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一位名叫朱枫的中共女地下情报员接受党组织派遣，从香港前往台湾执行秘密任务；1950年2月，因叛徒蔡孝乾出卖，在她撤离到舟山（当时尚在国民党军队控制中），准备从沈家门渡海去上海时被捕，被押回到台湾，几个月后在台北马场町被枪杀，时年45岁。
　　 他，徐继武，一位具有特殊身份的红色特工，在朱枫被捕以后，从舟山前往台湾从事地下工作，也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一、一个陌生电话，探询“徐继武”
　　 2015年4月上午，手机铃响。翻看手机，那电话已经是第3次拨动，之前我手机没带在身边。那是一个陌生电话，来电显示是辽宁的，我还是拿起了电话。他一开口就称我“汪老师”,这让我有点疑惑。然而他很快就介绍说，他的爱人是徐继武的曾侄孙女，他姓安，说很感谢我写的《策反独立团》(此文2010年5月发表在《舟山日报》时题为《六十年前流传在衢山岛的策反故事》)，让他们找到了徐继武迷失的线索。
　　 《策反独立团》是2010年为纪念舟山解放50周年而写的一个真实故事，说到徐继武带着解放军三野第九兵团敌工部联络员王琦来衢山对国民党独立团策反的那段历史。
　　 安先生在电话中说，他们以前并不知道徐继武曾在舟山策反过国民党独立团，这事是在博客上读到我的文章后才知悉的。就想跟我联系，可博客是网名，他们就对我的博客进行了反复的查看，看到里面有《岛情海韵》书籍图照，上有作者的名字，猜想可能是我的真名，就在网上查找这个名字，结果在舟山中学校友会上查到了跟我一起的一批人，其中秘书长留有电话号码，就打了秘书长的电话，从秘书长那里获知我的电话号码，于是就联系上了我。
　　 安先生告诉我，徐继武的后人收到了徐继武烈士证书，可是不知道他后来做的是什么事，在哪儿牺牲，希望能领回骨灰盒安葬。他说徐继武的两个儿子在徐州，一个80多岁，一个70多岁,都上了年纪，长孙在滕州，都在乡村，不知道怎么样找寻。他的爱人是徐继武的侄孙女，是大学教师，子孙们就委托他们寻找线索。他问我是否知道徐继武后来的事。我跟他说我的材料来自跟徐继武一起去衢山策反的王琦的采访，我把跟王琦有联系的衢山镇干部联系方式告诉他。不过，我也提醒他说，徐继武离开衢山后去了何方，后来又怎么去的台湾,这样秘密的事，就是一起去过衢山策反的王琦可能也不知道，乡镇干部更不知道。他说，是的，他们正在通过更多方式找寻。于是我们互加了QQ等联系方式。而他也很快就把烈士证书发给我了。
　　 我也看到了有关网站刊发的“徐继武烈士家属的希望”，其文如下：
　　 “徐继武烈士（1895年出生，山东人），原系国民党部队48师师长。后经中共地下党派遣赴台工作，并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台湾遇难。其家属提供了徐继武的革命烈士证书和照片，希望能够找寻到烈士的下落，并将烈士姓名刻上北京西山广场英烈墙。”
　　 是啊，这是烈士家属的一点心愿，这是烈士应该的归属，这也是后人的一个心结。先烈们为了祖国的统一，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怎可让他们雄魂游离异乡，无以安息？
　　
　　 二、徐继武，曾是国民党中将师长
　　 徐继武（1895—1950），行武出身，山东掖县（今属莱州）人，早年在张宗昌直鲁军的徐源泉部当兵，从副官、营长、团长、旅长，一直做到师长。在团长任内同冯玉祥部在南口作战，光着膀子冲锋陷阵，打仗非常勇敢。1928年9月，徐源泉率三、四万人投降蒋介石，被蒋介石任命为48师师长，徐继武任该师143旅旅长。1930年中原大战，徐源泉在蒋军第3集团军总司令何成浚指挥下，积极对阎、冯作战。是年6月，48师扩编为第10军，军长徐源泉，辖48、41两师，徐继武任48师142旅旅长及“代理”师长（师长名义上是徐源泉兼，实际上由徐继武代理），开湘鄂西对贺龙红二军团作战。1936年11月，徐继武升任48师中将师长。徐继武的老同事，南京保卫战时任41师师长，后官至国民党江苏省主席的丁治磐对他是这样评说的：
