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之中国，让世界侧目的，不仅仅是经济的迅猛发展，还有伴随经济高速增长在很短时间内便已出现的各种问题，从人文到自然，从个体行为到整体认知，都与传统有了很大的反差，有时甚至格格不入，再次印证了急功近利思潮的严重泛滥，凸显了国民整体素质的不足。
　　 急功近利思潮的根源以及国民整体素质不足的最突出表现是不思考。
　　 不思考便无自觉，便盲目，犹似无知的婴孩“有奶便是娘”。很明显，这与我们传统所倡导的道德、价值观以及行为方式是相悖的。其长期存在和发展，必将导引主流意识形态的异化，甚至趋向于畸形。不论是盲目的自信抑或盲目的自卑，其结果大抵都是如此。
　　 盲目自信的结果已经再清晰不过，稍稍翻阅一下中国的近代史即可了解。而盲目自卑在形式上却很容易让人产生错觉，常常使人误以为自信。究其实，那不过是“假洋鬼子”式的伪自信而已，骨子里是瞧不起自己的。一味崇洋媚外、动不动主张“全盘西化”即为典型。
　　 单纯从东西方文化所体现的价值观来看，就有着巨大差异。比如，关于气节与生命的地位认知便有着很大的不同，东方崇尚气节至上，西方崇尚生命至上。因而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有了东方的“内敛”与西方的“外张”之别。深受东方文化熏陶的日本在其后来的西化过程中，大和民族的性格发生了裂变，是骨子里的自卑扭曲了它的民族心态，军国主义的思潮涌动便不足为奇了。若从表面的形式去看，它的伪自信甚至是带着十分的狂傲的。我个人以为，日本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文化的无根。看大和民族的历史，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很奇特、很另类的民族，他们的文化很边缘，似乎总处于“漂移”状态之中，而这种无根的“漂移”文化所带来的无归宿感成了它民族性格裂变的巨大诱因。
　　 事实上，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从整体看是一致的，莫不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盲目、被动到自觉、主动。然而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各民族的发展历程又不尽相同，体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性。每个民族在其生存、繁衍、发展的过程中所培植和凝聚起来的精神，无不上升到思想的高度，浓缩为文化的精华。所以，文化作为思想的载体和表现形态，从一开始便打上了深深的民族烙印，有着鲜明突出的民族特性和民族风格，这是文化的本色。纵然历经沧海桑田、地老天荒，文化本色是不该流失的。历史已经证明，无论是文化的自我放逐还是文化的曲意渗透，都必然亵渎光明，破坏和谐，践踏和平，带来民族的巨大灾难甚至是全人类的浩劫。
　　 透过历史层面看华夏文化，其稳定性、连续性和持久性无与伦比，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思想的积累，造就了它的博大精深，那些顺天时、制天命、求仁向善、天人合一的思想元素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充分体现了人类文化的本质与本真。
　　 拥有本真文化的民族，生命力是强劲的。唯有华夏民族能从大自然变幻万千的水中悟出外柔内刚、刚柔兼济的“太极”真谛。作为华夏文化的思想精髓，众多的经卷典藏开辟了我们灵魂的天空，支撑着我们精神的大厦，引导我们步入圣洁的殿堂。这便是我们的民族千秋万代纵然历经磨难仍然生生不息的根源。
　　 但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融合、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汇，我们的抉择却显得尤其艰难。经济风潮裹挟着精神的枯枝败叶席卷而来，诱人的阿拉伯数字开始迷障人们的心智，现代版的“假洋鬼子”应势而生，传统被抛弃，经典被扔进了废纸堆，民族自信荡然无存，“外国的月亮比较圆”、“外来的和尚好念经”一时之间颇为流行。然而，当秉承传统文化的力量日渐崛起的时候，我们于惊喜中赫然发现，毫无掩饰、没有虚假、货真价实的发展才是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便在“土得掉渣”里解构了一些人对于“洋”的敬畏，在“嘻嘻哈哈”中诠释着对“假洋鬼子”的蔑视与痛恨，挺直腰杆的中国农民照样可以享受“苏格兰调情”。这是符合我们民族的整体认知的，所以得到了极大的认同。
　　 就在内地逐步崛起的同时，我们又蓦然发现，“西风骀荡”的沿海地区如上海、厦门等地悄然出现了“孟母堂”式的复古型私塾，教授孩子们读诵汉学经典，学习传统礼仪。很显然，带有强烈复古意味和复古气息的读经运动并非对现实的盲目反叛，而是对现实的深刻反思。
　　 季羡林先生认为，我们的国学并不是纯粹的本土文化，其中也包容了许多外来文化。这无疑是要求我们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汇的过程中，千万不要撇开文化的民族特性和民族风格，不悲观自弃，要乐观自信，始终固守文化本位，保持文化本色。惟其如此，才能坚定我们的民族意志，使我们的民族和国家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