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作诗擅长白描，文亦语出自然。即便是虚景，他也能实写，总给人以真实的感觉。《桃花源记》虽是虚构的世外仙境，而作者在虚景实写的同时，又实中有虚，使人费尽猜想，有意给人一种“似无非无，似有非有”的感觉。
　　 这种描写手法耐人寻味；所以自唐朝而后，读书人千余年来，都把桃花源当成洞天福地——皆知这里，尽是避秦乱，而隐居的遗民，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不过现如今，生活在桃花源的住民，却没有人自以为是遗民，他们也不曾遇着什么遗民。
　　 现代作家沈从文，在《桃源与沅州》中如是交待：从桃源县城坐船，沿沅水上行，在白马渡登岸，然后缘溪行，忘路之远近；乱走一阵，桃花洞便出现在眼前。那地方虽然不如何动人，竹林却很有意思，如椽如柱的大竹子上，留着前人用小刀刻出的诗句，为数还真不少。这里有一条溪流通向沅江。
　　 桃源有一种小划子，可谓轻捷、稳当又干净。它在沅水之上，堪称首屈一指。要是想去湘西旅行，可在沅水之滨——桃源魁星阁，顾妥那么一只小船，沿沅水溯流而上，便能直达目的地。一只桃源小划子上，照例要一个舵手、一个小水手。前面还少不了一个，既有胆量与力气，又有经验的拦头人。
　　 有了这样三个人，加上一个需要赶路，有耐心肯花钱，不嫌孤独的乘客，如此这般，在清明透彻的沅水上下游，那小划子便漂移起来。《桃源与沅州》告诉读者：在这种小船上作乘客而漂流沅水，最先见于记载的一人，很可能是楚大夫屈原。沈从文如是说：根据“沅有芷兮澧有兰”与“乘舲上沅”这些文字去推测，估想屈原当年，沿着沅水溯流而上，坐的就是这种小船，他也曾去过沅州。
　　 沈从文在《桃源与沅州》中这样说：离沅州不远，向上游去，有个白燕溪，且有芷草生于溪谷。这种兰科植物，植根于悬崖罅隙间，或蔓延到松的枝桠上；花朵下垂成一长串，长叶漂浮，风致楚楚；坐船去游白燕溪，船上人伸手可及；若崖石头过高，还可用竹篙将花打落，然后从溪中将花捞起来。这种兰科植物，花叶形体较建兰柔和，香味较建兰淡远。处于潕水之滨的芷江，也曾隶属沅州府，顾名思义，芷江这个地方，肯定出产香花香草。
　　 这里除芷草以外，还有不少香草香花，在溪边悬崖下繁殖。那黛色无际的崖石，那一丛丛幽香炫目的奇葩，那种小小回旋的溪流，合成了一个赏心悦目，而难以言说的圣境。现如今桃花源里，是不会有什么遗民的，而清朝初期，竟有这么一个人，自号南岳遗民，曾隐居衡阳石船山著书立说。这位被世人称为船山先生的学者，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
　　 船山故居湘西草堂，座落于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菜塘弯；这衡阳城乃是蒸水与湘水交汇处。湖南自古有三湘之称；何谓三湘，其说法不一。有一种说法是：蒸湘、潇湘、沅湘合为三湘。船山故居始建于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有茅屋三间，左为住房，右为书房。船山先生作为明末遗老，对于清朝的统治，采取完全不合作的态度，不但在政治上不合作，在学术上也完全与官方断绝往来。
　　 他隐居石船山，只为著书立说。久经浮沉忧患的船山先生，凭借深厚的学问功底，与同时代诸大师相比，虽然音学考据不如顾炎武，天文历算不及黄宗羲，然而在哲学思想的建树方面，已大大超越宋明道学的范畴，晚清重臣曾国藩对他极为推崇。作为明末启蒙思潮中最为突出的大师之一，船山公深刻影响了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后世思想家。
　　 由于船山先生著作未能广泛传播，以至于时人，对他的学术思想不能窥其全貌。后来是邓显鹤对其准确定性，才使船山先生学术得以显扬。邓显鹤是清末湖湘学派中一个重要人物，他广泛与湖湘名士进行交游，提携了魏源、邹汉勋、何绍基等后学英才。在邓显鹤的影响下，湖湘学派诸贤君子，无不以船山先生作为精神导师。
　　 作为湖湘学派一份子，曾国藩以自身的地位，而使船山先生的学说，更具影响力。在明朝灭亡后，面对神州沉陆，禹甸为墟，船山先生，不得不做首阳山下的遗民。他历尽千辛万苦，也矢志不渝，始终不为利禄所诱，不受权势所压。他在晦暗时代，为了坚守其正道，以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气魄，从事学问的探讨，他一心一意，探索天道之希微。
　　 船山先生晚年，生活极其贫困，从事著述，连纸和笔都要靠朋友周济。在他71岁时，清廷官员前来拜访，船山先生虽在病中，却拒不接受礼物，也不接见清廷官员，并写了一副对联，以表自己节操：“清风有意难留我，明月无心自照人。”令人敬佩的是：他以卓绝的学问，把生前扬名天下的机会，竟完全弃之一边——芝兰生幽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因穷困而改志。
　　 幽兰生前庭，含熏待清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具有幽兰之气；时暖暖其将罢兮，结幽兰而延儜——在《楚辞》中，描绘出香草美人，屈原当然不失幽兰之气，唯独不见船山先生，留下咏兰之作，也难免让人有些遗憾……
　　
　　 2017．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