　　 “徐继武，行伍出身，老粗不识字，大概会写自己名字，我在北方任参谋长时，徐在当团、营长，因打仗勇敢，表现尚可。徐为人深沉，颇能忍耐。……徐继武任第四十八师师长时，我还是旅长，但我以前当参谋长时都是我当家，很有权威，虽他的职位比我高，他还是对我很客气，还是称呼我参谋长。……但他有政治头脑，有些事比我精明，消息也灵通。”（《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第139页）。
　　 1937年抗战爆发后，第10军军长徐源泉率徐继武的48师和丁治磐41师由湖北船运到南京参加外围保卫战。当时，徐源泉这个军“以两师之众，只以步枪为重要之武器加入战场，兼未附属炮兵，加之在一月以前，老兵已被抽调，新兵入伍者不足一月……”（马振犊等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2：南京保卫战》第161页）,士兵绝大部分为刚征集的新兵。南京保卫战从12月3日开始，12月7日进入全线激战，到12月12日奉命撤退之前，国军进行了惨烈绝伦的英勇抵抗，短短几日内造成日军7000多人的死亡，国军付出的伤亡更加惨重。徐继武的师先被派守栖霞山，后被派守乌龙山要塞。他们顽强地与日军激烈战斗，徐继武在战斗一线指挥，打退了日寇一次次的进攻。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南京保卫战部队名单上就有他的名字。南京保卫战一役，48师官兵阵亡二千余人，损失几近1/3，可谓惨重。
　　 南京保卫战失败后，48师以城外丘陵地带为掩护，得以渡江撤离战场，经安徽回到湖北。1938年，48师又参加武汉保卫战，在太湖一带与敌激战，在水田中与日军周旋，切断日军后路，令敌人伤亡惨重。武汉撤退时，上级命令徐源泉在大别山区成立敌后游击基地，徐源泉不听命，擅自将所部徐继武的48师和罗树甲的199师撤江陵、襄河一带。徐源泉后来因此在西安军事会议上以抗命被解除军职，结束了军事生涯。徐继武的48师也因损失严重被并入41师，由丁治磐任师长，48师番号被撤销，徐继武师长之职自然就被解除了。据周景玉《七十自述》所说，抗战中期以后，徐继武任军委会中将高参，日本投降时，任国民党山东济宁区受降主任，以后又任江苏省政府顾问，所任职务都是闲职。
　　
　　 三、1949年9月，徐继武来衢山执行秘密任务
　　 1949年9月，就在国民党独立71师独立一团换防到衢山没几天，徐继武和第九兵团敌工部联络员王琦（化名王天国）身穿长衫，一副生意人打扮，也从上海来到了衢山。他们是奉上级之命到舟山侦察兼做策反工作，辗转经定海，再到岱山东沙，然后来衢山的。在东沙，他们找到了71师师长董继陶。抗战前，董继陶曾在徐继武任师长的48师担任过副旅长及代旅长等职，是徐继武的直接部下，徐跟他并肩作战多年，因此他们原想做董继陶的工作，但是看到董继陶态度傲慢，估计工作难做，两人就商量去衢山，因为从董的口中得悉周景玉的独立一团在那里。在衢山樟木山，他们找到了徐继武的老部下王圣泉。这王圣泉本名王明洙，据说是徐继武的亲戚，早年曾在徐继武的48师做过营长、团长及总部参谋处作战科科长，后来又任潍县、宜兴等县警察局长和江苏保安旅参谋长。王圣泉是几个月前从宜兴一路跟着周景玉来到衢山的，其时作为71师干部队上校队员，派独立一团服务。通过王圣泉，他们很快见到了独立一团团长周景玉。
　　 周景玉（1911—1985），山东安丘人，中央陆军骑兵学校马术科第一期毕业，1949年春担任国民党宜兴县长兼江苏省第七联防区少将指挥官。宜兴解放前夕，率所掌握的二个地方保安团约三千人，经当时的京杭国道逃到杭州，又辗转经浙东漂海至普陀山。在宁波庄桥时，奉当时京沪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命令，周的保安团整编为江苏保安旅，周景玉任少将旅长，王圣泉任上校参谋长。到舟山后，周部被并入从江苏崇明岛撤过来的暂一军，周景玉任该军第13师少将副师长（师长李焕阁），驻防岱山（13师师部驻衢山蛟潭）。不久暂一军缩编为独立第71师另二个独立团，周景玉任该师独立一团团长，从岱山移驻衢山岛。独立一团有二千五百余名官兵（其中有一个营分驻泗礁），人数是舟山国民党军队中最多的，“官兵素质亦最佳”。
