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鲁迅
　　
　　 这条路，是他已然走熟的路，位于望奎县正中，名为正大街。脚下硬化的水泥路，将一代又一代人的足迹，封存在贴近土地的一侧，同时也烙印在他的心底。
　　 他叫王殿福，是典型的“闯关东”的后代，是地道的出生生活在东北的山东人。他不会说山东话，也不曾去过山东地，对于祖辈的足迹，他只能靠母亲的叙述，去一点点地还原。少时懵懂，只能浅显记忆，此刻年过古稀，方能逐渐读懂。这一番迟到的领悟，更让他对那些从未曾走远的日子，心生感恩。
　　 其实，到底是哪一年，他的太爷走上了闯关东之路，谁也说不清。19世纪末，山东地区连年遭灾，民不聊生。登州府莱阳县西门外大王庄村也难逃劫难。正当壮年的太爷，跟着村民一起，背着干瘪的行囊，不舍地离开了家乡。
　　 过了山海关，就是关外，到了关外，仍一路向北。他不知道哪儿是自己的目的地，他只知道走，走下去。就这样，一直走到肇东县和呼兰县接壤的姜家镇赵纸坊屯，也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他选择停下脚步。安家的艰难，隐匿在时光中，无人从晓。一个人，到一家六口的意义在于，他可能永远也回不了他的家了。事实上，确实如此。太爷在这里去世，安葬与此。
　　 太爷去世后，他的四个儿子于1911年分家，各自投奔亲属。大爷爷去了北荒海伦；二爷爷去了兰西县榆林镇；三爷爷在原地未动，后搬入呼兰县邱家窝棚，又搬入瓮泉村。他爷爷行四名叫王振水，在1915年刚满33岁那年，和妻子一起，领着3个，挑着1个，一家6口离开了那个生活了几十年的，太爷永远安眠的地方。
　　 爷爷肯定会一步三回头吧，奶奶肯定会暖言劝慰。就这样，奶奶的娘家——望奎县厢红旗三井（现火箭镇红三后村）的从家沟，成了他们的目的地。从家沟地处穷乡僻壤，安家的艰难无人能述。
　　 奶奶性格刚直，不畏白手起家的艰难，当起了这个贫困的小家，拉扯挨肩出生的9个孩子。爷爷闷闷的，不善言语，默默地包揽了田间地头所有的活计。他醇厚的性格，负重前行的身影，为这个历经颠簸流离的小家增添了一抹暖暖的底色。
　　 虽远离家乡，但他们仍将家乡的传统带到这里。到了年关，都要供奉家谱，家谱上的名字，爷爷虽不识字，但仍会感觉亲切，仿佛从不曾离散，一直相守在一起。后来爷爷得知，家谱上把自己的名字写错了，他唯有淡然一笑，即便名字写错了，枝脉相连的，也永远是同一个根。不去计较。虽乡音逐渐被同化，虽先人的模样已经模糊，但爷爷仍会牢记，家在何方。他亦会跟孩子们叙述，他的父亲曾说过的那些过往。
　　 时至此时，一家十一口，家人们互相取暖，互相支撑。曾经空落的家，逐渐填满了辛劳获得的生活物件，日子逐渐有了奔头。在那个时代，为了生存，人们只能如此，就像一枚枚种子，被风吹到哪儿，不管多么艰难，都要生根发芽。
　　 20世纪三十年代的从家沟，村民靠天吃饭，日子虽贫困，但也算安稳。
　　 又到一季谷子成熟时，风从垛着谷子堆的场院上，柔顺地吹到屯里的每家每户。陆续有人从家里摸黑走出，屯子开启了它收获的一天。
　　 有一个男人，站在炕边，嘴里念叨着“风真好呀，风真好呀”。细弱的声音，被熟睡的弟弟们的呼噜声消隐。他走过来走过去，走过去走过来，风顺着窗缝不停地溜进来，仿佛带着谷子的清香。“风真好呀，风真好呀！”他急得不像样，却仍不敢大声将弟弟叫起来，更不敢去找脱产的大哥帮忙，人家可是甩手掌柜的呢！事出有因，头天打场（谷子脱粒）结束很晚天已黑了，没有扬场（用风吹，把杂物与谷粒分开）。早晨风好，正是扬场的好时机。
　　 这个男人，就是王殿福的父亲。父亲是爷爷的第二个孩子，家里的主要劳动力，性格像极了爷爷。也或许是多年当半拉子时，慢慢养成的。半拉子能干的活，都是极为琐碎的，也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更是需要独自完成的，现在可是种田能手，农活样样精通。
　　 他父亲9岁成为屯子的猪倌。每天早饭或者午饭后，从屯一头开始，边走边喊：撒猪啦。有需要的人家，就会把猪放出来，就这样越聚越多，直至走到屯的另外一头。猪群被赶去屯外荒甸子上，有青草，就吃点青草，没有青草的，就这拱拱，那拱拱。再没事就侧躺着，晒晒太阳。到午间或者晚间，再原路赶回，父亲还要喊：猪回来啦。
