候看到的是男女重唱，有时候听到的是男的或女的独唱。男的有新人，也有老的。一个头很小，肩膀却很宽的家伙，他是老唱歌的人，几年前就看到他在这里唱歌了。
　　 他总是穿着花花绿绿的T恤衫，下着一条浅色的长裤子。他唱得并不好，嗓子天生的沙而不亮。
　　 那晚，他和一位妇人一起唱张振富、耿莲凤重唱的《祖国一片新面貌》：“哎……/山也笑水也笑/你看祖国大地满园春/形势无限好啊/哎……天也新地也新/一代革命新人在成长/一片新面貌啊/新建的厂房一座座/新铺的大路一条条/新竖的井架一排排/新架的银线一道道/哎嘿哎……啊哎……/钢铁又多新高产哎/石油又创新指标哎/科学技术开新花哎/工业又传新哟新捷报……”
　　 多么熟悉的歌曲啊！高亢明亮的歌声，打开一个时光的天窗，给我牵来遥远的童年。从歌声的窗口里，我看到了那个激情昂扬的时代以及精神饱满的人们，还有守在屋檐上的广播下面，痴痴地听着这曲子的自己。这激越的歌声，唱出我们这代人的美好的记忆，耿莲凤与张振
　　 富，是那个时代最受欢迎的一对重唱歌手。后来听厂工会的韩说，他在北京见过他俩，还说，两人半天没见到就坐立不安。看来，歌声的魅力不仅是听者，连歌者自己也会被深深感染的。
　　 妇人是新来的。个头不高，一米五八的样子，皮肤微黑，眼大而亮，鼻直而高，年龄四十五六岁左右，脸上还残存着青春的风采。
　　 她蓄一个清汤挂面的直发，比较短的头发垂到耳根，像黑溜溜的西瓜皮扣盖在脑壳上似的。脖颈上的头发弯弯的往里翘，这样有一部分脖子暴露在外面，显得她的脖子长长的。
　　 她着一件黑褐色起彩花的无袖上衣，下着一条白色的长裤子。她手执黑色的话筒，又与男的一起唱《为了谁》。
　　 她的声音不太好听，虽然声音很大，毕竟还算年轻，中气很足，但嗓子不太清亮，有点沙且破裂的杂声夹杂其中，让你的耳膜有点不太好受。
　　 我怀疑是音箱的问题，但听了半天之后，消除了这个疑虑，原来是妇人的嗓子的问题，这是她天生的这种声带，是从娘胎里带来的，无法改变。
　　 唱歌的人中，还有几个老的，都不认识。这些人去年没有在这里唱歌，今年新加入的。看来，这些人并不是在一个小区的，有的住在附近的小区，有的人骑着电动车，从比较远的地方赶来唱歌。我熟悉的人，只有两个男的，一个是前面讲到的小头男人，另一个是有点老的男人。他精瘦精瘦，戴一副窄边眼镜，头发花白花白，灯光一照一，有点刺眼。
　　 他在这个码头上唱歌可是元老了，比小头男人来得更早一些。他好像是这支团队的头儿，一些人向他请求着什么似的，在他的耳边说着什么。我还发现新添了两个比较年轻的男人。个头都不高，穿着带条纹的T恤。这地方的人都喜欢穿这样的汗衫，我却不喜欢穿T恤，觉得衫子太厚，不太透气，再就是衫子有点弹性，箍在身上紧紧的不舒服。所以，我一直穿衬衫，不喜欢穿T恤。
　　 唱歌的乐队最多的时候也只有三个人。一个打手鼓的，一个吹黑管的，一个弹电子琴的。打手鼓的人是一个白发老头，脖子上吊着宽宽的带子。带子上系着一个很大的皮鼓。皮鼓的鼓面蒙张皮子。他的两手就一上一下地在鼓面上拍打着。拍打出来的声音并不轻，低沉而浑厚，这对于唱歌的人来说，这种声音，有助于加强节奏感，增加低音区的音量，给歌声带来沉稳而有力的感觉。
　　 黑管是西洋乐器，属于西洋乐器中的中音乐器。黑管吹奏出来的声音，比长笛低，比萨克管高，是要高不低的中音。黑管一般是伴奏乐器，但也有单独挑出来的独奏曲子。
　　 在交响乐曲中，或者是在大型舞剧中，以及电影和电视连续剧中，经常听到它作为单独乐器的独奏出现在画面的后背，作为背景音乐，渲染气氛，在特殊的场合下作为主打乐器，而担任叙述与抒发情感的角色。
　　 黑管的声音很有特色，有点沉闷，但不像萨克管那样沙哑，黑管的闷是因为音色不亮，但音域很宽广，主要是要描写人物孤独，或者遭到挫折的时候，黑管就单独出场了。
　　 黑管也能胜任诙谐有趣的画面，作为主题音乐而单独吹奏。
　　
　　 二
