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我临危受命，为自动化专业办厂。我勇于担当，不畏困难，立足学校，从无到有，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建成初具规模的仪表厂。今日忆起往事，仍激动不已，在那个动乱年代，我没有虚度年华，汗水凝结成人生光辉的一页。
　　 ——题记
　　
　　 一
　　
　　 1970年2月，我正在驻马店“五七干校”劳动，突然接到院革委会的紧急命令，调我立即回校，为自动化专业办厂。
　　 有人说“办厂难。”依我看“办校办工厂更难。”学校是教学单位，“清水衙门”，一无资金，二无设备，三无厂房，“白手起家办厂”，谈何容易！我这个厂长是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我与有关部门几经协商，才凑起几个人，大家一筹莫展，不是搞“三线建设”（指文革时逍遥派无事干，女人织毛衣、绣窗纱，男人装半导体收音机，因都含有“线”字，故戏称“三线建设”），就是坐在一起聊大天。
　　 我想：“万事开头难。起步好，就是成功的一半。”于是我和大家商量，校办工厂，就得突出“校”字，要结合专业，为教学服务，还要办出特色。自动化专业办厂，就得生产自动化仪表，所以厂名定为“仪表厂”。先易后难，那就从制造气动压力变送器开始吧。
　　 厂名定下来，项目确定后，我们立即开始行动。那时从日本引进的北京有机化工厂不但工艺先进，而且自动化水平高，那里一定有不少自动化仪表。于是我向在有机化工厂工作的老同学求援，好说歹说他才答应借给我1台气动压力变送器，而且只借1天，第二天必须“完璧归赵”。我如获至宝，拿回压力变送器，立即组织人员把仪表拆开，给所有零部件编号，然后进行测绘。我们7、8个人忙活了一天一夜，终于测绘完毕，第二天将压力变送器给有机化工厂送去。紧接着，我们绘制成正式的压力变送器零部件加工图及装配图。
　　 我们按照仪表图纸及技术要求，标准件购买，特殊零部件外协，易加工零件靠自动化教研室仅有的一台仪表车床，一台台钻，几件简单的工具，自己加工制造。1个月后，所有零部件备齐，就差1个仪表外罩。我就用铁皮敲出1个金属外罩，喷上鱼纹漆，竞与厂家生产的仪表外罩相差无几。经组装、调试，各项技术指标达到要求，气动压力变送器的样机终于试制成功了。
　　 看到自己生产出来的第一台压力变送器，大家手舞足蹈，欣喜若狂，立即让我把压力变送器送到院部。主管校办厂的总务长史而公随即拉着我一起坐着小汽车，向化工部报喜。
　　 仪表厂生产出第一台压力变送器之后，院领导开始对仪表厂“另眼相看”，于是给仪表厂添置了几台车床、一台铣床、一台磨床、一台刨床、一台立钻等加工设备，又调来几名工人，配备了技术员，仪表厂终于站住了脚。
　　 生产压力变送器，意在练兵。要想在众多仪表厂中生存，就得创新，研制新产品。我们得知化工部从日本进口1台靶式流量计，于是借来研究。我们发现日本生产的靶式流量计结构简单，技术领先，我国还是空白。于是决定研制气动靶式流量变送器。
　　 我们在日本样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测量机构零部件采用不锈钢；为便于现场安装，前后导管采用标准不锈钢管、法兰式结构。经反复试验，终于获得成功。然后推出4吋（Φ100mm）、2吋（Φ50mm）、1吋（Φ25mm）等系列产品，组织小批量生产。
　　 靶式流量变送器适于测量粘稠腐蚀性液体，用于石油、化工生产的流量控制，那时各大油田及化工厂争相购买，产品供不应求。河南一家化工厂，还拿着燃化部的介绍信来我厂求援，说是援助阿尔巴尼亚的一项工程急需一台靶式流量计，可惜当时我厂没有产品。于是我们开足马力，加紧生产靶式流量计，以满足厂方要求。有一次大港油田急需靶式流量计，他们一次就把我厂库存的24台靶式流量计全部拉走，还要求我们明年优先供货。在开封召开的流量测量研讨会上，我厂生产的靶式流量计受到好评，天津及开封水表厂都向我厂索要靶式流量计的图纸，准备加工生产。
　　 靶式流量计的投产，显得人员严重不足，于是学院从北京市招收一批徒工充实仪表厂。此时仪表厂已初具规模，工人60余人，分车工组、钳工组、装校组，还有技术组、后勤组。于是批量生产靶式流量计、压力变送器。那时仪表厂只有我一人是自动化专业教师，所以我既抓生产又抓技术，还要负责徒工的培养教育工作。我一心扑在仪表厂，没有休息日，俨然成了仪表厂的大忙人。
　　 厂里人员增多，问题也就复杂起来。要搞好生产，关键用好人。在重要岗位上，我配备能力强、懂技术的教师或工人当班组长。他们与我密切配合，生产管理井井有条，月月完成任务。仪表厂配有一名专职指导员，负责政治思想工作，一般情况下指导员不过问生产。仪表厂除生产外，还担负自动化专业学生的实习任务，根据教学要求，学生在车工、钳工、装校组实习，能收到理论联系实际的效果，所以学生、老师非常满意。总之，仪表厂的生产管理像一部乐章，和谐欢快地进行着。
　　
　　 二
　　
　　 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这话不假。自从仪表厂初具规模之后，仪表厂却成了随意安插人员的“收容所”，不管仪表厂是否需要，有人想进仪表厂，全凭学院领导一句话。当时学院没有结合的干部，屈尊到仪表厂安身，等待官复原职；毕业待分配的造反派来仪表厂劳动改造；化工部、学院有权势干部的家属，走后门到仪表厂“就业”等等。我一介书生，不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更不会与这些“有来头”的人打交道，所以吃了不少苦头。