　　 除去放猪，父亲去大户人家扛活，就是干干零活，为东家跑跑道。掌柜的随时叫半拉子扫院子、抱柴火、掏灰、收拾马圈，到邻居家借点什么东西等。活计看似轻松，实则也很辛苦。在父亲13岁那年。一天快到中午了，他放猪刚到家。东家的马毛了，拉着犁杖从地里跑回来，把扒犁和马槽落到地里了，东家让他父亲去拉回来。旱地拉大扒犁是很费劲的，他父亲从十点多就往家拉，一直拉到两点多，趟地的犁杖就要下地了，赶猪的也要放猪了。就这样，他父亲扛了十多个（年）半拉子活，直至成家，才和母亲一起扛生计。安顿小家，生儿育女。
　　 1943年农历三月十七，正是谷雨。点点春色，给封冻一冬的从家沟平添些许生机。在家窝着的村民开始扛着农具，去种地了。在村西边的一个普通农户里，父亲站在门口，牵着两个小丫头，不安地走来走去。直至，几声痛苦的喊叫之后，响起一阵阵的婴儿啼哭声，接生婆大声喊：生了生了，男孩，你家有后啦！
　　 父亲蹲下，抱起两个女儿，兴奋地不知所语。晚上，守着虚弱的母亲，看着皱巴巴的婴儿，他说：这孩子有福气呀，取名福吧！母亲点点头，没有多说。生子的喜悦浅浅地挂在她的眉间，更多的，是对丈夫的担忧。多了一个孩子，他身上的担子更重了。
　　 父亲笑着安慰母亲，会好的，会好的。但事实上，从春天走入夏季，再到收获的秋季，他的身子却与日剧下，任凭妻子拖着大的，抱着小的陪他去县里看医生，去屯里的大夫那看，都没有一点点的起色。父亲的身体就像莫名打蔫的庄稼一样，让大夫都束手无策。进入冬季后，父亲的身子，就像被窗外的寒风冷冻了一般，越来越没有力量。原本那么有力的双腿，也像灌了铅一样重。
　　 王殿福婴儿时缺奶水，父亲买了一头正在哺乳期的乳牛，为儿子补充奶水，他甚至拖着病躯跪着挤奶。如此，也是这位憨厚的男人，用尽全身力气表达的，对儿子，对妻子，对家人质朴的爱。
　　 看到他如此，母亲所能做的，就是让他尽量吃的好一些，穿的暖一些。她总盼着，等来年春天，没准，男人的身体也能和窗外的田地一样恢复元气，重现生机。但现实却将她的卑微梦想，一点点地扼杀了。还没有等到春天播种的季节，父亲耗尽了气血，撒手而去。而这一天，距离王殿福周岁生日，只差两天。
　　 父亲的离开，使得这个小家好似丢了根，那条祖辈走过的路，可能谁都不会去走了。父亲的离开，也生生地拆掉了这个家的支柱。父亲所承担的一切，都落到母亲柔弱的肩上。
　　 那一年，母亲刚刚33岁。她知道，婆家分家另过，日子难，不能依靠；娘家日子虽好，但终归是出嫁了。面对家里地里的活计，她晓得肯定做不好，但却可以坚持去做。她将所有苦痛默默地承受下来。
　　 他姥姥家姓李，姥爷叫李万才，由于经常做好事，所以乡亲们叫他李善人。他母亲兄弟姐妹一共7人。姥爷家由于房子大，有点钱，再加上王殿福大舅是屯长，来往行人，饭时在他家免费吃，晚了免费在他家住，所以人们称他家早是尖，晚是店。外嫁女儿的难处，他们何尝没有看到眼里。
　　 父亲离开后，姥爷需要做的更多了。他虽然生活富裕，家境殷实，但这也是靠他们的辛劳打拼出来的。现在能靠自己的辛劳帮助到落难的女儿，姥爷更是干劲十足，女儿家的牛由他家喂养，种地等农活由他家承担。
　　 不仅姥爷如此，舅舅们也待他很好。在他们的帮扶下，他们的小家获得了暂时的安稳。可苦难就像挥不去的愁云，一直紧紧跟随着他们。在他五岁的时候，土地改革开始了。原本可以依仗的姥姥家，因是富农，家产被瓜分了。就是母亲，这个外嫁的女儿，也会受到牵连，常被叫去询问。有一次，他跟着母亲去了，看到土改工作人员大声吼着，责问是否藏着娘家的财物。一无所获后，又去翻找王殿福的口袋。仅有的一盒火柴成了他们的由头，对母亲拳脚相加。看着母亲被责打，他吓得不行，再也不敢跟着母亲出门了。
　　 看着娘家落败得一贫如洗，看着儿女活得战战兢兢，母亲不得不放下对父亲的想念，吐口说想要改嫁。
　　 他的继父姓刘，是嫩江县人，不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挺有钻劲儿，多才多艺，样样通，但样样不精，民间的说法叫二八月的庄稼人。他能会家庭用的简单木匠活，也爱好当时的文艺活动。他没有结过婚，成过家，没有任何财产，就是光杆子一个人。
　　 而这也正是母亲的需要，她需要一个人帮着维系这个家，需要有一个男人疼爱保护她的孩子们。
