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浓香四溢的槐花一嘟噜一串串挂满了整个老槐树。在生产队场院西南角这棵多年的老槐树上，我和“北京知青”张小武一人骑在一个横斜出的树干上捋槐花。我们把荆条篮子挂在枝杈上，一边捋着槐花一边不住地往嘴里填着。浓密的树荫下，七岁的秀儿领着她四岁的弟弟星儿努力地抬头向树上张望着，因为够不到喷香的槐花吃，姐弟俩的口水都要流出来了。秀儿一个劲儿地恳求我：“宝儿哥，给我们扔下一杈儿来吧！”我一边兴奋地笑着，一边逗弄着姐弟俩，故意拖延着不给她们。在内蒙当兵探亲回来的“兵大哥”张伟华坐在场院里的一块儿光板石上卷着旱烟和三福爷爷扯着闲话儿。
　　 张小武是村上分配给我们队里的一个北京知青。他细高挑的个子，白白净净的脸盘儿，一头浓密的黑发总是梳理的油光锃亮的。他是天生的乐天派，见人都爱开玩笑，用我们这里的话叫“爱闹着玩儿”，说的都是一口地道的北京话。队里的妇女们常常时不时地学着他的“北京话”和他逗笑，这样，他就更来劲儿了，总是乐此不彼地“回敬”着她们。
　　 晌午的时候，母亲领着几个女社员放猪回来了。上边号召每个生产队都要发展点副业，我们队里就搞了养猪和做豆腐。母亲是妇女队长，又是党员，在队里拿好多主意。
　　 看到了树上的“北京知青”，母亲说：“小武啊，好小子！今前晌给你记上五分！”
　　 “北京知青”低头看了眼场院里的母亲，接茬儿说：“秀兰婶子，我一分儿都不要，你还不如给我说个媳妇呢！”一句话，逗得人们哄堂大笑起来。
　　 母亲说：“我还真扯记着给你说个媳妇来着，就怕到时候你舍不得你那北京户口！”
　　 张小武仍然用他那一口流利的北京话说：“我有什么舍不得的，我是见了媳妇比谁都亲，不管户口不户口！”
　　 一同放猪回来的大嗓门杨桂英大娘马上仰起头向树上说：“看我们小武都成了媳妇迷了。你呀，照这样下去——打光棍去吧！”
　　 张小武一边嬉笑着一边更不示弱地说：“大娘，要不赶明儿把你家玉蓉给我说说得了，我不嫌她比我大。”这句话把杨大娘的脸都说红了，她随手从场院里捡起一块儿土坷垃向树上打去，惊得“北京知青”一个劲儿地求饶。
　　 我在树上转过脸来朝着母亲说：“妈，也给我记上五分呗！”母亲扬脸看看我说：“你个屁大点孩儿也知道要分儿，你先把你的学习搞上去，别的甭说！”场院里又是一阵欢笑。
　　 我们下了树，每人都捋了满满一篮子槐花，那真是摁了又摁，大获全胜地交给母亲。母亲对大家说：“队里的白薯窖里剩下不多的一点白薯了，这下好了，把那点白薯一点不剩地分给大家，叫大家擦了丝儿掺上点槐花蒸点干的吃。”年轻的男队长金锁马上为难地对母亲说：“婶子，这怕不行吧！那点白薯是留着度春荒的，这恐怕还不到那个时候吧？”母亲说：“现在还不叫‘春荒‘吗？你看看，社员们喝的稀粥都照得见影子，一天干活都没精打采的，再这么下去人都得拖垮了。先过了一时说一时，只要有人在，总有办法的。”金锁无奈，只好依了母亲。
　　 我从篮子里拿出一串雪白的槐花来，故意在星儿面前晃来晃去地招摆他。我的手离近了，在星儿刚要够住的时候，又突然把手向上一提，好几次，星儿都没有捉到。星儿憋红了小脸儿，最后竟“哇”地一声哭了。母亲呵斥我“宝儿，你干什么？快把槐花给星儿吃！”我赶紧把槐花塞到星儿手里，星儿接过槐花，立刻便止住了哭声，可眼角还挂着稚气的泪珠。
　　 三福爷爷这些日子很是苦闷，因为他制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政治事件”。因为这事，一向开朗逗趣的三福爷爷像是突然间老了十岁，整日心事重重愁眉不展的。三福爷爷是我们村的“老秀才”，他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乡亲们过年时的春联差不多都是由他来写。年前那些日子，他都是通宵达旦地给每家每户写春联，从来没感觉到厌倦，而且从内心里他是很愿意为大家做这个的。一遇红白喜事，大家第一个想到的是他，必须首先把他请到场，给人家操持管事和写账事宜。所以，他是我们村头一号的“老夫子”。他今年六十多了，身体倍儿棒，精神头十足，见人就乐。他尤其对八出红色样板戏倒背如流，整天曲不离口地哼唱着。可他倒霉就倒霉在样板戏上。这不，就在前几天，他当着众人唱了一首《智取威虎山》里的《把剥削根子全拔掉》，因为他天生的爱闹笑，便故意把“他出身雇农本质好”一句唱成了“他出身富农本质好”。这下可捅了篓子了！他不经意的这一句戏谑之改，被人捅到了大队部。大队书记用高音喇叭传唤了他，关了他整整两天，才让他回家等信儿，等待大队支委们开会研究之后再做处理。那年头，这事说大就大说小就小，一旦报到了公社，三福爷爷这顶“四类分子”帽子是铁定跑不了的。那时的农村，只要戴上了这顶帽子，悲惨的厄运便紧接着开始了——游街，批斗，扫大街，失去自由不说，而且被村里任何人所藐视，真是生不如死……