　　 前面日志中提到的，我们单位的长沙人徐老屁股，他在乐队里，就是吹黑管的。徐老屁股的黑管吹得蛮好的。
　　 平时不戴眼镜的徐老屁股，一摸起黑管来，就从来不忘记把他的那副黄边破眼镜戴到眼睛上。戴着眼镜的徐老屁股，有一种斯文吊吊的味道，他双手端起长长的黑管，嘴唇抿起来，松松地衔着黑管嘴子上的哨片，一运起气来，灵巧的手指在黑管的键孔上一起一落，像几条肉滚滚的毛毛虫在竹子上跳着舞一样。那缠绵郁闷的黑管声音，就这样从管子里游走出来，钻入你的耳朵，挠着你的心窝。
　　 徐老屁股吹黑管，跳音跳得起来，爆黄豆一样跳起好高好高，要圆滑也圆滑得起来，一个音连接到另一个音，就像在冰面上滑走一样，来去无痕，声音完美得你想跟着他的乐器声音一起哭笑。
　　 乐队里还有另一个人会吹黑管，但这个人的黑管，比起我们的徐老屁股吹黑管，差远了。这个人姓韩，也是我们的乐队队长。
　　 他在厂工会担任文体专干，管着我们这一摊子人。他是邵阳人，个头倒是蛮高的。他有一个亲姐姐也在我们单位。姐夫也是我们单位的。韩的老婆是在邵阳另一家单位上的工人，一家三口是我们单位上的人。
　　 韩的姐姐年龄很大，一个大骨架、高身量的妇人，面相跟韩像死火了。看着这个妇人，就会想起韩来。也是大嘴巴，小眼睛，寡白无肉的脸上，有一些小雀斑。韩是一个蛮会说话，讨人喜欢的男人，所以，在工会吃得香，掌管着文体大权，管文体这条线的工会副主席的实权，实际上完全被韩架空，一点事不管，插手不进，完全让韩一手遮天了。
　　 工会舞台装修，是韩一手包办，去外面采购设备，也是韩外出买下来的。大到全套舞台幕布和灯光音响，小到乐器的采购，从小小的笛子和黑管哨片，到大的洋琴、法国圆号、长号、架子鼓和倍司低音乐器，全是韩一个人买回来的。
　　 谁也不知道他在采购过程中，是不是一分钱也没有沾边，还是得了什么油水。这事到现在也无法说得清楚。
　　 韩在一九九三年左右，就全身而退，辞了工作，去长沙提篮子去了。有篮子给他提的，是韩的死党姜卫平。姜在长沙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姜特地开车从长沙回到邵阳，请韩吃饭。在吃饭的席间，姜做韩的思想工作不要上班了：还上么子班啰，一个月才两三百块钱，我给你开工资，一个月一千怎么样？
　　 就这样，韩禁不起一千块钱月薪的诱惑，到长沙给姜卫平提篮子去了。姜跟韩的关系很铁。姜在我们单位的宣传科当宣传干事。他比我进宣传科早一些。
　　 姜从宣传科调到销售公司的那一年，我顶他的脚进入宣传科。
　　 姜在宣传科的时候，宣传科还在厂工会对面的小楼里。这幢小楼，厂里的人都叫政工楼。里面尽是些党群系统的单位，像党委办、组织科、宣传科等部门的人，一并在这幢年代久远的小楼里上班。只有两层楼，下面一层的房间里，挂着宣传科的牌子和保卫科的牌子。
　　
　　 三
　　 姜卫平就在政工楼的一楼宣传科里上班。一起上班的还有温广文和邓群言，以及当过新宁县副县长的宣传科长万中成，另外还有不在宣传科编制，属于家属工厂的附二厂职工的陈，她的工资在附二厂发给她，人却在宣传科的广播室上班。
　　 她是我厂唯一的广播员，在宣传科当广播员一当就是十多年了。我们听陈在广播室里讲广播，就像是听老熟人说话一样，熟得不能再熟，一天不听她在广播里喊话，播音，我们就浑身不舒服，怀疑陈是不是生病了，还是去了哪里，为她担着忧呢。
　　 陈的家是大家子。一家有六口都在厂里。父母是从我们单位退休的，自己的老公和样妹妹、妹夫都是厂里的职工。
　　 陈还是文艺活跃分子，参加厂工会的文艺演出，她喜欢唱民歌，上台担任民歌独唱。她还和她的老搭当戈小玉一起，像著名民歌歌唱家王洁实和谢莉斯那样，登台进行民歌二重唱演唱。唱湖北民歌《龙船调》，唱《树上的鸟儿》，唱《刘海砍樵》等曲子。
　　 两人身穿民族服装，陈圆圆的脸盘上化着浓妆，眉毛描得格外黑而亮，两颊的胭脂搽得特别艳红，颈根上的银项圈，在舞台的灯光下照射下，折出耀眼的银光。戈小玉比陈高不了多少，一个精精瘦瘦的小个子男人，背有点哈，他和陈站在立式的麦克风前面，两个麦克风正好对着他俩的嘴巴。