　　 继父确实对他们很好，有了继父的帮扶，他家的日子终于好过了一点。那时，正值解放后，万物向阳。日日背着书包上学去的他都会以为，他们家的好日子，马上就来了。
　　 可随着弟弟的出生，他们家的日子，就像陷在泥潭中，越挣扎，越艰难。雪上加霜的是：大姐身患肺结核，无法医治而猝然离开；继父病了，病像山一样，压垮了这个原本就不算健壮的汉子。
　　 他对继父的印象最深的，是继父临终前的模样，他挺着肝腹水的大肚子，步履维艰。时年十四岁，已经上初中的他，可以感知到继父的绝望。1958年秋上，继父带着对家人的恋恋不舍，憾然离世。
　　 亲人接连离去的苦，被母亲深深地埋藏在心中，她虽然没有念过书，没有文化，但看透了当时的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力劳动差别。故而仍强撑着让他和弟弟上学。
　　 有叔叔说：我们这些全爹及娘的孩子，都不上学，下地干活了。你家这么缺劳力，凭什么能让孩子上学呢，真是瞎逞英雄。
　　 母亲生生吞下了这句话，她晓得家人的良苦用心，吃不饱穿不暖呢？何必要如此执着呢？但，为了让孩子有机会走出这样的生活，她执拗地克服种种困难让他们继续上学。
　　 背着书包离开家门时，他总是回头望。那随着年龄增长，越发深刻的求学欲望，和对母亲的愧疚相互交织，使得他内心不断疼痛和纠结。他总想说，母亲，您再等等我，等我上了大学，我就能帮您啦！
　　 1962年7月，他高中毕业了体检时，发现他是六型肺结核。他没有回家，而是四处去打零工。他直感觉，所有的一切都落空了，他不愿意相信，这么多年的坚持，到最接近成功的时候，居然会获得如此潦草收场。
　　 如果将时间倒退到1950年，他刚上小学时。若不上学，他可以帮助刚刚生育弟弟的母亲干活，即便很多活他干不好，但他干一点，母亲就可以少为一些难，就是帮母亲抱抱弟弟也是好的啊。母亲那个时候，带着弟弟，家里地里一起忙，实在太累了。
　　 如果将时间倒退到1952年，那个多年不遇的贱年。若不上学，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挖野菜，来帮母亲支撑她的艰难。还记得和小伙伴们一起去挖野菜时，他会有选择，优先挖好吃的苋菜，即便是最不想吃的灰菜，也会毫不犹豫地挖下。巧手的母亲，将为数不多野菜和极为有限的粮食用心地结合起来，熬粥，做团子。看到有的条件好的人家，能买上洋白面，熬成糊涂吃时，他会有羡慕，但更多的是担忧：吃完这顿野菜，下一顿又在哪儿呢？
　　 仍记得在大姨家，那个绥化县和望奎县之间的界河呼兰河南沿放牛时，他想起，父亲当半拉子放猪时，也是九岁。这样隔空和父亲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会感觉到和没有一点记忆的父亲，多了一重亲近。两个月后临走时，大姨用洋枕头的内里，装了一袋米，塞到他的怀里。抱着沉甸甸的米回家时，他似乎懂得了日子的艰难。
　　 如果回到1954年，他去25里外的五区小学住宿上学时。他若不去，母亲就不用再挖空心思地调兑那被褥，那带走可以果腹的食粮。1955年他又转到四区白三小学，距家7里路，不用住宿，可以每天走读，每天带中午饭。最难忘的是喜欢那每年苞米快成熟时，母亲将老嫩适度的苞米掰回家，将玉米粒插下来，用盐、葱花调味，平摊在就地取材的苞米叶上，大火蒸熟的，带去学校的不知名干粮，母亲和姐弟是吃不着的。
　　 如果回到1959年，那个全国性的自然灾害时，他又有一丝庆幸。因为1956年入初中时，户口已迁移到学校，吃上商品粮，平时每月32斤粮。因为三年自然灾害每月只给26斤粮食，由学校统一安排，这对年轻的小伙子是远远不足的，这比家里吃野菜是好的多的。在农村野菜是必不可少的食物，除了熬粥，还将野菜用水焯了，攥成菜团子，在玉米面上一滚，再一蒸就吃了。纵使再难以下咽也忍了，可导致的便秘，却让大家直感觉生不如死。痛苦，将这一家人紧紧地拧在一起。他越加深切地懂得，母亲之所以坚持，是为了什么。
　　 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了，他学习生涯也结束了。这十二年的求学路，从村办小学，到区政府所在地的通江小学，县一中的初中、高中，就像几个闪光的点一般，串联起他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