　　 他今天来场院，是故意来等母亲的，因为母亲也是大队支委之一。母亲一见三福爷爷那副愁容，马上说：“三福叔，你就把心搁到肚子里吧，你那事就压在咱们村了，不许人再向上反映。我跟常平支书都说了，你都这么大年纪了，经不起折腾了。再说你也不是故意的，就是平时爱闹着玩儿，以后嘴上有个把门儿的就是了。谁也不许再传嚷这事了，谁再提我扣谁工分儿。”
　　 那个时候，工分儿可是社员们的命根子，是社员们的经济支柱。母亲这话是很有威严的。
　　 三福爷爷感动的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涨红着脸对母亲说：“侄媳妇儿，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说着，他把两个手掌合在一起，向上举起，朝着母亲作揖叩拜着。同时，从眼眶里还挤出了几滴苍老的感激的泪水。
　　 一会儿，三福爷爷又说：“我本来没指望你能帮我这么大忙。我也豁出去了，不就是挨整吗？叫他们来把我批倒批臭吧！孔夫子死了两千年了，不照样被拉出来批倒批臭了吗？我跟人家比算个什么呀！”
　　 最后，三福爷爷到底没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没给戴上“四类分子”帽子。
　　 和母亲一块儿放猪回来的还有个叫李秀娥的年轻姑娘。中等的个头，身材显得有些瘦。唯一惹人注目的是她那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颤颤悠悠的，快拖到了屁股蛋儿上。她一眼看到张伟华坐在场院里，脸“腾”地红了。他俩是初恋情人，是母亲撮合的。在保媒拉纤这方面，母亲是高手。她已经撮合成了七八对农村男女青年，可最不让人省心的就是张伟华和李秀娥这一对儿。实际上，母亲刚一给他俩介绍时，双方就早已经对对方倾慕已久。这事难就难在伟华的母亲上，她对秀娥的各个方面都喜欢不够，就是因为秀娥家的成分高，所以伟华的母亲始终觉得不太尽如人意。伟华的父亲是个老实了一辈子的庄稼人，平时木讷得很，不善言辞，说不出来倒不出来的，也不打主意。只要伟华的母亲点了头，俩人的婚事就大功告成了。就为这个，母亲一次次到伟华家，腿都跑细了。母亲说：“秀娥在咱们村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姑娘，论模样论长相论身材论个头都满拿的出手吧！你说屋里屋外，炕上灶上人家哪点不行？人家秀娥打的毛衣又好看又结实，手儿又麻利。像她一般大的女孩子谁也没她挣的工分多，关键人还老实，不多言不多语的。富农成分怎么了？毛主席不是还说‘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吗！”
　　 经过母亲一次次苦口婆心的劝说，伟华妈对这门亲事终于点了头。
　　 在繁星点点的璀璨的夜空下，在闪着柔波的拒马河岸，一对初恋的情人轻声曼语的进行了下面的对话：
　　 “秀娥，我妈答应了。”
　　 “知道，秀兰婶子都跟我说了。”
　　 “太好了！秀娥，我会喜欢你一辈子的，我不会变心的！”
　　 “那可不一定，你现在是班长，以后提了干，你还能看得上我这个农村丫头呀？”秀娥娇嗔地说。
　　 “我就是当了司令员，心里也只有秀娥你！再说咱们一没文化二没靠山的，三年后还不是回来和你一块儿上工。”
　　 “好！我……信你！”
　　 在两人那情不自禁的、火一样热烈的对望中，两颗年轻奥热的心跳在了一起。渐渐地、渐渐地，两个人紧紧相拥在一起……
　　 ……
　　 若干年后，老秀才三福爷爷早已做古了，张伟华退伍后和李秀娥结了婚，并且生育了一儿一女。哥哥春海入了伍，后又考上了军校；妹妹春英考取了河北师范大学，现在定州市一所中学任教。老两口含饴弄孙，颐养天年，每天早晚形影不离地遛弯，故剑情深。“北京知青”张小武自从八十年代初回京后，四十年来一直音空信杳。就在今年春上，他和几个男女老知青故地寻访他们当年插队的地方，突然来到了我们村子。沧海桑田，已物是人非。张小武也已经两鬓斑白，日薄桑榆，再也不复当年的样子。故友相见，自然是感慨万分，激动不已，把酒言欢，欢笑情如故。
　　 去年，也正是在槐花飘香的时节，母亲离我们而去了。母亲临咽气前，我紧紧地握着母亲的手，想着母亲勤劳俭朴的一生，眼泪一个劲儿地往外流。母亲可能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艰难地说出了她一生中最后的一句话：“别哭……别哭……”
　　 然后，母亲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每年农历的十月初一，是中国人传统的上坟祭祖的日子。十月一那天，我泣拜在母亲的坟前。四野里荒草萋萋，入冬的冷风肆虐地在坟包间打着旋儿。穿越四十几年的时空隧道，我仿佛又闻到了那灿若云霞、沁人心脾的槐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