　　 戈小玉的头上，还挺不寻常地扎着一块崭新的白色头帕，像深山里的苗族小伙一样，他的眉毛也是格外浓黑，脸颊上也涂了淡淡的粉红，他与陈站在舞台上，高矮差不多，胖瘦差不多，样子也上下隔不了多少，真是天生的夫妻相，那样般配，那样和谐。特别是唱《龙船调》的时候，陈学着湖北佬的腔调，对戈说一声：妹妹要过豁（河），哪个来推我嘛？戈小玉赶紧应声：我来推你嘛！
　　 说着，戈装作给陈推船的样子，双手往前一伸，弓着腰身，一只腿往后曲起，单脚独立，那样子至今想起来都蛮滑稽，蛮出脆味的。陈和戈小玉，就是这样，从台上唱到台下，从嘴巴唱到心里，唱到婚姻的红地毯上去了。两人排了两年的文艺演出节目之后，就喜结连理，成了我们单位上大家挺羡慕、挺般配的一对儿。
　　 那时候，戈小玉在二车间当车工。后来，他赶上了我们单位学车的好时代，不要自己出钱，只要向单位报一个名，就可以去进行体验，然后去我们单位自己的运输科，找老司机学车。然后去参加全市学车的统一考试，很快拿到驾照。
　　 不要花自己一分钱，就这样顺得地拿到了驾照的人，在我们单位有蛮多。可惜我那时候没有兴趣学车，我一门心思在宣传科去写稿子去了。觉得有车坐就行，不要自己学开车。
　　 没想到，时代进步这么快，不会开车的，在当今的社会里，好像是残疾人一样，被人瞧不起了。
　　 戈小玉学会了开车，很快就除当车工还，还加入了我们单位送车的大队伍。只要有一个驾照，就可以去运输科排队送车。送车，就是厂销售公司将新车交给运输科，运输科安排司将新车交给客户的手中。
　　 客户在全国各地，天南海北地到处跑。但湖南以及广东两省的比较多。戈小玉就这样，一个月至少有三四趟跑广东和省内各地的送车任务，钱是捞到不少。但这人喜欢抽烟打牌，还喜欢玩女人。他在厂二村的麻将桌下，勾到了厂里一个女职工的腿，和这人好上了。
　　 这人是双丰人，姓李。李的男人正好与我是原来的老同事，姓张。张是个老实疙瘩，说话轻言细语，树叶落下来，怕打到脑袋。平时，寡言寡语的，三脚也踢不出一个闷屁来的人。张和我在十一车间的钻床班开钻床。他喊我师傅。张是从株洲的铁路上调到我们厂的。来得比较晚，自然喊我们叫师傅了。
　　
　　 四
　　 从铁路上还来一个人，叫罗，也是我的同事，不过一起共事没有多久，罗就下了岗。罗后来调到邵阳的农业银行去了。终于脱离了苦海，到了一个好地方。张呢，一直在十一车间当钻工，直到一九九五年下岗。
　　 我可在一九八五年就上脱产电大，八八年就电大毕业进入厂办公室当秘书，后来去了厂工会，然后到宣传科的。张与我共事也没有几年。你要是与张打过交道就知道，这人体质不太好，有点虚弱，不是干体力活的料，在我们钻床班，干的是重体力活儿，搬沉重的锰钢大梁钢板，张搬得很吃力，跟他干活就得吃亏。
　　 而张与我是一个组的人，每次和张上班，我站在活动大梁架子的这一头搬钢板，他站在七米开外的大梁架子的另一头，我和他戴着油污污的手套，搬动钢板时，我已经将板材从架子上，移动钻模上时，张却还在吭哧吭哧地搬着钢板，比我慢了不少。
　　 这样不一齐搬动钢板，吃亏的是我。我得花更大的力气帮他移动钢板才行。张从我这里学会了打磨钻头，学会了怎么开摇臂钻床，学会了钻削一些汽车大梁配件。钻大件的时候，叫开行车的女工，将大件吊到钻床的工作平台上，用夹具将大件固定在平台上，再将钻头磨好，对准孔位，然后打到自动进刀之后，我们就可以坐在钻床边上的长椅上，一边说话一边看着钻床切削了。
　　 张说他是北方人，老家山东的，父亲是南下干部，离休前是邵阳市邮电局的副局长呢。
　　 想不到张的老婆李下岗后在二村打麻将，暗暗地跟了唱歌的陈的男人戈小玉，野夫野妻苟合在一起。野情野爱将两对本来好好的夫妻生生拆散开来。陈与张，可能是厂里最后知情，自己的配偶偷人的两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