　　 例如1974年，我厂指名调来一位支部书记，她叫余红，是化工部某局长夫人、院组织部干部。1969年学院决定外迁，她怕离开北京，靠人际“关系”调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后来学院又决定留京，她又利用手中权力调回学院。因工作暂时不好安排，学院让她在仪表厂挂职，不做具体工作，人称“高级书记”。她来后，指导员就提醒我：“我与她工作多年，深知其人老谋深算，阴险毒辣，望你多加小意。”果然她来后，说是不管事，实际上到处指手画脚，令我无所适从。
　　 不久，学院又给仪表厂专门配了一名工具保管员，此人原是学院幼儿园园长、副院长夫人、19级老干部。此人文化水平不高、不懂技术、工作能力不强，却有个嗜好，爱搬弄是非，喜欢私下散布别人的隐私。她表里不一，又是通天人物，仪表厂一旦有事，她就捅到院领导，致使仪表厂的工作非常被动。
　　 有一次，学校整顿纪律，发动群众揭发违纪现象，她竞私下里鼓动某青工写另一青工的大字报。该青工事后反悔，告知当事人，引起青工对她的不满；有一次我从天津仪表厂好不容易求援一批塑料表壳，她发现有几只表壳像是旧的，不经调查，不向我问明情况，竟向总务长告发：说我从天津买来一批废品，我几经解释，才消除总务长对我的误会。
　　 后来为落实干部政策，安排这位工具保管员任仪表厂副厂长。她不懂生产，不仅帮不了我的忙，还净给我添乱。她闲着没事，经常到车间转游。看见谁说话就批评，车床一停，就跑来找我，说某某没活干，叫我赶快去安排。我到现场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其实并不是工人没活干，而是在交换工种或研究加工技术，她认为车床一停就是停工，所以自己认为工人偷懒。因此工人背地里都说她活像个“女工头”。
　　 还有，仪表厂规模扩大，工具室不够用，我征得“人防工程”领导同意，他们给仪表厂提供一些砖瓦、水泥、砂石，我们自己动手扩建工具室。我带领厂里师徒几十人，利用休息日，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不到2天，新的工具室建起来了。扩建工具室时这位副厂长袖手旁观，工具室建成后，她却向总务长反映，说我们盖工具室动用人防材料（即备战物质）；年底仪表厂提前完成生产任务，她对产品技术指标根本不懂，又不是质量员，却向总务长无端说我以次充好，虚报完成任务。这些事，虽无伤大局，却使我多费口舌。她身为副厂长，本应协助我工作，却把自己当作局外人，有事不同我商量，却背后往上捅，不知居心何在。
　　 还有，我厂新来了一位造反派，虽是老钳工，思想却“左”得可爱，他姓白，名叫白永茂，文革初期，刮起改姓风。这位老兄觉得“白”不够革命，只有红才最革命，于是改姓红，人称“红永茂”。在他眼里只有他自己“马列”，别人都落后。经常挑拨干部与青工之间的关系，说青工不爱学习，纪律散漫，工作偷懒，一句话看不惯。而青工则向我反映，说他像个“监工”，背地里称他“白猫”，在有些问题上，他又是副厂长的应声虫。
　　 对这些问题，我无能为力，一时又很难解决，所以使仪表厂后期的工作，常常在磕磕绊绊中前行。
　　
　　 三
　　
　　 培养教育徒工是个大问题。这些徒工小的15岁，大的不过17岁，他们刚刚离开校门，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纪律散漫，不好管理。说轻了不听，说重了哭鼻子。每个徒工，我们都配有专人传、帮、带。我是厂长，他们的工作、学习我都得管。他们有事，也愿意找我解决，这帮徒工，整天围着我转。我懂技术、脾气好，又关心他们。他们也佩服我，我与某些徒工还成了“忘年交”，时隔10年，我又回到北京，见到他们，仍倍感亲切。
　　 由于师傅教得认真，徒弟刻苦学习，这批徒工不出一年，在师傅的指导下，就能加工仪表零件，3年全部出徒，都能独挡一面了。
　　 “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但那时却有人说：规章制度是套在工人脖子上的枷锁，须要统统砸烂。我觉得没有规章制度不行，尤其是我们厂，新手多，必须尽快建立各种规章制度，严把质量关，否则生产非乱套不可。我组织技术员，制定了一整套生产管理、各工种加工工艺流程、技术要求等规章制度，自刻自印，装订成册，人手一份，严格执行，保证了人身、生产安全和产品质量。
　　 我根据仪表厂“白手起家”的事迹编写了单口剧：《旧貌换新颜》，并参加北京市高等学校文艺汇演，获得编剧、表演二等奖。
　　 为扩大再生产，仪表厂又选择技术先进、加工简单、需求量大的机械密封组织生产，投产后受到厂家欢迎。为进一步提高产品质量，摸清机械密封国内外发展状况和先进水平，我带领技术员、工人，赴上海等地调研，历时1月有余，收获颇丰，为仪表厂的继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有人说：“一个人一生能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就算没白活。”我做到了，仪表厂从无到有，初具规模，发挥了我的聪明才智，我也从中受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锻炼，这是我在北京化工学院、也是我一生最为光彩的一页。
　　
　　 2017-12-14