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人，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在一个现实而又具体的历史空间里长久累积，逐渐凝结成一个精神的结石。这结石在白昼或在深夜，时时放射出一种深邃厚重的能量，远远超出了躯体的负荷。就连触觉，思觉，感觉都有可能被这种能量冲溃。于是，他们或歌或舞，或癫或狂，不停地奔走，不住地求索，想要寻求一种物质，一个空间来疏散这种强大的精神能量，使他们高速运转疲惫不堪的心灵得到一个暂时的安慰。这，就是几千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独立领域和空间的人们。他们在历史的夹缝中一代代传衍。这，就是中国的文人。
　　 两千多年前，屈子借文字来形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极度迷惘的心情。可以想象，这位饱含辛酸的中国士大夫摇琴佩剑，在不断失望的摸索道路上，犹如一个失落情人的痴子，不停地唱着离歌，更如一个令人可怜的失落心智的狂舞者。他，在政治与历史的夹缝中苦苦寻求，最终失望的殉身汩罗江。
　　 在屈公逝水的几百年后，中原之地，一处僻静的竹林里，又集结了七个同样求索的人——竹林七贤。他们弄琴抚阮，饮酒喝风，从政治历史的夹缝中彻底退身而出。那里再不是他们可以寄居灵魂的天堂，他们在那里找不到甚至是一线的希望。他们傲世，他们清高。可是，他们又多么无助。因为强大的精神希望竟找不到一块哪怕贫瘠的土壤来供他们作一块独立的心灵篱笆墙。他们，又在青山竹舍与历史的夹缝中败下阵来。
　　 唐朝，这个曾在中国历史上被盛誉的封建帝国，尽管有了辉煌一时，传承万世的唐诗，也容不下那些士子们忧郁而又彷徨的无奈。纵酒长歌如癫如狂的李白，感慨沉重思郁满腹的杜甫……他们只不过在用唐诗这样一个玩具缓解了一下心中的苦闷。那种能量还是得不到彻底的释放，仍关在那样一副副憔悴不堪的躯体中横冲直撞，找不到出路。他们，又从一种潇洒的历史夹缝中，以一个个浪子的身份拖着败落的残旗走向历史更深处。
　　 后来，宋朝，中国的千百个文士集聚一起。这是一个精神失落的年代。他们心绪紊乱，集体发疯。那个失败的皇帝李煜，那个失落的情子柳永，还有仓皇辗转的苏东坡，还有醉里春秋的辛弃疾……他们在时代这样一个破旧的庭院里支起精秀的锦屏，想要与世隔绝，把这里当作他们的精神疗养院，一时间，迅速宣传和扩张开来。中国的文士们相继在这里搭起了戏园子，不停地上演着一出出太虚幻曲，一本本文人悲喜的话剧。在后来的元明中，曹雪芹言伤，关汉卿言愤，汤显祖言痴，郑光祖言恨，马致远言荒……不都是一些在精神病院的角落里还一直抽搐着的中国文士么？他们就算躲到了与健康和阳光都相去甚远的荒凉之地，都难逃夹缝中的噩运。他们只得再次拖着再也舞不起来的水袖，再圆润不起来的喉咙，精神萎顿，口干舌燥地等待着大金女真的铁骑践踏南下。这个时候，就连那个毅身上马，以羸弱的文士之躯与虎狼之师相拒的袁崇焕不也在主权战争与历史河流的夹缝中翻身落马了么？
　　 如果中国文士能够一直在这样的环境中寻找，哪怕更失望，哪怕更失败，总算得有些慰籍的玩具来抚一抚心灵不断荡漾起的皱纹吧。可，1894年东海海平面上的一声炮响，真的叫这群一脸症容的文人们绝望了。李鸿章背着一身骂名，走出了封闭已久的国门，在欧洲的大陆上看到了另一副文士的扮相，他终于恍然大悟。只是奈何，再无回天之力。他匆匆写下了绝笔“劳劳车马未离鞍，临事方知一死难。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残。宝剑秋风孤臣泪，落日旌旗大将坛。海外尘氛尤未熄，请君莫做等闲看。”他的理想与大清朝的渔船一起，被火炮打成碎片，沉入了深深的海底。是因为他知道，文人，这个有着特使定义的种群，政治不赋予他们自由的言行，文化造就不了他们栖息的精神别院。他们可以做的只是一些诗章辞藻来供自己把玩。而这些被后人称之为作品的物件，在他们眼中只算得是某一时期内喘息时寥做的玩具。他们喘息后，又该何去何从？
　　 汩罗江畔的渔民打捞不起的是一种文人的精神；竹林之地，广陵散的琴声里，失传的是一种文人的希望；诗人们奔走放逐的脚步何尝不是一种文人天空失落后的穷途之哭？词人们跌倒后又踉跄站起，沦落的又岂不是一种文人的一线末路上阵地失守的挽歌？文人们仅仅残存的一丝脉络在海平面上的爆炸声中，也被体内郁郁纠结的能量结石爆破了。文人，在宏大的历史舞台中消失了，没留下任何一丝供后人寻找的气息。
　　 如今仍以文人自居的种群们，他们穿梭在道德与政治的夹缝里苟延残喘，早已忘却了文人的定义。而那些芸芸学子们，是出于一种真正的文化本能，还是出于一种对上品地位的羡慕？他们读书的目的是要做文人么？如今有多少文章在为模棱两可的礼仪道德和含糊不清的德才贤能充作弯腰谄媚的主儿？真正的文人在覆灭的一息间，已经把一副完整的文化坐标图付之一炬了，试问以今人自称的“文人”们苦苦追寻的，究竟是文化的坐标还是权力与威望的坐标？
　　 关于文人，关于文化，关于道路，何去，何从?
　　 2009.1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