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出生的那一刻，就烙下了共和国的烙印，在五星红旗的照耀下，红领巾迎着太阳“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十年文化大革命，高考制度被废除，改为“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学员”。学制则缩短为2至3年。工农兵学员在学习期间的任务被确定为：“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这种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办学思想指导下的“教育革命”，打乱了原有的教学体系，致使教学质量严重下降，“走后门”上大学成风。因此，我们中学毕业就奔赴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77年8月，复出工作的邓小平，主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顶着重重压力，恢复高考招生制度。邓小平说，“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当年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文件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城知识青年、复员军人和应届毕业生，符合条件均可报考。考生要具备高中毕业或与之相当的文化水平。招生办法是自愿报名，统一考试，地市初选，学校录取……
　　 1977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新闻联播时间，播送了国务院、教育部关于在全国恢复高等院校入学考试的通知。消息随风飞快地传播，不久下垄钨矿教育办，以“大字报”抄录《通知》，在宣传栏张贴公布：“招生，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1．劳动知识青年可以报名，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这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主要的应试条件。
　　 记得，高考时间是1977年12月3日至4日，考场设在大余县中学，报考的是文科，报名费伍毛钱。当时我从知青点回矿，已经是国有企业职工，但期盼能圆一个大学梦。短短40天的复习时间，下井打风钻三班转，只能靠加班加点连轴复习，而且资料特别少，借用上初中弟弟的课本看，遇到不懂的也只能按照自己理解的去看，因为那时根本没有人指导。
　　 高考前一天，矿里派车送考生前往60公里的县城，入住余西街的东风旅社。我兴奋得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失眠到天亮。当年的高考由各省（市）命题，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江西卷文科作文题目是《难忘的时刻》。考试中，我欣然写道：“当我踏进考场的时刻，是最难忘的时刻，因为我从矿井深处走来！”，而糟糕的数学，一张120分的试卷，只考了15分，最终高考铩羽而归。
　　 我却心不甘，又备战1978年的第二次高考。那时，我调樟斗坑口任风钻工，居四人单身宿舍，拥挤嘈杂，下班常去樟河边，在上海插队知青陈汉民住处复习。临考前一周，应知青战友、老同学许雄辉之邀，前往左拔民管站，吃住他家一起温习功课，受益匪浅。同年7月20日至22日，我再次入住大余东风旅社，带着大山的重托走进考场，把命运和试卷再次关联，让青春年华恣意绽放。庆幸的是好友陈汉民考取了上海交大，许雄辉考取了江西大学。我虽可录取专科学校，非“心仪”而放弃，但一点也不后悔，仍然保持着那份激情，那份进取的心，因为我还做着大学的梦。
　　 1978年后，全国高考统一命题，试卷越来越难，并要加试英语，便转向成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1989年2月至1991年1月，我参加了南方冶金学院经济管理专业教学班，完成了工业会计、工业经济学、工业统计、财政与信贷、市场学、对外贸易、经济合同法、生产管理学、技术经济学、科技管理等10多门必修课程，获取了成人高等教育专业证书，助我扎根矿山献身事业。
　　 2017年，是恢复高考制度40周年。回想亲历第一次、第二次高考，虽然没有考上，但见证了国家的时代拐点，它对我的人生走向，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正是高考，扬起我学习的风帆，感念知识就是力量。今逾花甲，品尝过岁月甘苦，知道这幸福滋味。闲聊戏说著文字，快乐自己示后人。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