　　 徐继武找周景玉，是因为周景玉也是他的老部下，抗战前周景玉曾在他的48师所属旅部做过中校主任参谋，两人早就认识。周景玉见老长官相访，自然是热情接待。但初来乍到，徐继武也不便直接向周景玉说明来意，于是找了一个借口说：“我想往黄龙山拜晤丁治磐主席，想一维持生活办法，顺便过此，特来访晤。”很快打听到丁治磐往广东开会后转赴台湾办公未回，徐继武就对周景玉说：“丁主席回期不定，我的家眷因在汉口不能住，新搬到徐州，生活十分艰苦，此地出海蜇，不如在此地买些海蜇回上海变卖，好接济家眷，还请贤弟多多提供方便。”周景玉见昔日有权有势的老长官这时如此穷途潦倒，心中不免产生了同情、怜恤之心，也就一口答应下来。
　　 于是，徐继武和王琦两人以收海蜇和海盐的名义，在衢山王圣泉处暂时住了下来，他们和周景玉等人经常在一起聊天，有空搓搓麻将，时而互相请客，结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他们谈政治谈形势，谈国军谈共军。在后来的一份台湾国民党“国防部”军法局对周景玉的《判决书》中，称徐继武在衢山期间“竭力代匪宣传，极端赞扬匪处政治，周以意志薄弱，颇为所动。”
　　 很快时间就过去二个多月。1949年的年底，徐继武回了上海一趟，次年一、二月间又来到衢山。这时，王圣泉也提出到南京寻觅家眷，向师长董继陶请假得准后，随同王琦一起乘船去上海。第九兵团敌工科长胡虹江把王琦和王圣泉两人带到浙东前线指挥所宋时轮司令员处，王琦向宋汇报了衢山策反工作成果和了解的情况，并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宋时轮对王琦另有工作安排，不再派往衢山。1950年2月，宋时轮派解放军驻宝山某师宣传科长李怀章（化名李超武）跟王圣泉去衢山继续进行原先了解敌情和策反国民党军官的工作。
　　 当时衢山驻军除独立一团外，在岛斗还有一个舟山防卫司令部检查站，这个检查站是一个特务组织，检查站站长陈林，是国民党七五三九部队特务组长张茜萍通过舟山防卫司令部安插在衢山的。
　　 船回到衢山以后，就被检查站注目。因为那船没有听凭检查站的命令，擅自在一个隐蔽处靠岸，再一个就是发现了王圣泉从上海回来。心顿存疑，邀功急切的陈琳就把船工阿四抓去了，阿四只是一个船工，什么也不知道，只是把进上海的情况说一下。自然不能满足陈林的心愿，把他关起来后，要请聘船工的本地医生毛静之到斗岛检查站接受审查。毛静之是王圣泉的朋友，马上去徐继武处问去与不去。徐继武说：“不要怕，胆大心细，不要乱说，就说我们是做生意的，他们要是把你抓到定海去，我这个老头子拼了命也要把你保回来。”
　　 傍晚时分，徐继武见毛静之没有回来，就跟周景玉团长商量对策。周景玉就电话通知驻守在岛斗的王营长，派一排人马至检查站，来要毛静之跟阿四，说是老师长的生意合伙人，团长有令要接回去他们了断。陈林一看一排荷枪实弹的士兵围着。陈林知道，这徐继武名声很大，在军队中很有影响，他后来去做生意也早有传说，此人颇有背景；而衢山又是独立团驻守，山高皇帝远，不可得罪；也问不出什么，虽心有疑惑，可没切实证据。陈林也只得让他们带回去了事。
　　 李怀章到衢山后，即请周景玉代为安插工作，冀图深入，但此时周的态度似乎有了变化，没有同意李的要求。李怀章见无法开展工作，不久就动身返回上海，为了解泗礁国民党军队情况，他途中在泗礁侦探，结果被国民党海军扣留。徐继武得到消息后，就前往泗礁，保释李怀章。当时江苏省主席、他的老同事丁治磐驻在泗礁，徐继武就在泗礁留了下来。未几，他接到了前往台湾进行地下党工作的指令，于是在1950年5月国民党军队从舟山撤离时，他就跟着丁治磐，到了台湾。
　　 《丁治磐先生口述历史》写道：“我撤到舟山时，他不知何故跟着我，但我没有名义给他。后来他又跟我来台湾。”
　　 再说李怀章于四月间获释后再次来衢山，继续做周景玉的工作，动员他策应解放军进攻舟山，周景玉以衢山无给养，如先行起义必遭国民党海陆空军打击等为由相拒绝，李怀章见周景玉不为所动，策反工作无望，这才转道返回上海。
　　 1950年5月18日，独立一团乘滦州轮从衢山撤往台湾，22日到达高雄。到台湾后，独立一团被并入67军，周景玉也调升该军67师第一副师长，但不久受徐继武一案株连，被台湾当局逮捕，判无期徒刑。王圣泉未随独立团撤往台湾，而是去了大陆，因而逃过了一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