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老人在公共汽车上，被急刹车撞到一女子。此女回头便骂：老不死的，瞧你那德性！老人辩解说：是惯性，不是德性！
　　 这里，“惯性”用于物，“德性”用于人。但现实生活中，“惯性”之意常被引申用之于人，且与“德性”有着关联。
　　 有个小故事：某人被心里的阴私搅得坐立不安，实在憋不住了，便去忏悔。他承认好几年来，经常从工作的堆木场偷建筑材料。牧师问：你拿了多少？这人回答：我自己可以盖间房子，儿子和两个女儿盖房子也足够了，我们还要在湖边造个小别墅。牧师说：罪孽深重啊！我得考虑一个影响大的赎罪苦行……你以前盖过静修所吗？这人回答：没有，神父。不过，如果您能定出个计划，我倒可以搞到木料。
　　 故事透露的信息是：人之行为习惯一旦养成将很难改变，改变需要条件。
　　 由是想到了荀子。宣扬性恶论的荀子对于人本身的改造有着独到见解。他强调后天学习的重要性，认为后天环境可以改善人的恶的本性，所以主张“明礼义而化之”。其《劝学》篇有精辟论述：“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也就是说，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反思，每个人都可以修炼成为君子。君子之惯性，昭示着良好的品德与修养，就像“孔子过于盗泉，渴矣而不饮，恶其名也”。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在孔子看来，君子应重义避利，这是有别于小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追求。
　　 曾经听说欧洲市场排斥中国商人和中国商品，原因在于中国商人重利忘义，中国商品“假冒伪劣”。一度以为那是“不怀好意”的偏见，是小题大做、故意为难之举。及至被商界同胞扇了几个耳光之后，方才醒悟，顿生“当局者迷”的感慨。
　　 据传，某市领导在质监工作会议上说：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我们可以有区别地对待。那些对身体没有多大危害的，比如服饰一类，在管理上可以松一松。一方面，可以让那些小本经营的小商小贩有碗饭吃；另一方面，“水货”价格便宜，普通百姓愿意消费，市场有保证。但是“进口”产品要严格把关，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马虎不得，如若出现问题，不好交代。
　　 抱如是之观点的绝非个别。但对于其中的厉害，人们似乎有所忽略。“蝴蝶效应”同样适用于商道，“有区别地对待”无疑为“假冒伪劣”横行打开了方便之门。
　　 学好不简单，学坏很容易，如若小疾不治，久而久之，必成顽症。若干年前，媒体曾披露假制“中华鳖精”的案例：水龙头下挂一鳖，然后加糖精装瓶了事。原以为这是个案特例不足挂怀。及至后来“毒奶粉”出现，“地沟油”、“瘦肉精”相继被曝光，再后来“染色馒头”面世，才明白了“假冒伪劣”已渐成商界之惯性，也才真正透彻了“远虑近忧”之说法。
　　 总理曾说：“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国民素质的提高和道德的力量，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尽管总理不止一次提到商人与道德的关系，并指明道德之剑应该是悬挂在商人头上不可逾越的利刃，但层出不穷的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依然让我们谈“食”色变。
　　 如果仅仅将恶性食品安全事件归结于诚信缺失、道德滑坡，那是不够彻底的。因为那远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只有追根溯源，探寻道德滑坡的原因所在，才能开出一服治世的良方。
　　 谈到经商之道，一定很少有人把它与文化挂起钩来。因此，考证一下我国历史上的那些商界奇才，或许会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从陶朱公范蠡而下，直至平遥商业巨族乔家、“红顶商人”胡雪岩、“一代钱王”王炽以及宁波商团的先驱“五金大王”叶澄衷，这些商界巨子无不被冠以“儒”的封号。学识渊博、温文儒雅、为人宽厚、处事诚信、乐善好施是他们共同的品性。
　　 但凡到过扬州的人，必然会对那些私家园林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个被商人改变的城市，但却是一个极具文化品位的城市，单就文化地位而言，它排名世界第一。扬州盐商雅俗并举亦儒亦商，正如扬州大学商学院教授黄叔成所说：“没有扬州的盐商，就不会有‘扬州八怪’。反过来，这些文人也赋予了盐商相当的艺术品味和文化含量。”
　　 因而，上升到文化层面来探寻道德滑坡的原因或许可以触及根本。文化是精神与思想的载体，道德滑坡、精神缺失是因为我们的传统文化被抛荒。而唯有确立于精华文化之上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才能培固道德与精神的土壤。可惜的是，改革开放后在经济浪潮的席卷之下，我们迷失了教育发展的方向，经典被扔进了故纸堆，连同几千年来优秀的华夏民族的品质。孔子被遗忘了，君子之道何存？
　　 经济的繁荣不能抹掉教育改革的败笔。距离传统越远，我们将失去得越多，不只是生命，还有灵魂。
　　 救救孩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